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部門，都已認清人種學的昌明給予了文化科學一種有權威的、不可缺少的幫襯，只有藝術科學對於人種學所介紹的原始民族的粗鄙的產物，依然用著不屑一顧的態度。時間愈久，愈顯示出它的落伍來。度波曾將他所能接觸的墨西哥人和秘魯人的藝術納入他的比較研究的圈子內。赫德也曾搜集國外和國內的民間詩歌的許多零碎花朵。泰納所搜集的材料雖然比他的前人多，但他只說到歐洲諸文明民族的藝術，好象除此以外別的地方都沒有藝術似的。

泰納的批評者痕涅昆，在這一點上，是和泰納一模一樣的。居友所著最後一部書的書名——《從社會學見地論藝術》——會使我們猜想他所用的是和平日不同的一種方法，因為現在的社會學常將原始民族看為比一切其他更重要的，但居友從社會學的見地來加以檢討的藝術，卻是十九世紀的法國藝術。在這點上，他的眼光比泰納的還要狹小得多。

從一個這樣狹小的基礎上所產生出來的理論，怎能有一種普遍的真實性呢？如果一種一般的繁殖理論而只以最繁榮的哺乳類動物的研究為基礎，那理論還有什麽價值呢？藝術科學以前所最注意的範圍，也許是公眾所最感趣味的；但這是，至少在過去是，沒有科學價值的。

自然沒有人要求藝術科學否認關於發展得最高最富的藝術形式的研究價值；而且，這些最高的形式，是藝術科學在現在和在將來所要研究的最終目的。然而登高是不能飛越的，我們只能慢慢地攀登上去，而且要從底層攀登起。

普遍興趣是現在和將來的勇猛的和創作的藝術所依以為命的，現在我們從野蠻人的許多單調的裝飾開始研究，也許不能引起一般人的興趣，但我們還是不能不冒這個險。我們在這里要講到一種也許會受人誤會，但決不能擯棄的要求。度波和赫德都提到人種學的方法，而並不應用那方法，倒還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在他們那個時候很不容易找到事實，但到了我們這個時代，藝術科學研究者如果還不明白歐洲的藝術並非世間唯一的藝術，那就不能原諒了。

現在差不多每個大城市中都有著人種學的博物館，有不斷增加的文獻用著描寫和畫圖傳布國外部落的各種藝術品的知識，但藝術科學卻還是故我依然。然而除非它自甘愚蒙，它已不能再不顧人種學上的種種材料了。

藝術科學的研究應該擴展到一切民族中間去，對於從前最被忽視的民族，尤其應該加以注意。以藝術的本身論，它們都有接受注意的同樣權利，但在現況之下，則並不是一切形式的藝術都能使學者得到同樣成功。現在的藝術科學還不能解決它的最困難的問題。如果我們有能獲得文明民族的藝術的科學知識的一天，那一定要在我們能明了野蠻民族的藝術的性質和情況之後。

這正等於在能夠解決高等數學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學會乘法表一樣。所以藝術科學的首要而迫切的任務，乃是對於原始民族的原始藝術的研究。為了便於達到這個目的，藝術科學的研究不應該求助於歷史或史前時代的研究，而應該從人種學入手。歷史是不曉得原始民族的。

荷馬時代的希臘人和塔西佗（Tacitus）時代的德國人對於原始民族的幼稚觀念，是不值得置辯的。然而考古學所告訴我們的關於藝術的原始形式也還是很能啟發我們的思想。只是考古學所能昭示我們的是史前時代的形象藝術的或多或少的一堆片斷。這些史前時代的飾品和物象，事實上是比有時代的藝術品更富於原始性。但是我們為著要確定我們是不是已經真正找到了原始形式的藝術，我們還必須研究產生這些作品的文化背景。

可是考古學所給我們的回答，卻往往是不確切而又互相矛盾的。而且在我們讀完了幾十本研究史前文化的名著之後，我們會不想再讀，而相反回復到舊信念上去，以為史前時代的考古學只是社會學的一種羅曼斯而已。歷史和考古學都是無濟於事的，我們只能從人種學里獲取正確的知識。人種學此後更將藉現代新發明的光耀，而將大批原始民族的真像昭示我們。然而人種學的方法仍舊是不完全的。

研究原始民族的藝術，其第一難關就是材料的搜集。自然，在近十年中已經發見不少，但還待後人去發見的也還是同樣的多。對於澳洲人的詩歌，我們還算相當熟悉的，但我們對安達曼島的蠻人也只曉得二、三首歌，而對於翡及安人（Fuegians）的卻一行也不曾找到。對於原始人的音樂我們知道的更是少。從一般的略寫及描述中我們不能得到任何概念，而那些原始的旋律的錄本，卻給了我們一個錯誤的概念。

因為原始民族的音樂，並不按照我們習見的音程，不好用我們記譜的系統去記錄他們的音樂。研究塑像和雕刻的人，境況比較其他的較好一點。有許多材料堆集在博物館里，就是原物已經失蹤的，也有仿造品可以作替身。不過雖則將原始的藝術好好地安排，而且陳列在透明的玻璃櫥里，也還是不容易研究的。例如在澳洲遺物的大批收藏中，我們可以看見許多長條的木板上交刻著條紋和點子。

我們很不容易將這些紋點和那些素稱裝飾品的澳洲木棍和盾牌上的習熟的圖樣分別清楚，而它們中間卻實在有著一種很基本的區別。我們新近發見在那些板條上刻劃著的是一種粗制的文字——目的是要幫忙哪位帶東西的行人，記住他所負的重要使命；所以那些刻劃是只有實際意義，沒有審美價值。在這件事情上，我們的知識已經幫助我們走出了迷途，但在其他的許多事情上，我們還是處在困惑之中呵！誰能確切地告訴我們那些澳洲盾牌上的圖形的確是裝飾呢？

它們決不能是標明所有權或所屬部落的記號嗎？或者它們也許只是宗教的象征呢！關於原始民族的大部分裝飾品，都可以發生這樣的疑問，真能求得解釋的，只有少數中的少數。這樣一種不牢靠的地盤，怎能給予藝術科學的構造以穩固的基礎呢？既有這樣大的困難，不是很有理由回護對於原始藝術的忽略嗎？上文我們已經說過對於低級民族的藝術研究是最重要的，而現在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我們永不能很確定地辨別它們：這正同有些心理學家一方面說心靈生活全是個別的感覺所組成，一方面又說感覺是沒有什麽個別的一樣了。

幸得我們的處境，還沒有到精密的心理學那樣的困難。第一我們對那許多極端可疑的事物里，還能提出好些絲毫沒有問題的純粹審美意義的東西來。因此，就是那些可疑的材料，也不致對於藝術科學沒有價值了。例如巴布亞（Papuan）人木船船頭上的烏頭，它的第一目的也許是宗教的象征，但此外也一定有著裝飾的第二目的存在。

選擇裝飾的動機固然可以為宗教興趣所轉移，而他的所以和別的類似或不同的動機在一個圖樣上合攏，則完全受的審美觀念的影響。我們可以說澳洲人盾牌上的圖像是財產標記或部落徽章，但我們不能就此證明它不是藝術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