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德里達把盧梭的《懺悔錄》看成是一個文本，並且把它置放在盧梭寫作的其他文本中，它們構成了一種意指關系。《懺悔錄》被看成是最真實的個人心理傳記，最誠實的內心表白。但德里達卻把它看成只是一種文本，只有文本。這無疑是對當時流行的心理學分析的質疑。只要是文本，它就必然進入一種文字系統和讀物系統。對於這個系統，德里達的策略就是得用修辭學的方法，找到替補的主題，替補的表達方式，在那裏，起源與依據都不可靠，只有解釋之鏈在起作用，而替補式的解釋無疑是對無的訴說，是對要說出的東西的掩蓋，替補是一個盲點——德里達說，是開闊視野而又限制視野的未見物，文本只是圍繞這個盲點而排列開來的，“對這個系統，我們既了解，又不了解。”德里達的“替補”概念與其說是對文本不可知論的極端發揮，不如說是把文學性修辭的批評方法推到一個全新的階段，在這裏，哲學與文學被最大可能的混為一談。

五、可歸納的解構方法

多年來，人們總是試圖概括解構的方法論活動，總是要找到一個系統的規則和方案，其結果當然是功敗垂成。解構就象是一出舞台劇，任何一次的演出都不盡相同，或者說象是足球賽，同樣的規則，卻是完全不同的場面。這使人覺得規則和方法只是在具體的場景中才有意義。解構分析總是面對具體文本才有用武之地，不管是德里達還是他的美國同行。但是不管如何，我們在闡釋解構主義時，我們還是能看到一些策略和方法在起作用，不是去歸納它，把它教條化；而是去接近它，呈現它的活力。

總之，在德里達的閱讀中，哲學文本與真理接近的神聖性與權威性被打破了，對於德里達來說，哲學文本與文學虛構文本並沒有本質區別，它都是一種表述，充滿了修辭策略，都是語詞的自為運動。以西方的形而上學的方式，並不能把握真理。德里達的質疑顯然徹底而不留余地，他總是追蹤知識發生的可能性，把它們處理為不可能的夢想。所有的知識發生起源都是不可靠的，都是人為的增補，隨後則是延異和替換。德裏達一路運用顛倒等級的方法，把那些理性設計的優先項目，那些以邏輯規範建立起來的意義秩序加以瓦解，揭示概念與概念之間的推演不過是隱喻的替換而已，理性、邏輯和真理的在場都是不可能的夢想。很顯然，在我們的分析中，德裏達的思想並不是不可理解，他的“補充”概念也不是不可捉摸，抓住他的幾個要點：其一，解除知識發生和起源的依據；其二，把它的推論看成是延異的過程；其三，概念之間的邏輯推理只是隱喻的替換；其四，文本的動機和效果總是自相矛盾的，在文本間性中，作者的意圖總是有自相矛盾之處。其五，利用那些微不足道的字詞作為切入點，這些邊緣的從屬的等級，如何顛覆了那些主導主題和意義中心。補充作為一項玄奧而奇妙的解構活動，它的方法帶有鮮明的文學修辭特征，它對文學批評無疑是可以借用的方法。在今天看來，人們依然承受著如此強大的在場的壓力，如此宏大的起源性的歷史的支配，這一切都以符號的形式，以無可辯駁的力量在起作用。“補充”的概念給予我們提示的是無止境的反思動力。

德里

達拆除中心與起源的做法，把理性邏輯看成是一種修辭性替補，對西方形而上學歷史構成巨大挑戰，他的分析看似隨意感到荒誕，卻顯得那麽巧妙而令人信服。盡管說正統哲學可以拒絕並回避他，甚至發起象在1992年的劍橋大學那樣的事件，但德裏達的影響卻是深入人心，他使人們對真理的絕對性，對起源的優先性再也不能那麽武斷堅定。在非哲學領域，特別是文學批評領域，德裏達的這套解構策略則顯示出他的無窮活力。通過他的這些見解和方法——正如喬納森•卡勒所說：“解構展現了一切文學科學或話語科學的不可能性，從而將批評研究帶回到闡釋的任務上來。例如批評家與其借用文學作品來發展某種敘事詩學，莫如研究個別小說，以便弄清它們是如何阻礙或顛覆敘事邏輯的。曾經被結構主義編入廣泛、系統化方案的人文科學現在被敦促回到細讀，回到‘將本文內部意指作用的各種沖突力量細心區別開來’。”（參見喬納森•卡勒《論解構——結構主義之後的理論和批評》英文版，倫敦，勞特萊支公司出版，1983年版，第219 頁。譯文亦可參見中文版，陸揚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98頁。譯文作了較大改動）

試圖把解構理論加以規範化的理解不僅是危險的也是困難的。解構理論本身就包含著一個矛盾：解構理論離不開它所批駁的形而上學和語言學系統，解構理論事實上也在自由運用它以前的術語和概念。為了填補先前的各種理論缺口，解構理論實際已經受到它所反對的傳統的損害，被閹割了的解構理論很容易同化於學院派的主流之中。米勒在1976年就展望解構策略的規範化未來：“這些關於文學的假說與英美的文學研究中許多傳統假說大不相同，但過些時候將被同化。將來它們會被其他理論所采用，受到檢驗、責難、駁斥，或許最終將自然而然地以某種形式被規範化……”（J •希利斯•米勒：《斯蒂文斯的巖石和文學批評療法之二》1976年，載《喬治亞評論》第30期，第330 頁—348頁）十多年過去了，解構理論這個法國大陸的舶來品在美國已經非常流行，它被廣泛地理解和運用，當然也免不了多少被規範化。正如德裏達所抱怨的那樣，他的思想每一次被理解都是一次“歪曲”的結果。確實的，在“非概念”的形成以及利用舊概念的同時又試圖排除舊概念已為人們所接受的意義等方面，德裏達不得已才陷入困境，——羅裏•賴安公正地指出：“想迫使德裏達的術語和概念順從哪怕是部分規定了的意義，從而馴服德裏達，人們就是在取消德裏達的構想。但是這種事一直都在發生——因為‘翻譯’就得以某種方法解釋德裏達的概念，而這個方法是德裏達本人也不會冒險一試的。”（參見羅裏•賴安編著《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導引》第140 頁，李敏儒等譯，四川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

當然，人們完全可以懷疑解構理論是否真的如此容易被損壞，德裏達是否有些故作神秘玄奧？對一種理論的正確理解或曲解在很大程度上是難以驗證的，這是一種約定的理論禁忌。事實上一種理論的邊緣界線可能也是模糊的，一種理論與另一種學說之間未必就是那麽壁壘森嚴，不可越雷池一步。各種理論為了保持住自己在思想史上的一席之地，總是各執一隅而互相排斥，而它們實際上可溝通的地方並不少。今天我們可以在更加全面而綜合的平台上，對解構主義作出恰當的評價，並且找出在今天依然有活力的那些見解、策略和方法。（2009-03-23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