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有一點極難拿捏，就是有關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易描實，因為這種人常示人以思想，轉述他們的思想，搞不好就讓人誤以為是創作者的思想。孝賢以前的作品里還沒有出現過這麼多的知識分子甚至有關他們的命運，這一次陷阱得以渡過，是孝賢拍“天意”，以“自然法則”出入，是以知識分子展現為現象，“自然法則底下人們的活動”。由此反觀回去，孝賢的電影美學其實一向如此，照說本不該對孝賢有“大題材”“小題材”的要求。這種要求，如果不是投資者的廣告手段，就是某某分子自作多情的偏狹。中國大陸電影受“大題材”之誤，其實已到了甘心情願的地步，又常常是哲學之狼披上庶民的外衣，狗嘴里偏吐出象牙來，觀眾不傻，當然將“悲劇”作“喜劇”看。我若濫好心，倒可以拿大陸的例子來勸孝賢，可孝賢在這方面是“免疫”的。所以找指《悲情城市》為大樹，是指人物關係龐雜，卻自然生長為樹。 

所以這“歷”這“史”，才來得活，來得潑。其中各色人等，若大風起，不同樹木，翻轉姿態各異，卻無不在風向里。小角色妄得一個“風”字，大師只恣意寫樹。

孝賢的難學也在這里，看就是了。這類東西盡可以分析，盡可以研究，但生猛海鮮常可輕易擺脫抽象之網。此，也是我認為的孝賢的好，自己總是再看一遍又不同一遍。細想道幾年的交往，孝賢原來沒有說過幾句話，倒是我盡在聒噪，悔得躲在床上學曾子三省吾身揪頭髮。 

孝賢他們那晚在我屋里坐，真是天地不仁，溫度幾近於零。我心里甚替天意過意不去，大家卻聊得好。終於又是離開，孝賢他們走到院子里，打開車門，進去，車發動了。因院子里路不得回轉，車打亮燈後，倒行出去，讓人覺得告辭像一段影片倒放。 

其實是不可能再正放了，孝賢他們此去，返回臺灣，還有下一部影片要做。我看著一行人離去，如我每次看孝賢的片子之後一樣，心中只有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