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議而不決的議會

議會之所以叫做議會，很大原因都是因為它只會展開議論，卻很難拿出一個決定。

事實上，這樣的情況早在16世紀就已經存在。在負責選舉教皇的紅衣主教團中，總是會爆發各種各樣的爭執，選舉教皇的工作也會因此而被無限期地拖延。後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紅衣主教們隱沒在一個封閉的住處，他們不允許離開這裏，直到他們作出決定，甚至連窗戶都被封了起來，只允許食物進入秘密會議室。

當一段時間過去後，封閉的室內溫度上升，悶熱的氣氛和需要換洗的衣服，更有益於他們盡快爭吵出一個結果。當議程變得更加深入時，食物的質量和數量被削減了，數十位與會的肥胖的紅衣主教們穿著惡臭的紅色袍服，食物降至每日一餐，與嚴格的修道院裏的見習修士的飲食標準相差無幾。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主教們還要經過相當長的一段爭吵。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局面，是因為議會中的成員，總是會受到暗示的影響。

議會中的群體很容易受到暗示的影響，而且像所有群體一樣，這種暗示都是來自那些享受名望的領袖。不過議會群體這種容易受暗示的特點，又有著一種很明確的界限，指出這一點十分重要。

比如說，在有關地方或地區的一切問題上，議會中的每個成員都持有牢固而無法改變的意見，任何論證都無法使其動搖。因為這些問題總是和有勢力選民的利益有關，像貿易保護或釀酒業特權這類問題，即使一個人有著天才演說家的口才，也難以改變一位眾議員的投票。

類似這樣的問題，這些選民在投票期到來之前就會發出暗示，足以壓倒來自其他方面的一切反對建議，使意見的絕對穩定得到了維護。

不過，這僅僅是議會的一個方面。每當涉及到一般性問題，比如說推翻一屆內閣、開征一種新稅等等，議會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見了。

盡管領袖的建議能夠發揮影響，不過這卻與普通群體中的方式有所不同。因為每個政黨都有自己的領袖，他們的勢力有時旗鼓相當。

這種情形的結果是，一個眾議員有時發現自已被夾在兩種對立的建議之間，因此難免遲疑不決。

於是，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經常會看到他在一刻鐘之內會做出相反的表決，或為一項法案增加一條使其失效的條款，例如剝奪雇主選擇和解雇工人的權利，然後又來上一條幾乎廢除這一措施的修正案。

出於同樣的理由，在每屆議會之中，都會有一些非常穩定的意見，也存在著一些十分易變的意見。大體上說，議會需要討論的一般性問題數量更多，因此，在議會中議而不決的現象司空見慣。之所以議而不決，是因為領袖永遠存在著對選民的擔心，從他們那裏收到的建議總是姍姍來遲，而這有可能制約領袖的影響力。

（4）議會中領袖的影響力

盡管議會總是吵來吵去，看上去總是以烏合之眾的形式存在，但我們還是無法忽視領袖的作用。

在無數次的辯論中，每當涉及到一個問題，議員們又沒有強烈的先見之明時，處在主導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領袖。

在一些人看來，議會是體現著民主精神的地方，是現代文明民族的理想，因此絕不應該存在著領袖或是強勢人物。然而我們要說，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在議會中，這些領袖的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每個國家的議會中，都可以看到他們以團體首領的名義存在著。他們是議會的真正統治者。因為根據我們的理論，群體絕沒有遠見，因此，組成群體的人沒了頭頭便一事無成。

正因為如此，我們也可以說，議會中的表決通常只代表極少數人的意見。然而雖然是這樣，議會還是與普通群體有著不同的地方，領袖的作用也遠沒有普通群體那麼強大。

議會領袖的影響力總是處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提出的論題，總是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們的名望。這一點最好的證明是，一旦他們不知因為什麼情況威信掃地，他們的影響力也隨之消失。

這些政治領袖的名望只屬於他們個人的魅力，與頭銜或名聲無關。關於這個事實，我們有著非常具體的例子。

在1848年國民議會的大人物中，路易·拿破侖在兩個月之前還無所不能，轉瞬之間卻變得無足輕重。

著名作家維克多·雨果也是議會成員，此人機智幽默，極富口才，人們聽他講話如同觀看喜劇演員的表演一樣，但是他卻並不能博得多少掌聲。議員們不喜歡他的那些想法，盡管他們承認他是法國最了不起的作家、最偉大的演說家，盡管他聰明過人、智力超強，卻絲毫也不受人尊敬。在召開議會之前，他還有些名氣，但在議會裏他卻籍籍無名。

對才華橫溢者無動於衷的地方，莫過於政治集會。它所留心的只是那些與時間地點相宜、有利於黨派的滔滔辯才，並不在乎它是否對國家有利。

如果一個人想要享有1848年的拉馬丁以及1871年的梯也爾得到的那種崇敬，那麼就必須要有急迫而不可動搖的利益刺激才成。一旦危險消失，議會立刻就會忘記它的感激和受到的驚嚇。

我們知道，群體一旦效忠於領袖，不管是黨的領袖還是國家的領袖，它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個性。服從領袖的群體是處在他的名望的影響之下，並且這種服從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因此，享有足夠名望的領袖幾乎掌握著絕對權力。一位著名的眾議員X先生在多年時間裏因其名望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在上次大選中由於某些金融問題而被擊敗，此事廣為人知。然而他只消做個手勢，內閣便倒臺了。

這位X先生，我們要為他付出三倍於通常讓我們付出的代價。主要是因為這個人，使得法國在馬達加斯加的地位長期岌岌可危，又在南尼日爾被騙走了一個帝國，法國人甚至失去了在埃及的優勢。X先生的謬論讓法國丟失的領土，比拿破侖一世的災難有過之而無不及。

然而對於這種領袖，我們卻不必過於苛責。不錯，他使我們損失慘重，然而他的大部分影響力都是因為他順應了民意，而這種民意在殖民地事務上，目前還遠沒有超越過去的水平。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領袖很少超前於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幾乎總是在順應民意，因此也會助長其中的所有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