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使得本應用來償還債務的資金來源沒了保障，免費開放的僅僅是地方上的很少一部分路線，其政治宣言也最終沒能得以實現。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部分道路免費後出現的1000億日元的缺口還需要用稅收來填補，簡直是毫無意義的撒錢行為。最終“高速公路免費化”只能淪落為遭到超過半數國民強烈反對的不高明的“政策”。落得如此下場也是很正常的。

前些日子，我曾對照著材料對民主黨的幹部說：“我所提議的，和民主黨現在正在做的事情可是完全不一樣啊。”而這正是所謂“關鍵詞政治”的弊害。被看作“針對少子化的關鍵性政策”的“兒童福利補貼”等也陷入了同樣的境地。容易讓國民接受的關鍵詞不斷出現，卻看不到政府任何實際行動，這是由於民主黨只知道反復做迎合大眾的發言，卻始終無法將其兌現而造成的，說他們是作繭自縛也不足為過吧。

警惕所謂“關鍵詞政治”的弊害。民主黨的政治宣言有如“七夕的詩箋”七夕時，日本有將願望寫在彩色詩箋上，並用詩箋裝飾細竹子的風俗。過去人們將用過的詩箋放入河川或者大海中流走，寓意將其送給神明。現在考慮到環境汙染的問題，一般由神社燒毀，或者自家用白紙包裹起來當一般垃圾處理——譯註

每當我看到民主黨的政治宣言的時候，就有種看到“七夕用作許願的詩箋”的感覺。各個議員及其主要支援團體只知道將“要能這樣就好了”一類的飽含期待的關鍵詞寫在“願望清單”上，再將其掛出來，可也僅此而已。這些全是些細枝末節問題的宣言，就如同一棵樹的枝葉部分，我們雖然能清晰地看到枝葉，可最關鍵的樹幹部分，也就是他們要帶領這個國家走向何方這一部分，卻始終沒有浮出水面。

媒體倒是一邊看著個別的“詩箋”，一邊不停地追問著“高中教育無償化”能否實現，“兒童福利補貼”這一許諾能否遵守，可政策中諸如“高中並非義務教育，為何還要免除學費”、“作為針對少子化的對策，兒童福利補貼是否真的有效”等最根本的、帶有爭議的部分，卻始終被所有人忽視。

比如說高中教育無償化的問題，如果高中也是義務教育的一部分，由國家出錢補助還算情有可原。就此我曾向民主黨的國會議員提問：“請問你們是否考慮在近期將高中教育規劃到義務教育中呢？”可是他卻只回答到：“還沒考慮那麽長遠。”以一知萬，對於他們想要創造怎樣的一個日本，想讓國家展現一個怎樣的前景這類問題，以現在這個狀態，我們是無論如何都看不到的。如今，退學或者不去上課的高中生的“輟學率”已經超過了15%。如果高中教育無償化實現了的話，會造成進也容易出也容易的局面，到那時這一數字怕會甚至超過30%。這樣做簡直跟用稅收打水漂沒什麽分別。

民主黨的“事業細分”由日本智囊團“設想日本”所推動的一個做法。每一項國家或自治體所進行的事業（包含行政服務類、政策籌劃事務等在內的所有事業），在進行項目預算時，都要由相關職員和外部的評論者討論這一項目究竟有沒有必要做。如果有的話由誰（官方或民眾，中央或地方）來做。最終將其細分為“沒必要做”、“民營化”、“由國家實施”、“由都道府縣實施”、“由市町村實施”等——譯註也是一樣，在其既欠缺將來性又欠缺有效性這點上來看，和“關鍵詞政治”如出一轍。在進行事業細分時，財務官員邊看內部做出的“假賬”，邊做著用刨子刨光表面的工作，做一出削減開支的“秀”以賺取人氣，只將開端這點最華麗的部分展示給國民，讓大家產生結果出來了也是如此的錯覺。可這樣一來，可以預見，一年或兩年後，到了檢驗事業細分結果的時候，明擺著不會有任何成果。

