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研究者來說，問題是如何理解作品所揭示的醜惡及其作出的諷喻。有人非但沒有看到作品濃烈的批判意識，反倒認為它帶有宗教觀念的汙染，這顯然是就故事論故事。佛門故事只是為作者所借用的題材，縱觀全書，作者大大淡化了取經故事所固有的宗教色彩，甚至對宗教進行調侃式的嘲弄，從而打破了宗教的莊嚴感和神聖感。雖然故事中穿插著描寫“佛法無邊”的情節，但從客觀效果上看，它不可能因此而增強人們的宗教意識。正如何滿子先生所言：它表面上盡管說法論道，“實際上是在和宗教開玩笑，而在人物的描寫中，則更達到對宗教的相當徹底的否定”(15)。

然而，如果把到西天求經看作是小說的主旨，認為只要從作者對待宗教的態度去探尋，就可抓住其根本傾向，這同樣是差之甚遠的。在吳承恩的藝術思維中，人與宗教的關系不僅僅等同於人與神的關系，“否定神而肯定人”至少不足以概括其創作主旨。因此，作者的批判精神，決非只是體現在對宗教的抨擊上。

在古代中國，人們對待宗教的態度不只是個人信仰問題，玉皇大帝及天庭諸神，也不只是佛教信陡們心中的神祗。中國歷史上雖沒有出現過西方那種明確的政教合一的統治機制，但佛教與封建政權卻有過密切的聯系。在該著中，唐僧西行取經是奉唐太宗之命前往的。太宗不但熱衷“選舉高僧，修建佛事”，而且采納宰相蕭禹“佛法興自屢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佛，聖人也。非聖者無法，請置嚴刑”的建議，“自此時出了法律：但有毀僧謗佛者，斷其臂”（第二十回）。非但如此，太宗率滿朝文武，朝著觀世音遠去的背影而五體投地的情景，同樣出自作者筆下。作者在揶揄神靈的時候，難道就不會想到這等於是對現實統治集團的嘲諷？即使只是為了否定神靈，那末，他勾畫的那些或刁奸或愚蠢，或廉潔或貪欲，或善良或兇狠的神魔形象，又在何處尋得生活原型？因而，要透視這部名著的思想意義，至少不能忽視當時的現實時代和社會環境對作家的影響，把對作品的探討與作者經歷的坎坷的人生際遇聯系起來分析一下，有益於我們認識作品深邃的主題內涵。

四

要揭示《西遊記》的主題，僅僅局限在對主人公言行的分析上也是不夠的。如果感覺到孫悟空的行為象征著什麽，作品的主題就是什麽的話，恐怕仍然難以尋到比較正確的答案。以往正因為沒有脫離這個狹區，所以才有了孫悟空是英雄、叛徒、地主、市民，或從頑童到成人等等近乎猜想式的結論。假如我們把孫悟空傳奇般的經歷看作是一條串聯故事的線索，就會看到，小說家沿著孫悟空的足跡向讀者展示的是一幕幕或虛偽、或殘忍、或赤裸裸醜惡的世態。作者的高明之處，正在於他虛擬了這麽個近似頑劣蒙童的猴頭，它神通廣大，勇猛無敵，且機智靈活，處事細密；面對天神顯幾分潑頑，群魔面前它尤顯身手不凡。所以，只有它那種蔑視天庭卻又表現得調皮詼諧的姿態，才能撩開至高無上的尊嚴面紗，讓人窺見到里面包裹著的虛弱和自私；只有它那種一往無前的勇氣和變化萬端的本領，才能直插魔窟，使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暴露出它們的兇殘和陰險；也只有它那種通天入地，無處不可至的神通，才能問天審地，揭露出神妖之間的醜惡勾當。孫悟空護唐僧西行，本屬不得已而為之，了不起包含了一份報恩的因素。最終到達西天，它被加升大職正果，封為斗戰勝佛之後，首先想到的是要解除強加在它頭上的、曾使它飽經折磨的緊箍咒兒。並要求把它“脫下來，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麽菩薩再去促弄他人”。這是孫悟空這個藝術角色留給讀者的最後一句話，明顯表露著對所謂大慈大悲觀世音的不恭敬。難道這話中就沒有對個性受到摧殘的不滿情緒？“正果”如此“修煉”才能得來，實乃令人不寒而栗。

