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化區的照相館門口高高下下掛滿妓女的照片，有的學影星張仲文長髮遮住半邊臉，有的像劉琦，都穿著低領口夜禮服。又有同一人兩張照片疊印的，清末民初盛行的「對我圖」。

夜遊後，次日再去看古屋。本地最古老的宅第是個二層樓紅磚屋，正樓有飛檐，山墻上鑲著湖綠陶磁挖花壁飾，四周簇擁著淡藍陶磁小雲朵。兩翼是平房。場院很大，矮竹籬也許是後添的。院門站得遠遠的，是個小牌樓，上有飛檐，下面一對紅磚方柱。

台灣仿佛一直是紅磚，大概因為當地的土質。大陸從前都是青磚，其實是深灰色，可能帶青灰。因為中國人喜愛青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徑稱為青磚。紅磚似是外來的，英國德國最普遍的，條頓民族建築的特色。在台灣，紅磚配上中國傳統的飛檐與綠磁壁飾，於不調和中別有一種柔艷憨厚的韻味。

有個嘉慶年間的廟，最由的一翼封閉了，一扇門上掛著木牌，上寫「辦公處Office」。側面墻上有個書卷形小窗，兩翼各嵌一只湖綠陶磁挖花壁飾作窗欞，中央的一枚想必砸破了，換裝三根原木小棍子，也已經年深月久了，予人的感覺是原有的，整個的構圖倒更樸拙有致。

又有一幢老屋，普通的窗戶也用這種八角形綠磁挖花壁飾作窗欞，六只疊成兩行。後加同色木柵保護，褪色的淡藍木柵也仍舊溫厚可愛，沒有不調和。

小巷裏，采茶葉的婦人背著孩子在門前平台上席地圍坐，大家合捧著個大扁蔑籃，不住地晃動著。籃子裏黑色的茶葉想必是烏龍，茶香十步外特別濃。另一家平台上堆滿了舊車胎。印度也常有這種大門口的平台。

年青的朋友帶我來到一處池塘，一個小棕櫚棚立在水心。碧清的水中偶有兩叢長草倒影。是農場還是漁塭？似乎我的導遊永遠都是沈默寡言，我不知道怎麼也從來不問。

有個長發女郎站在亮藍的水裏俯身操作，一件橙黃桔綠的連衫裙卷到大腿上；面貌身材與那兩個甲種妓女同一類型，不過纖巧清揚。除了電影裏，哪有這等人物這身打扮作體力勞動的？如果我是貴賓來參觀，就會疑心是「波田姆金的村莊」──俄國女皇凱薩琳二世的寵臣波田姆金（Potemkin）在女皇遊幸途中遍植精雅的農舍，只有前面一堵假墻，又征集村姑穿著當地傳統服裝載歌載舞，一片升平氣象。

這美人想必引人註目慣了，毫不理會我們眈眈遙視，過了一會，徑自趟水進棚去了。我這才微弱地噯呀了一聲，帶笑驚嘆。那青年得意地笑了。

此地大概是美人多。一來早期移民本來是南國佳人，又有娶山地太太的高山族，至少是花蓮的阿美族比著名出美人的峇裏人還要漂亮。

我們沿著池邊走到一個棕櫚涼亭歇息，吃柚子。從來沒吃過這樣酸甜多汁的柚子，也許因為產地近，在上海吃到湖南柚子早已幹了。我望著地下欄桿的陰影裏一道道橫條陽光。剛才那彩色闊銀幕的一場戲猶在目前，疑幻疑真，相形之下，柚子味吃到嘴裏真實得使人有點詫異。

同是邊城，香港不像台灣有一水之隔，不但接壤，而且返鄉探親掃墓的來來去去絡繹不絕，對大陸自然看得比較清楚。我這次分租的公寓有個大屋頂洋台，晚上空曠無人，悶來就上去走走，那麼大的地方竟走得團團轉。滿城的霓虹燈混合成昏紅的夜色，地平線外似有山外山遙遙起伏，大陸橫躺在那裏，聽得見它的呼吸。

二房東太太是上海人，老是不好意思解釋他們為什麼要分租：「我們都是寄包裹寄窮了呀！」

他們每月寄給她婆家娘家面條炒米鹹肉，肉幹筍幹，砂糖醬油生油肥皂，按季寄衣服。有一種英國制即融方塊雞湯，她婆婆狂喜地來信說它「解決了我們一天兩頓飯的一切問題。」砂糖他們用熱水沖了吃作為補品。她弟弟在勞改營，為了窩藏一個國特嫌犯；寫信來要藥片治他的腰子病與腿腫。她妹妹是個醫生，派到鄉下工作。「她晚上要出診，鄉下地方漆黑，又高低不平，她又怕蛇──女孩子不就是這樣。」她抱歉的聲口就像是說她的兩個女兒占用浴室時間太長，「女孩子不就是這樣。」