過去自民黨政權時期曾經進行過名為“橋本行革”的行政改革。這一行政改革表面上看來是要將一府二十二省廳改編成一府十二省廳，現在回頭再看，公務員數量實際上幾乎沒有變化，發生的改變充其量也就是“霞關霞關:日本東京都地區的地名，為日本中央政府機關的辦公地——譯註樓內的搬遷”和“招牌的替換”一類的表面功夫而已。別說是消減開支沒有實現了，最終還落得了一個只是讓搬家公司將錢賺去的潦草下場。對於這類事情，日本的媒體也好國民也好如果都不去監督檢驗的話，民主黨的“事業細分”想必也只有步上“橋本行革”的後塵一途。

柳井正不受政府保護的企業反而能夠快速成長

“上頭”的重大錯誤

我國的政治人物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認識到經濟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究竟有多麽重要這一最基本的問題。

在政治人物的頭腦中，只裝著選舉這一件事情，他們並沒有用全球化的觀點來思考國家怎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不去思考“日本”的存亡問題，只知道考慮“自己”如何在選舉中勝出的議員，難道不應該立即被清除出政界嗎？

假如今後真的出現了既有堅定信念又有行動力的領導人，那時他首先要面臨的就是由於經濟低迷，作為國家“運轉費用”的稅金收不上來的窘境。如果現在不著手激活經濟的話，到時候必將無力回天。

而且總的來說日本人實在是有些過於信任“官員”了。

從戰敗的焦土中成功地復興，並成為世界頂尖的經濟大國這一成績，本是國民和民間企業共同努力得來的成果。“上面”，也就是官員們，卻錯誤地將這一切當成了自己的功績。國民和企業也莫名其妙地信任並享用著來自官員的“保護”。可是，戰後以來，官員們真正發揮的作用又有多少呢。

沒有企業能因政府的保護而起死回生

在我看來，官員們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說得難聽一點，他們心中想的就是：“如果放任你們這些民間企業的話，肯定沒什麽好事兒，就讓我們來控制一切吧。”

可是事實卻是，受“上面”操縱的行業，全都在不斷衰退。

長期生活在蜜罐中，難免體質嬌弱，競爭力低下。如今正面臨著戰後最大規模企業破產的JAL（日本航空）所代表的航空行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日本的航空管理部門長期以來制定了各種各樣的規章制度，來保障國內航空公司的豐厚利潤。一直生活在蜜罐中的這一行業，迄今為止從未經歷過殘酷競爭，導致過去殘留的大量問題現在一下全都擺在了面前。過度的保護和優渥的待遇，使得這個行業形成了過度“依賴政策”的嬌弱體質，自然也就導致了競爭能力的低下。實際上，古往今來，從來沒有一個產業能夠因為保護政策而起死回生。

我們的企業能夠成長至今，並非依賴古老的紡織業和零售業，而是因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新的產業——為人們帶來輕便與舒適的SPA（制造零售業）。正因為我們是新興產業，才沒有被政府定下的規章制度束縛住手腳。

如果政府和官員想要用他們制定的規章制度來控制一切的話，企業敢於嘗試新鮮事物的挑戰精神就會相應減少。經常聽到“放松管制”一類的話，可在我看來，國家制定這些毫無意義的規章制度本身，就很令人匪夷所思。如果從一開始就規定了過多的條條框框，無法自由地進行商業行為是必然的結果。這樣一來，企業自然也就失去了參與全球競爭的資格。

大前研一“沒有共同理念的聯合”是散財政策的溫床

“普天間問題”暴露出的“說謊習性”

最能暴露政治人物的“說謊習性”的就是，讓民主黨政府反復不定的美軍駐沖繩的普天間機場遷址問題。

2010年5月，當時的鳩山政府在同美國簽訂的文書中明確記載著，將普天間機場搬遷至名護市的“邊野古”去。可另一方面，與民主黨共同組成聯合政府的社民黨方面卻主張將普天間機場搬到“沖繩縣外”，因而強烈反對“邊野古”這一提案。為了得到當時作為消費者行政擔當相的社民黨黨領導福島瑞穗的同意簽字，政府在內閣會議上定下的解決方針居然是將“邊野古”這些字樣去掉，簡直是公然地撒了一個“掩耳盜鈴的謊”。

