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模式論符號詩學

模式論符號詩學，建立在符號學理論自身的發展上。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的此一觀點，為這種發展提供了基礎：符號學的對象「是以符號任意性為基礎的全體系統」，「事實上，一個社會所接受的任何表達手段，原則上都是以集體習慣，或者同樣可以說，以約定俗成為基礎的。」[34]表達手段是約定俗成的，約定俗成通往集體習慣，而集體習慣是一種文化慣例。這就找到了符號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通道。這條通道實際上也是「語言」通往「言語」的通道。這一觀點具有極大的生發空間。哥本哈根學派創始人葉爾姆斯列夫，在這條通道上繼續架設橋梁，將此演繹為：「模式—規範—用法—言語」，並進而簡化為「模式—習慣用法」。[35]這一簡化對後世文論家的最大啟發是：任何符號模式最終落到文化慣例。這是對索緒爾、葉爾姆斯列夫觀點「順著讀」的結果，如果「倒著理解」又可得出這樣的結論：「言語」、「習慣用法」既然通往「模式」、「語言」，而「模式」、「語言」是具有系統性的，那麽「言語」就同樣具有系統性。這是索緒爾先前沒有料到的，他只承認「語言」的系統性，並以此奠定其符號學大廈的基石。但事實上，他的理論已經預設了多方面的可能。巴特正是在這里得到啟發，認為任何日常言語活動、符號行為，哪怕是「個人習語」都有系統性，且較之「語言」的系統性更豐富。[36]他由此展開了對「衣著系統」、「食物系統」、「汽車家具系統」等等的符號學歷險，並抽象出完整的符號意指系統。這一系統由逐級包含的三個層次構成，即「真實系統」、「直接意指」系統和「含蓄意指」系統。「直接意指」系統是「元語言」，而「含蓄意指」則進入修辭層面，抵達「意識形態」。[37]莫爾斯-塔爾圖學派，進一步創立「模式」符號理論：符號系統是指「能進行模式化的系統」，是「可以建立能在認識過程中再現事物的『模式』的系統」，[38]符號以其模式化功能，不是「反映」現實，而是「構造」現實。「模式」即如索緒爾的「語言」，具有某種「先驗性」。

符號既是「模式」的，又是「意識形態」的；符號的模式化功能構造現實等符號學理論，對於符號詩學突破單純的「形式論」和「結構論」具有革命意義。事實上，與「形式論」和「結構論」相伴隨的反思，尤其是在後來對其批判的思潮中，已表現出將文學的「形式」、「結構」與社會文化、意識形態貫通的詩學取向。[39]比如穆卡洛夫斯基就認為：「具體藝術作品只是一種外在符號(用索緒爾的術語就是能指)，它在集體意識里產生相關的意義(通常被冠之以『審美對象』)，這些意義是由那些某一社會集團所共有的、同時又由具體作品所激發的主觀意識狀態所決定。」[40]但真正將社會意識形態納入「形式」和「結構」，創立模式論符號詩學的，是莫斯科-塔圖學派的尤·米·洛特曼。其詩學主張，具體形成於他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版的《結構詩學講義》、《藝術文本的結構》、《詩歌文本分析》、《電影符號學與美學問題》等一列論著作中。洛特曼將所有作為上層建築的、建立在意識之上的語言模式的類型，都定義為第二模式系統，從而提出「藝術是第二模式系統」的命題。[41]洛特曼在《文化符號學研究綱要》中指出：「第二模式系統是指借助它可以建立世界模式或部分世界模式的符號系統。」[42]文學便是以這樣的符號系統，建構或部分建構屬於自己的「世界模式」。文學文本的結構，即具有這樣的模式功能，它就是作品的「思想內容」：「作品的思想——內容就是它的結構。藝術品的思想總是一個模式，因為它重新塑造了現實的形象。」[43]模式、結構即思想、即內容，就把偏重於符形學、符義學的符號詩學，引向了將「符形學」、「符義學」與「符用學」結合的道路。洛特曼對普希金《葉甫蓋尼·奧涅金》文本結構的分析，就是這種理論的成功實踐。

[34]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第103頁，商務印書館，2010。

[35] 不同的翻譯用詞不一。請參羅蘭·巴特：《符號學美學》，董學文、王葵譯，第11-12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羅蘭·巴特：《符號學原理》，李幼蒸譯，第6-7頁，中國人民出版社，2008。

[36] 落實到文學上，巴特同樣認為：「一個作家的『語言風格』，它總是被某些來自傳統——也就是來自社會——的言語模式所充滿。」參羅蘭·巴特：《符號學美學》，董學文、王葵譯，第16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37] 參羅蘭·巴特：《流行體系：符號學與服飾符號》，敖軍譯，第32-47頁，第三章在物與詞之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8] 杜桂枝：《莫斯科一塔爾圖符號學派》，《外語學刊》，2002年第1期。

[39] 比如巴赫金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中指出符號與意識形態同在，「哪里沒有符號，哪里就沒有意識形態。」見巴赫金：《周邊集》，李輝凡等譯，第349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而傑姆遜《語言的牢籠》，對形式論、符號論詩學的思辨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使之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作之一。

[40] 轉引自汪正龍：《穆卡羅夫斯基的美學思想—兼論布拉格學派的美學貢獻》，《廣州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41] 洛特曼：《藝術文本的結構》，胡經之、張首映主編：《西方二十世紀文論選》第二卷，第36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