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征資源的存在是差異共處、回還叠合的，無論它們之間是繼承、互文、揚棄的關系，還是轉折、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關系，都始終處於歷史“綿延”過程之 中。新聞專業主義是這個“綿延”體中的衍生物，它來源於市場的、改革的、歷史  的、西方的和民間（浪漫化）的像征資源的相互作用。也即，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衍生型像征資源。一方面，它不是制度設計的結果，也不是一個體制預期的目標， 因此它與其他資源類型存在著或強或弱的張力關系。另一方面，它一旦生成又是“新”的資源，與其他像征資源差異並存於新聞體制的內外空間。換言之，新聞專  業主義有它的自在性和生成性。 

中國新聞人的專業價值觀，或者說在中國話語空間運作的新聞專業主義已經不再是西方式的專業主義觀念，而是一種新的“生成物”，融合西方觀念、黨派主 義、士大夫傳統和商業化因素的混合物。這種混合式的新聞專業價值觀包括：馬克思主義積極改造社會的哲學主張；執政者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士大夫心懷天下的情懷；文人論政與進諫的傳統；對西方啟蒙理性和專業價值的認同；媒體商業化運作產生的與國家權力中心的分離意識；等等。這一新聞專業價值觀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邏輯上，都很難與西方新聞專業主義保持同一性，很難劃上等號。但是，這並不妨礙“新聞專業主義”成為一套強韌的修辭。因為它是作為遊牧主體的正當化話語  策略運用的，它是以一種理想、願望或想像，以一種改造的姿態出現，因而往往體現出感性色彩和模糊性。換言之，中國的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實踐話語，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歷史情境、批判學者所揭示的解構性以及中西差異都不是其核心所在， 它是一種遊牧思想，其否思性（anti-thought）對應著它的實踐性和權力意誌（the will to power） 。

三、新聞專業主義的“遊牧”與逃逸線

雖然在新聞業實踐的總體上，新聞專業主義並沒有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或話語體系，但它正是中國新聞業改革最有力的表征和最具有方向感的進步。作為衍生物的新聞專業主義的困厄處境從根本上來源於它與權威像征體系之間的不兼容性，一種不被體制接納而無法賦予“承認”（recognition）的現實，決定了它的遊牧命運。

基於歷史和權力現實，“命令型新聞體制”曾提供並壟斷了新聞從業者的像征  資源，並形成一整套新聞宣傳模式和話語模式。它們是國家裝置的一個環節，以同一性為核心。國家裝置是一種層化的組織，通過束縛、攫取或直接捕獲而運作。層化就是將一切物質固定成形，並將它們限制在系統之中。“層是捕獲的行為， 就像那些‘黑洞’竭力吸引住所有那些進入其作用距離之中的事物”(德勒茲,伽塔利,1987/2010:  504-505)。遊牧的主體（德勒茲稱之為“戰爭機器”，對應於“國家機器”）卻致力於瓦解層的組織。國家裝置建立層化的“條紋空間”（即層化的空間），而遊牧的戰爭機器則要逃離和瓦解條紋空間，並構築“平滑空間”。在德勒  茲那裏，遊牧者是竭力從同一性編碼中逃逸的反抗者和戰鬥者。

當新聞人談論新聞專業主義，實際上意味著改造新聞界的願望。新聞人感知新聞行業的種種亂像和體制內外的二元對立，不滿於一個“紛繁復雜與精神分裂”的新聞界(石扉客,2010)。一個“南方”的記者，和中央媒體記者一起去采訪報道，發 現和體制內的這些同行幾乎無法交流，說話方式不一樣，思維不一樣，價值觀不一樣，生存方式不一樣，所謂體制內外，確實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和兩個世界。(傅劍鋒,2010)記者羅昌平描述曾供職過的一家帶有“典型事業單位特色的弱市場化媒體”，“那裏既無系統的新聞技能培訓，也無職業操守的界限”；沈亞川（石扉   客）將自己在中央某媒體的經歷歸納為“夾縫裏左沖右突疲於奔命的生活”；等 等。(李紅濤,黃順銘,2014)對於許多新聞人來說，“體制內”工作經歷是職業生涯的   “低點”，遊牧或逃離（身體的或心靈的）是不得不做的選擇。新聞專業主義，成  為他們展開新型新聞實踐的話語資源，也凝聚著塑造新聞界的理想和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