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研究者意圖彌合這種多元現實的分歧，建構一種調和性的路徑，並意圖嫁接出一個中國式新聞專業主義。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將新聞專業主義與中國情境結合起來，使之實現邏輯自洽。有學者主張拆解新聞專業主義的要件，取其適合國情的部分，建設體制內的新聞專業主義(樊昌誌,童兵,2009)；有學者主張將新聞  專業主義鏈接“文人論政”傳統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將媒體依導向主義和專業 主義的標準分類運作(支庭榮,2014)；有學者主張在文人知識分子的“底色”中尋求  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替代資源(芮必峰,2010)；有的主張循序漸進，制定逐步實現新聞專業主義的步驟；有的在狹義新聞專業主義範圍內展開討論，精進操作技藝， 推進實踐性新聞專業主義，以謀求拓展微小空間(李紅濤,黃順銘,2014)；有的主張  依據國情，在新聞專業主義的基礎上發明新概念，如“發展新聞專業主義”(楊保 軍,2013)。無論這些路徑、步驟和問題建構指向何處，它們都意味著變異和差異產   生的可能性，意味著“新”的醞釀。 

四、一個新聞專業主義遊牧空間：“凝視”普利策獎

正如杜贊奇(1995/2008)所提示的，理解歷史的建構應該關註外來事物、制度本   身的邏輯乃至偶然性。理解新聞專業主義的遊牧，不僅需要對制度情境進行分析， 外來事物和偶然性因素也是重要的視窗。

普利策新聞獎是新聞專業價值的像征，也是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承載“容器”和範例。作為世界最知名的新聞專業獎項，它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受到中國新聞學界和業界的矚目，隨後，一年一度的普利策獎評選和頒獎越來越受到關註。在網絡化、全球化的今天，這一獎項超越異域邊界，通過去轄域化的賽博空間，周期性地傳播到中國新聞人的話語空間，介入他們的話語論述“河流”，並激發關於  新聞專業主義的想像與討論。如果說新聞專業主義是像征資源褶皺中主體遊牧的產物，那麽普利策獎提供的就是一個臨時生成的遊牧空間，即一個遊牧主體翻越符號藩籬、脫離同一性編碼和反抗意義等級制的話語空間，一個萌生思想、情感與實踐行動的“塊莖”（rhizome）。在新聞專業主義“可欲與可得”的困境中，“凝視”        普利策新聞獎是特別的像征儀式，它的遊牧政治通過鏡像、“凝視”與閾限這樣的  文化機制來運作。

早在20世紀30年代，拉康就討論了“凝視”對於自我的構成功能，並先後引入“鏡像階段”和“想像界”的模式來做理論化的闡述。他的鏡像階段理論建立在一個鏡子裝置的基礎上，而這個鏡子裝置同時也可看作是一個觀看裝置，一個捕捉和結構我們的表意活動的裝置——理想自我的構成是通過認同我在鏡中所看到且是想像地看到的那個鏡像而完成(吳瓊,2010)。普利策新聞獎對於中國新聞業來說，在某種意義上正類似這樣一個鏡像裝置。正是通過這個觀看裝置，借由這種鏡像“凝視”，新聞人省察自身的制度環境，展開關於榮譽、聲望、職業成就和社會承認的想像，並編織未來新聞業的理想圖景。

普利策新聞評獎既是一種歷史傳承，也是一次行業盤點，是專業精神的濃縮，也是一個重申規範和準則、共享意義和信仰的周期性儀式。塗爾幹(1915/2006:367)    指出，儀式首先是社會群體定期重新鞏固自身的手段，因而具有社會整合的作用。像征人類學認為，儀式是信仰的表征，是參與和分享，是情感的喚起和精神感召。儀式是對社會需要的回應，儀式過程更是人類創造意義的行為。儀式與其社會情境之間存在一種相互專註的情感連帶和關註機制，它形成一種瞬間共有的實在，形成群體團結和團體成員身份的符號。(格爾茨,1973/2008；柯林斯·蘭德爾,2004/2009:36；歐文·戈夫曼,1959/2008)而這種情感連帶與儀式過程，包含閾限的交融性(維克多·特納, 1995/ 2006:129)，也構成了“凝視”的過程與意義。普利策 新聞獎在網絡社群中的凝視、讀解與像征運用，成為一種濃縮的多樣態的文化實踐：比如業務技能的學習和討論、召喚身份認同、探析行業前景，並藉此展開制度性反思。它一方面刺激新聞人的理想主義憂郁感和“生活在別處”的迷思，也使得  這樣的一些問題得以集中浮現：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到底將走向何方？是堅守為“不死的神話”，是幻化為真實而又虛無的“異托邦”(米歇爾·福柯,1966/2002)，還是成為一種調和化了的中國式新聞專業主義？在這其中，個體的主體性如何呈現，新聞人該如何處置自己的身份政治。所以凝視普利策獎是一個文化整合的機會，是新聞闡述社群的一次精神閾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