有了孫悟空行動的這條再絕妙不過的線索，作者便盡可向讀者展示他所想揭露的東西了。不是象有的學者所說的那樣，只是“有些情節”系塵世的人情世態的折光，與當時的現實社會不無聯系；而是每一回故事，幾乎都在諷喻人間世態。下面，不妨借用一下馬厚寅先生在其雜文《孫悟空擒妖魔統計》一文(18)中列舉的數字，西行路上，孫悟空共降滅妖怪55名（不計無名鼠輩）。其中被打死的36名妖怪，沒有一個有上界神仙做後臺，並且妖術大都不怎麽高超，孫悟空能夠比較容易地戰勝它們。比如七個土生土長的蜘蛛精，孫悟空幾棒就把它們搗得濃血淋淋；沒有什麽來頭的六耳獼猴，孫悟空一棒下去就解決了。這些妖怪一旦被擊敗，都沒有誰出面為它們說情，個個只有死路一條。而在被降服的19名妖怪中，除了黑熊怪、多目怪之外，其余17名全與天界神仙有著牽藤扯蔓的瓜葛。細細讀來，確也如此。它們或是天界星宿，或是神仙的親屬，或是為神仙服務的人員，或是神仙的坐騎，等等。如黃袍怪本是斗牛宮二十八宿中的奎木狼星，金鼻白毛老鼠精是托塔天王的義女，猩駝嶺上的三魔頭是如來佛該稱姨媽的大鵬，小西天黃眉老佛是彌勒佛跟前司磬的黃眉童兒，金山獨角兕大王是太上老君的坐騎青牛，麒麟山賽太發是觀音所騎的全毛犼，比丘國的假國丈是南極老人星的坐騎白鹿，等等。這些邪惡的妖精溜到下界來為非作歹，塗炭生靈，一旦面臨正義的懲罰，它們作為上界統治者親信或爪牙的優勢便顯示出來，各自的後臺都站出來為它們庇護。如金角、銀角大王原是為太上老君看爐子的兩個童子，孫悟空已把它們裝進凈瓶化成了水，卻被太上老君點化還原帶回去再干本行。又如天竺國的假公主本系太陰星君廣寒宮搗藥的玉兔，溜到下間有一年之久，直到太陰星君掐算到它有滅頂之災時，才趕來喝住孫悟空，把它帶了回去，不然它就死於老孫的棒下了。另外，在孫悟空懲治這些妖魔的過程中急需援助時，幾乎沒有一個神仙是主動站出來支持幫助的。西行路上，唐僧一行及各地生民經受的種種災難，某種意義上說，是上蒼神界瀆職或徇私造成的惡果。

《西遊記》除了借妖魔的惡行來隱喻封建社會的邪惡勢力之外，還通過記述唐僧師徒的沿途見聞和奇遇，無情地揭露了人間君主的荒誕行徑。有的國王因貪戀女色而鬧出病災，竟聽信妖言，欲挖人心做藥引子；有的國王昏聵可笑，讓妖怪把持朝政，誤國害民；有的國君認為有人謗議朝政，於是大開殺戒，等等。這種描述在全書中占有不少的篇幅，其矛頭所向，已不言而喻。

寫到尾聲部分，唐僧等人到了他們向往已久的神聖的雷音寺領取經書時，因為一直不離如來左右的阿儺、伽葉二人向他們“要人事”未果，從而領到的是一堆無字白紙。孫悟空不無憤怒地告到如來面前，如來卻說傳經本來是要收費的，並舉例說以前某次下面收得少了還挨了他的批評。最後他又稱白本乃無字真經，也是好的；你們東土眾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傳之，雲雲。此話頗有些自相矛盾。第二次領經時，三藏只好以唐王所賜的紫金體盂相奉，何儺高興地收下了，可在旁的眾人都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經的人事！”一個個臉皮都被羞抹皺了，只是拿著缽盂不放。由此可見，前面佛祖的解釋不過是為他手下人的醜行開脫而已。作者將其尖厲的諷刺筆觸，直伸到這最令人崇敬的地方。

對於這樣一部蘊含著深厚思想內容的作品，離開它反映的社會現實矛盾斗爭去尋求其主題意義，是無法把握住其本質核心的，甚至有導致南轅北轍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