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民族精神的深層作用

說到底，廢除還是保留普選制度，對於一個民族來說，並沒有什麼要緊。

不論是限制群眾的選舉權，還是把選舉權不加甄別地廣播出去。

不論民眾的選舉權是在共和制下行使，還是在君主制下行使。

更不論是在法國，還是在德國，或者是在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時，選舉制度的效果都是一樣的。說一千道一萬，民眾的選舉結果，所要表達的只不過是一個民族潛意識的向往與需要。

假如民眾未曾呼喚一個統一而強大的法國，拿破侖即使具備再大的威力，也不可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就成為法蘭西民族的領袖。

假如民眾未曾向往著從宗教和貴族的羽翼下面解脫出來，被記入1789年史冊的就將是幾個匪徒的陰謀暴亂，而非一場曠日持久的大革命浪潮。

由於法蘭西民族的性格特征，使得它的民眾絕不可能忍受任何刺激，只要對他們稍加撥弄，他們就會因此而陷入極端。羅伯斯庇爾也好，拿破侖也罷，甚至遠到德國的俾斯麥、意大利的加富爾，他們所做的事情，也都是民眾急切渴望的事情。

所以說，在任何一個國家中，任何一個當選領袖的意見，都會反映著這個民族的稟性，而我們看到，這種稟性從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世世代代地流傳下去，從來都不會出現顯著的變化。

在這裏，我們再一次地遇到了民族這個基本概念。在前面的研究中，我們也曾多次遇到它，現在我們一定會得到最新的認識。那就是各種制度和政府對一個民族的生活來說，只能產生很小的影響，它主要受種族的稟性支配。換句話說，我們世世代代都要受著某些遺傳品質的支配，而所謂的稟性，正是這些品質的總和。

因此，無論情況多麼錯綜復雜，種族和我們日常所需這兩架枷鎖，乃是決定著我們命運的神秘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