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在星期日的生活就是另一種模樣了。他去教堂出席大彌撒，然後回到家中休息，或到院里花壇上去看書。如果沒有十分緊急的情況，在這個專為自己保留的日子里他很少出診。多年以來，除非情不可卻，他從來不接受社會義務。聖靈隆臨節那天，由於意外的巧合，兩年離奇的事湊在了一起：一位朋友之死和一位傑出的學生慶祝從業二十五周年。雖說如此，他並沒有如原來預想的那樣，在證實了阿莫烏爾的死亡以後徑直回家，卻被好奇心牽到了別的所在。 

他一上車，就把遺書迫不及待地重新看了一遍。他要車夫把他拉到古老奴隸區的一個不易尋找的地方去。這個決定是如此反常，以致車夫想確認一下是否有錯。

沒有錯，地址很清楚，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寫地址的人十分了解它。烏爾比諾醫生重新讀起了遺書的第一頁，他再一次沈浸在那些不怎麼受歡迎的大量披露中。假如阿莫烏爾能夠使自己相信那些話，並不是一個絕望者的夢吃的話，那麼，即使到了他這把年紀，生活也還是可以改變的。

一大早，天空就板起了臉，變了顏色，烏雲密布，寒風襲人，然而中午之前並沒有下雨的征兆。為了找一條近路，車夫驅車走上了殖民城市鋪著石頭的崎嶇不平的高地，結果他不得不多次停下來，以免那些參加聖靈降臨節禮拜儀式歸來的學生和教徒們使馬匹受驚。街上擺著紙花環，樂隊奏著樂曲，鮮花也到處可見，姑娘們打著五顏六色的陽傘，頭上戴著薄洋紗飄飾，站在陽臺上觀看節日隊伍通過。教堂廣場上，在非洲棕桐樹和嶄新的球形路燈之間，幾乎看不清芙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的塑像。彌撒一結束，人們蜂擁走出教堂，堵住了汽車出口處，可敬而喧鬧的教區咖啡館里也擠滿了人。烏爾比諾醫生的馬車是唯一的一輛。這輛馬車跟城里留下來的其它幾輛屈指可數的馬車大不相同。它的漆皮折疊車篷總是保持得明亮耀眼，包角是銅的，為的是不讓硝石腐蝕。輪子和車轅都塗成了紅色，金色鑲邊。這種裝扮，使人想起維也納上演歌劇時的盛裝夜晚。此外，最愛擺排場的家庭往往允許他們的車夫穿上乾淨的襯衫，而他卻要求車夫穿上軟綿綿的天鵝絨制服，戴上馬戲團馴獸人的大禮帽。這種衣帽除了不合時宜之外，在加勒比海地區的三伏天里，也似乎欠缺一些憐憫之心。

盡管烏爾比諾熱愛那個城市，並且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個城市，他卻很少有過像那個星期日那樣，毫不猶豫地在那個古老奴隸區的喧囂中冒險。為了尋找那個地方，車夫不得不繞來繞去，幾次停車問路。烏爾比諾醫生終於認出了附近骯髒陰郁的泥塘，它的不祥的沈寂，它的溺死者的屍體散發出的惡臭，這種惡臭曾在無數個不眠之夜的黎明，跟院子里的茉莉花的芳香混在一起飄進他的臥室。他感到這種惡臭如同昨天的一陣風一般從他的身旁吹過，同他的生活沒有任何關係。不過，當馬車開始在街道的泥濘路上顛簸而行的時候，那種被他的懷念之情多次理想化了的惡臭，就變成了一種難以忍受的現實。汙泥地上，幾隻禿鷲在爭食用船錨從屠宰場里拖出來的下水。和總督區石砌房子相反，這裏的房子是用陳舊的木材和鋅皮搭成的。大多數的房子都架在木樁上，這是為了避免在陽溝漲水時汙水湧入。那些陽溝是從西班牙人手中繼承下來的。一切都呈現出貧困、淒涼的景像。但是，從骯髒的酒店里還是不時地傳來貧苦人既不提上帝，也不涉及聖靈降臨節戒條的歡快而又震耳欲聾的樂曲。當他們終於找到了應該找的地方時，馬車後面已經緊跟著成群的赤身裸體的孩子。他們嘲笑馬車夫那一身演員般的打扮，而馬車夫則不得不揚鞭抽喝他們，把他們趕跑。準備進行一次秘密拜訪並且讓別人道出隱私的烏爾比諾醫生，有件事他領悟得太晚了，這就是沒有比他那種年齡的天真更危險的天真了。

這是一所沒有門牌號碼的房子，從外觀上看，除了掛著鑲有花邊窗簾的窗戶和那扇從某個古老教堂拆卸下來的大門外，看不出它和比較貧寒的家庭有什麼不同。

車夫敲著門環叫門，直到問清地址準確無誤後，才把醫生扶下車。大門已輕輕打開，陰暗的門洞里站著一位成年婦女。她穿著一身黑衣服，耳朵上插著一朵紅玫瑰，雖然已年過四十，依舊是一位惹人注目的黑白混血女人。她長著一對金色的嚴厲的眼睛，頭髮緊緊地貼在頭顱上，宛如一項鐵絲做成的帽盔。在照相館里下棋時他曾幾次看見她出現在来來往往的眾多的美女之中，有一次他還給她開過幾袋治問日瘧的金雞納霜，但此時烏爾比諾醫生並沒有認出她來。他向她伸過手去，她用雙手握住了他的手，與其說是跟他打招呼，不如說是拉他過去。客廳里擺著馨香襲人的花草，放滿了家具和精致的物品，每件東西都錯落有致地放在恰當的位置上，令人賞心悅目。烏爾比諾醫生毫不費力地回憶起了巴黎一個古董商的小店，時間是在上個世紀的一個秋天的星期一，地點是蒙特馬爾特勒大街二十六號。女人在他對面坐下來，用很不熟練的西班牙語對他說：“在這兒您就像在家裏一樣，醫生。”她說，“想不到您竟來得這樣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