我正趕上看見他們一次大打包。房東太太有個親戚要回去，一個七十來歲的老太太，可以替他們帶東西。她丈夫像牛仔表演捉小牛，用麻繩套住重物，掙紮得在地板上滿地滾。房東太太烤了只蛋糕，又燉了一鍋紅燒肉。

「鍋他們也用得著，」她說。

「一鍋紅燒肉怎麼帶到上海？」我說。

「凍結實了呀。火車像冰箱一樣。」

她天亮就起來送行，也要幫著拎行李通過羅湖邊境的檢查。第二天她一看見我就叫喊起來：「哈呀！張小姐，差點回不來嘍！」

「噯呀，怎麼了？」

「嚇咦呀！先不先，東西也是太多。」她聲音一低，用串通同謀的口氣。「也是這位老太，她自己的東西實在多不過。整桶的火油，整箱的罐頭，壓成板的鹹魚裝箱，衣裳被窩毯子，鍋呀水壺，樣樣都有，夠賠嫁擺滿一幢房子的。關卡上的人不耐煩起來了。後來查到她皮夾子裏有點零錢，人民票，還是她上趟回來帶回來的，忘了人民票不許帶出來的。夥咦！這就不得了了。『這是哪來的？哈？』嗯，『你這是什麼意思？啊？』找上我了：『你是什麼人？啊？你跟她是什麼關系，哈？你在這幹什麼，啊？』」房東太太虎起一張孩兒面，豎起一雙吊梢眼，吼出那些「啊」「哈」。「噯呀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我是來送行的──心裏嚜一直急得要死。」她皺著眉嘖的一聲，又把聲音一低，竊竊私語道：「這位老太有好幾打尼龍襪子縫在她棉袍裏。」

「帶去賣？」

「不是，去送禮。女人穿在長袴裏。」

「──看都看不見！」

「不是長統的。」她向她小腿上比劃了一下。「送給幹部太太。她總喜歡誰都送到。好能幹呵，老太。她把香港拍的電影進口。給高幹看的。要這麼些錢幹什麼？哈？七十歲了，又沒兒女，哈？」她笑了。

這時候正是大躍進後大饑荒大逃亡，五月一個月就有六萬人沖出香港邊界。大都是鄰近地帶的鄉民。向來是農民最苦，也還是農民最苦。十年前我從羅湖出境的時候，看見鄉下人挑著擔子賣菜的可以自由出入，還羨慕他們。我們火車上下來的一群人過了羅湖橋，把證件交給鐵絲網那邊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個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熱天，我們站在太陽地裏等著。這香港警察是個瘦長的廣東靚仔，戴著新款太陽眼鏡，在大陸來的土包子眼中看來奇大的墨鏡，穿的制服是短袖襯衫，百慕達短袴，燙得折痕畢挺，看上去又涼爽又倔傲，背著手踱來踱去。中共站崗的兵士就在我們旁邊，一個腮頰圓鼓鼓的北方男孩，穿著稀皺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熱的太陽裏站了一個鐘頭之後，那小兵憤怒地咕嚕了一句，第一次開口：「讓你們在外頭等著，這麼熱！去到那邊站著。」他用下頦略指了指後面一箭之遙，有一小塊陰涼的地方。

我們都不朝他看，只稍帶微笑，反而更往前擠近鐵絲網，仿佛唯恐遺下我們中間的一個。但是仍舊有這麼一剎那，我覺得種族的溫暖像潮水沖洗上來，最後一次在身上沖過。

我學生時代的香港，自從港戰後回上海，廢學十年，那年再回去，倒還沒怎麼改變，不過校園後面小山上的樹長高了，中間一條磚砌小徑通向舊時的半山女生宿舍，比例不同了，也有點「面熟陌生」。我正眼都沒看它一眼，時間的重量壓得我擡不起頭來，只覺得那些拔高了的小杉樹還有點未成年人的伶仃相，一個個都是暗綠的池中暗綠的噴泉向白色的天上射去，嘩嘩地上升，在那一剎那間已經把我拋下很遠，縮小了而清晰異常，倒看的望遠鏡中人，遠遠的站在地下。沒等這畫面成形，我早已轉身走開了。

這次別後不到十年，香港到處在拆建，郵筒半埋在土裏也還照常收件。造出來都是白色大廈，與非洲中東海洋洲任何新興都市沒什麼分別。偶有別出心裁的，抽屜式洋台淡橙色與米黃相間，用色膽怯得使人覺得建築師與畫家真是老死不相往來約兩族。

想必滿山都是白色高樓，半山的杜鵑花早砍光了。我從來沒問起。其實花叢中原有的二層樓姜黃老洋房，門前洋台上被了漆的木柱欄桿，掩映在嫣紅的花海中，慘戚得有點刺目，但是配著碧海藍天的背景，也另有一種淒梗的韻味，免得太像俗艷的風景明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