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化改革、新聞視野的開放和範式的轉向，新聞像征資源在實踐領域內形成了多種範式的競爭和博弈，業內新聞評價標準、價值理念和闡述框架出現分化和破碎化。從德勒茲的“眼睛”看來，多樣化、分化和破碎化即是生命主體的“逃     逸”（nomad），在其裂縫中劃出逃逸線（flight    lines）。逃逸線存在於像征資源褶皺的深處，生發於一些“點”、碎片或者塊莖，這些點可以是人物、形像、事件，  也可以是儀式或話語，可以固化為文本，也可以流動於實踐之中，群星閃爍，燦若星河。那些“另類”的中西方著名新聞工作者、新聞媒體以及經典的新聞作品、新  聞事件（如法拉奇、克朗凱特、丹·拉瑟、華萊士、彼得·阿內特、“60分鐘”、《紐約時報》、“水門事件”、“五角大樓文件案”、“掏糞運動”、普利策新聞獎、密蘇裏模式等等），那些曾以辦報重入輿論中心的文人知識分子（如梁啟超、章太炎），以及那些兼承報國精神和西方新聞業氣質的民國傑出新聞人和新聞組織（如邵飄萍、張季鸞、新記《大公報》、儲安平等），無不以文本、影像、案例、符號和作品呈現在新聞課堂、業務論壇、電子博客、虛擬社區等不同形式的話語空間。歷史與現實交光互影，“潤物無聲”地為中國新聞業新型實踐提供替代性的像  征資源，培育新聞工作者與準新聞人的專業意識和職業夢想。這些外部的、歷史的、異質性像征資源的氤氳配合著“成名的想像”，塑造著主體的實踐行動及其話  語，不斷開辟著思想的遊牧空間和逃逸路線。

當我們回顧1990年代以來新聞專業主義的歷程，它既是思想遊牧的產物，也實際處於一種遊牧的狀態之中：一種流散的、未科層化的自由支配狀態。它體現為一種持續“生成”之中，突破嚴謹固定的符號體系藩籬，掙脫同一性和權威資源的像  征暴力，發揮“逃逸路線”的功能(汪民安,2013: 274)，生動、鮮活、充滿創造力， 但是，它又處於的邊緣、局域地帶，具有之間性、實驗性和脆弱性。新聞專業主義話語雖然在研究領域以及部分實踐社群中成為“主流”的語匯，但是它從未進入國  家主導性的像征範疇，也難以與市場績效主義相兼容，它的獨立和對抗精神與權力精英的國家主義底色相悖。因而，新聞專業主義在體制內至今沒有合適的話語登陸點和正當化表述，也不足以支撐起一個強有力而持久的實踐空間，流散化、碎片化、不確定性和未完成形態是它的主要特征。

在事業原則和有限空間之下，新聞專業主義的改造實踐是通過對既有制度和像征資源的策略性運用和索引性表達來完成的，改造者必須尋找出體制與實踐的話語相容點，並借此建構一套與原有規則似是而非的新話語體系。盡管這個新話語體系在不斷“構築、闡述與正當化”新聞人的專業主義實踐，但它對正統意識形態權 力的解構能力始終是有限的，在生存邏輯上難以逃脫市場和國家的雙重收編(周翼虎,2011)。而在一個價值感殘缺而分裂的新聞界，無論是依靠道德勇氣，還是市場   空間，新聞專業主義沒能培育出它的理想面貌，未能廓清它在中國情境中的內涵和外延，也未能進入預定軌道。在這個變革的年代，人們見證了市場社會如何將媒體工作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見證了政治化新聞體制所力圖壓抑的  各種社會要素如何破繭而出，成為新秩序的基礎。然而，伴隨著改革的進展，在一些面臨選擇的十字路口，那些構成舊秩序的社會關系和力量重新登場與作為新的宰制力量的市場驅逐力量合謀(汪暉,2008:2)，迫使新聞專業主義重新沈潛於像征資源   的溝回地帶和褶皺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