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候，民歌排行榜是靠聽眾寄明信片來統計，真的就有聽眾號召周圍的同學多寫明信片投給心儀的歌手。買不到或買不起唱片，學生們就自己跟著電臺的節目翻錄一卷卷的錄音帶，而"代客錄音"的業務也相應出現。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創作歌謠排行榜"一開始本以民歌為號召，《民生報》記者涂敏恒為此還寫了一篇現代民歌發展小史，提到黃曉寧、洪小喬、胡德夫、楊弦、李雙澤與"淡江事件"，並特別強調其中的"民族情感"，然而後來主辦單位根據音樂學上"民歌"的定義，為免混淆，把此一票選活動定名為"創作歌謠排行榜"，其宗旨即為"鼓勵創作，以期提高歌曲的水準"。

校園歌曲的聲勢於1980年左右達到最高潮。除了唱片的出版與傳播媒體的大量推介之外，政權亦在這一年展現肯定校園歌曲的姿態，如國民黨青工會旗下的《自由青年》雜誌即在1980年初舉辦了一次座談會，肯定了"校園歌曲與民歌"的地位，另外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也在當年成功嶺大專生暑訓演講中以當時最受矚目的，連他本人"也深深感動"的《龍的傳人》為主要話題，甚至動手改寫了幾句歌詞。

從造型來看，流行歌曲的歌星多半衣著華麗，女歌星以濃妝為主，照片拍攝上眼睛對著鏡頭，講究打光，常會擺出特殊姿勢，而校園歌曲的歌手延續了現代民歌的風格，以接近當時一般大學生日常打扮為主，照片上歌手的目光甚少對著鏡頭，背景也多半以戶外的樹林、草坪為主。

此外，陶曉清本身的電臺節目"中國現代民歌"，也在"中廣"當時的總經理堅持之下，改名為"中西民歌"，而與《滾石》合辦的年終排行榜在1979年之後的上榜歌曲更幾乎清一色是"校園歌曲"，《滾石》雜誌更轉化為1980年代引領國語流行歌曲風騷的滾石唱片，中國現代民歌本身已不能成為可以凝聚力量的招牌。

二、這一代的歌這一股"唱自己的歌"的熱潮，迄今已受到廣泛的注意與重視。雖然許多人仍在懷疑，甚至基金會本身亦時常檢討，對於鼓勵年輕人創作歌曲的熱狂是否得當？而以這般非正式音樂科班出身的人來寫音樂，是否會使音樂的水準降低？我一直耿耿於懷不能釋然！然而，"我們需要有自己的歌，以及年輕人創作的欲望"這個事實卻是不容忽視的。

對主導的陶曉清來說，此刻現代民歌成為流行歌曲已是既成的事實，"不管古詩詞或新詩詞譜曲，創作歌曲或校園歌曲，都是流行歌曲的範疇"（熊傳慧語）。

"民風樂府這個名字，是由陶曉清當時在臺大教書的好友方瑜取的。1980年，方瑜在《我對民風樂府的期望》一文中說道："……不常見面但很知己的朋友陶曉清，打電話來，要我為現代民歌的聚會想個好名字。聽著她爽朗清潤的聲音，很自然地就想起民風樂府這四個字。"陶曉清在2004年回憶道：民風樂府曾經在1981年的7月到1982年的8月間，在聲寶視聽圖書館舉行過一系列的小型發表會。節目除了演唱，還有創作人對作品的解說。小小的會場每次都擠滿了年輕的觀眾。幾乎所有的創作人都曾在這個小空間出席過作品發表會，梁弘誌與鄧禹平只是其中的兩位已經離開我們而遠行的朋友。

民風樂府這個名稱一直深受民歌界朋友的鐘愛，不過後來我們想獨立出來，就去臺北市政府登記成為業余演出團體。當時被逼得非要在名稱上加一個尾巴在"歌舞團"或"綜藝團"中，我們選擇了綜藝團。然而我們心中一直覺得很不開心。直到1995年舉行過了"民歌二十年"演唱會之後，"民風樂府"正式轉型成為"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一轉眼又是將近十年過去了。

平日民風樂府並不存在，而只有在活動的時候才"臨時成軍"。1983年，陶曉清結識"雙溪啟智文教基金會"的總幹事方武，合作舉辦了"牽著他--為雙溪啟智文教基金會義演"演唱會。名字來源於賴西安為這次演出而寫的歌《地球的孩子》中的一句歌詞"牽他的手，牽著他慢慢地走"。為雙溪舉行的義演共舉辦過三次，節目單上印著這些名字：黃韻玲、於臺煙、曲佑良、林良樂、范怡文、殷正洋、庾澄慶、曹松章。

與民風樂府同時的另一個值得註意的實驗性團體是"天水樂集"。天水樂集工作室是由李壽全、蘇來、靳鐵章、許乃勝、蔡琴、李建復六位民歌風潮中的佼佼者所組建的，他們均在工作室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李壽全擔任工作室作品的策劃及執行制作人，蘇來、許乃勝、靳鐵章則負責詞曲的創作，而蔡琴、李建復則用各自的歌聲來充分表現工作室集體創作的作品。

1995年舉辦過"民歌二十年"演唱會後，民風樂府正式轉型成為"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民風樂府以"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的名義進行各種民歌紀念活動，在臺灣引起很大反響。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臺灣唱片工業呈現出群雄並起、新舊交陳的現象，新成立的唱片公司如拍譜、新格、滾石、飛碟、東尼、鄉城、光美等與以前的唱片公司如四海、歌林、海山、環球等，不久就演變成由滾石、飛碟兩大唱片公司主導1980年代國語流行歌曲走向。滾石唱片由民歌運動中的主要平媒《滾石》雜誌轉化而成，創始人是段鐘潭與段鐘沂兩兄弟；而飛碟唱片的創始人卻是民歌運動中最重要的民歌手之一吳楚楚。

天水樂集工作室的意義並不在於它推出了這兩張力挽狂瀾的經典專輯，而在於它的出現在臺灣樂壇上首開獨立制作唱片的音樂工作室的先河，建立版權和版稅觀念，為現代流行音樂的專業化制作開辟一條新的路途。

除了天水樂集，同期其他比較著名的工作室還有羅大佑、邱復生、張艾嘉的"果實"，李壽全的"李約"，鈕大可的"赫立"，譚健常的"巨翼"，陳揚的"比特"等等。

如今，各種民歌紀念活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人們大多都在懷舊，懷念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發出的各種聲音。懷舊不僅僅是因為對現階段匱乏的背叛，更是一次對內心深處的最遙遠也是最艱難的回返。

民歌手因同時具備演唱與創作詞曲的能力，使樂壇上出現創作型歌手，同時因反映時事、批判社會的歌詞，也開發出人文歌手的稱號，使民歌運動之後的流行音樂產生更多的風貌。繼羅大佑被譽為批判歌手之後，國語歌壇的黃舒駿、鄭智化、陳升，臺語歌壇的陳明章、朱約信、蕭福德、伍佰、林強，都以關懷社會、重視人文的風格出現。另外像李宗盛、吳楚楚、邱晨、葉佳修、羅大佑等民歌手，已由歌手--詞曲制作--經營人的轉換，造成1980年代流行工業的生產的變化，同時加速校園歌曲向流行歌曲的轉化。

2005年，現任"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理事長的吳楚楚在接受采訪時表達了自己對民歌運動終結的看法：民歌其實從來沒有沒落過，"如果重視的是背後的原創精神，不止不曾沒落，反而愈發壯大，鼓勵更多人走上音樂創作道路，哪怕表現手法不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