（9）議會的兩大險情

現在我們就面臨著一個重大的問題——既然我們了解到議會是如此的愚蠢，那麼它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呢？

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議會必須存在，而且要永遠地存在下去。

盡管議會的運作要面對所有這些困難，但它仍然是人類迄今為止已經發現的最佳統治方式，尤其是人類已經找到的擺脫個人專制的最佳方式。

不管是對於哲學家、思想家、作家、藝術家還是有教養的人，一句話，對於所有構成文明主流的人，議會無疑是理想的統治。

不過，在現實中，我們的議會制度極有可能導致兩大嚴重的危險，這都是由群體的特性所導致的。我們需要在這裏將它們指出來。

第一大危險是不可避免的財政浪費。它是各種緊迫問題和當選群體缺少遠見的必然產物。

假設有個議員提出一項顯然符合民主理念的政策，比如說，在議案中建議保證使所有的工人能得到養老津貼，或建議為所有級別的國家雇員加薪，那麼，會出現怎樣的狀況呢？

於是我們就會看到，其他眾議員因為害怕失去自己的選民，就立即會成為這一提議的犧牲品，他們絕不敢無視後者的利益，反對這種提議中的政策。雖然他們清楚這是在為預算增加新的負擔，必然造成新稅種的設立。但他們不可能在投票時遲疑不決，因為增加開支的後果屬於遙遠的未來，不會給他們自己帶來不利的結果，如果投了反對票，當他們為連選連任而露面時，其後果就會清楚地展現在他們面前。

除了這第一個擴大開支的原因外，還有一個同樣具有強制性的原因，即必須投票贊成一切為了地方目的的補助金。一名眾議員沒辦法反對這種補助，因為它們同樣反映著選民的迫切需要，也因為每個眾議員只有同意自己同僚的類似要求，才有條件為自己的選民爭取到這種補助金。

議會將會導致的第二大危險，是對個人自由不斷增加的限制。

這方面看起來不那麼明顯，但是卻是十分真實的。議會總是認為自己有義務表決通過，但是由於眼光短淺，它在很大程度上對其結果茫然無知。

這種危險其實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即使在英國這個提供了最通行的議會體制、議員對其選民保持了最大獨立性的國家，也沒有逃脫這種危險。

我們必須要指出一點：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隨著真正自由的減少。

首先，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被制定出來，對一些過去公民行為完全自由的事務進行限制，強迫他做一些過去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同時，日益沈重的公共負擔，尤其是地方公共負擔，通過減少他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份額，增加公共權力取之於他並根據自己的喜好花銷的份額，進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

這種對個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每個國家都存在著各種具體的表現形式。正是這些大量的限制性法令的通過，才大大增加了負責實施它們的公務員的數量、權力和影響。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每增加一條限制性法令，就需要增加一批公務員負責執行它，或是讓那些從前的公務員權力更大，議會不斷地增加限制法令，就意味著對公務員勢力的不斷培養。

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這些公務員就會成為一個新興的貴族階層，最終有可能成為文明國家的真正主人。

這樣的前景殊為可怖，即使是一場革命，也很難動搖公務員的力量，因為在政府不斷更換的過程中，只有他們不會受到這種不斷變化的觸動，只有他們不承擔責任，也不需要個性，因此才能永久地存在，永遠地保存著他們手中的權力。

當一個人既不需要承擔責任，也不需要個性，還能保有永遠的權力時，那麼他和那些實施壓迫性專制的皇帝，又有何區別呢？不幸的是，就目前的形勢看來，我們的公務員階層，正在成為這樣的專制力量。

如果議會不斷制定一些限制性法規，用最復雜的條條框框把最微不足道的生活行為包圍起來，那麼就意味著公民自由活動的空間越來越小，公民的自由越來越壓縮，整個國家又將重回舊日的一片死氣沈沈之中。在世界各國的政界與學界看來，保障自由與平等的最好辦法就是多多地制定法律，因此它們每天都在批準進行一些越來越不堪忍受的束縛。

它們已經習慣於給人上套，很快便會達到需要奴才的地步，失去一切自發精神與活力。那時他們不過是些虛幻的人影，消極、順從、有氣無力的行屍走肉。

如果到了這樣的地步，那麼個人註定要去尋求那種他自己身上已經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的各部門必然與公民的麻木和無望同步增長。

因此它們必須表現出私人所沒有的主動性、首創性和指導精神。這迫使它們要承擔一切，領導一切，把一切都納入自己的保護之下。於是，國家最後就變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經驗告訴我們，這種上帝既難以持久，也不十分強大。

在許多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盡管表面上的許可使它們產生一種幻覺，以為自己還擁有這些自由。它們的衰老在造成這種情況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體的制度一樣大。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無法逃脫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