而媒體卻美其名曰這是“政治技巧”。可這真的是“技巧”嗎？在已經和美國有了約定的情況下，“在國內的文書上我們不寫，你就只管簽字吧”這樣的做法，註定只是在弄虛作假。這種就連小孩子都能識破的把戲，政治家和媒體居然還想瞞天過海，真是貽笑大方。

事態以拒絕簽名的福島瑞穗遭到罷免，社民黨從聯合政府退出而拉下帷幕。幾天後，鳩山由紀夫表示對這次風波造成的混亂負責，並將辭去首相的職務。當時（本應）對他們之間的“互刺”負同樣責任的小澤一郎，在參議院選舉即將結束的時候居然又表示自己要參選黨代表，對此就連國民都驚訝得瞠目結舌。而後鳩山由紀夫又以“報答對方對自己的照顧”為由，搖身一變成了小澤一郎後援團的一員。這一系列事情，就如同戰敗前夕的日本一樣，接二連三地出現雜亂無章的行為。這簡直和那個不去考慮怎樣才能贏得“勝利”，只一味地為了逃避責任而四處亂竄的時代如出一轍。

普天間問題主要歸咎於鳩山由紀夫在政權交替前的大選時曾經做出的承諾：“我會盡我所能將普天間機場遷移到國外，至少也要遷移到縣外去。”

沒能實現自己諾言的鳩山由紀夫還常用“那並非是民主黨公約”等借口進行狡辯，就普天間問題，他說了太多的“謊言”。鳩山由紀夫還曾對美國總統奧巴馬說過：“請相信我。”可對著這些滿口謊話的政治人物，相信這件事情，是無論如何也辦不到的。

繼續一味迎合大眾，國家只剩沈沒一途

2009年政府換屆時，日本民眾選擇的應該是發誓要“停止浪費”的民主黨。可在不知不覺中，民主黨聯合了主張“把普天間機場遷移到國外”的社民黨和認為應該“將郵政的非正式職員轉正”並“反對郵政民營化”的國民新黨，組成了聯合政府，最終搞得自己進退兩難。可以說本來只是為了湊數的聯合，卻釀成了“無共同理念”的悲劇。

國民新黨的龜井靜香代表，從自民黨時代開始就在經濟政策當中擔當著推進撒錢進度的角色。社民黨的領袖福島瑞穗本是主張給低收入人群發放生活保障金的“無限政府”主義者。這樣一個抱有“無限政府”意向的民主黨，和政府換屆前國民印象中的民主黨完全不是一回事。（參照第70頁圖）

事實上遠不止這些。民主黨在自治勞、日教組等一直以來的主要支援團體的基礎上，還將以小澤一郎為中心的特定郵局局長會和醫師會等過去曾是支撐著自民黨的中流砥柱的團體也徹底地奪了過來。當然不排除他們有支持民主黨選舉勝利的因素在裏面，但最終結果還是不得不用利益來對他們進行誘導。給予在日本的外國人參政權等等也是由於這個原因而突然出現在人們視野中的。

況且，如果要執行民主黨自身提出的“兒童福利補貼”“高中教育無償化”、“高速公路免費化”等撒錢政策的話，顯然有多少錢都是不夠用的。

當然，救濟弱者的制度還是十分必要的。可是，即使這樣講會被人誤會我也一定要說，如果“只”聽取收入少到連稅都交不起的人群的意見的話，就會為了“不斷地幫助”他們而大肆撒錢，這樣一來，日本真的就只剩沈沒一途了。

在拙作《中低收入階層的沖擊》中我也曾提到，日本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家庭年收入在300萬日元以下的低收入階層迅速增多，收入在300萬~600萬日元區間的中低階層達到了整體的約80%之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