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8世紀和19世紀的哲學家們正坐在書房裏推想精神現象時，一些醫生和物理學家們卻選擇了一條殊然不同的道路，以達到掌握心理學知識這同一個目的。一些雄心勃勃的科學家，如哈維、牛頓和普裏斯特利等，都親自動手，並借助儀器收集信息，特別是有關神經和精神過程的物理起因。這些物理主義心理學的開路先鋒，都成了今日神經生理學者的開山鼻祖；他們的世界觀導致了如今對構成精神現象的基本元件神經元的分子學轉換研究。　

　　魔術師——治病者：梅斯梅爾　

　　可是，有些物理主義者最多只能算是準科學家，還有一些只是偽科學家。可是，哪怕是後者，也得算作我們的研究對象，因為他們針對某些精神現象的理論盡管被後世所否定，但當時卻引導其他人尋找並發現了對這些現象有效的解釋。　

　　弗蘭茨·安東·梅斯梅爾醫生（ 1734－1815）就屬於這種情況。在18世紀7O年代，當德國先天論者和英國聯想主義者們還在依靠沈思默想了解心理學的時候，作為醫生的梅斯梅爾卻已經在使用磁石治病，其理論依據為，如果人體的磁力場得到較正，心靈和身體上的疾病就可以被醫好。　

　　這種理論是純粹的胡言亂語，可在當時，依靠這種理論形成的治療辦法卻產生了戲劇性的療效，有一陣子，梅斯梅爾醫生在維也納紅極一時，接著又在大革命前的巴黎出盡風頭。我們今天就來看看他當時在巴黎的情形。這是 1778年，在凡多姆宮的一個大廳裏，燈光昏暗、明鏡高懸，滿屋子巴洛克怪誕氣息。十來位衣飾簇新、著裝優雅的女士和先生們圍坐在一個橡木大桶邊上，每人都手握一根從木桶裏伸出來的鐵棒，木桶裏面裝滿磁鐵屑和一些化學品。隔壁房間裏傳來玻璃敲打樂器送出來的陣陣低婉的嗚嗚聲，不一會兒，樂聲緩緩消失，房門開大了一些，走出來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他步履沈重而莊嚴，一身紫袍隨風輕飄，手握一根權杖一樣的鐵棒。這就是創造奇跡的梅斯梅爾醫生。　

　　梅斯梅爾一臉嚴峻，陰森可怖，他生著一張下頜寬大的臉，很長的大嘴巴，還有高挑突出的眉毛。他一出現，病人們立刻呆若木雞，渾身震顫。梅斯梅爾醫生緊盯住其中一位男士，然後一聲令下：“入睡！”這男士的眼睛就閉上了，他的頭也無力地垂在胸前，其他的病人都直端粗氣。現在，梅斯梅爾醫生緊盯住一位婦女，用鐵棒緩緩地指著她，她渾身發抖，大叫起來，因為一股麻刺感通遍了她的全身。隨著梅斯梅爾沿著圓圈繼續往前進行下去，病人的反應也越來越激烈。最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會尖叫起來，雙臂撲騰，然後暈厥。助手們會把他們帶到急癥室加以處理，使其平靜，直到恢復。這之後，許多到場的病人，他們所患的病各色各樣，從憂郁到癱瘓不等，都感覺到病癥全消，甚至當場醫好。難怪梅斯梅爾盡管收費不菲，可求醫者依然趨之若鶩，車馬喧闐。　

　　雖然在今天看來，梅斯梅爾的行醫好像是在瞎胡鬧，是騙人的把戲，他自己最後也未得善報，不過，大部分學者認為，梅斯梅爾當時的確是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和其中的道理的，他是用這個道理來說明醫療結果的。梅斯梅爾出生在康斯坦茨的一個貧窮家庭——他父親是位擴林員，母親是位鎖匠的女兒——可是，他通過巴伐利亞和奧地利的教育系統闖出了自己的一條路。他原指望當牧師的，後來改想當律師，最終還是覺得做醫生好。 32歲的時候，他在維也納拿到了醫學學位，所幸的是，他的教授們不知道他的博士論文《論行星的影響》，是從牛頓的一位同事的作品中抄襲而來的。盡管論文題目是這樣的，可內容卻不是有關占星學的。論文提出，牛頓的“萬有引力”與人體身心之間存在某種聯系。在這篇論文屬於梅斯梅爾本人的一部分中，他把這種理論按照牛頓隨口說過的一句話而推進一步，提出人體內部存在一種不可見的體液，這種體液能夠根據行星引力而發生對應行為。不管是健康還是疾病，梅斯梅爾說，都取決於身體的“動物引力”與行星引力是否處於和諧狀態。　

　　得到博士學位兩年後，梅斯梅爾娶了一位年齡比他大許多的、富有的維也納寡婦，因而獲得了進入維也納社會的入場券。因為不再需要全天行醫，他把大部分註意力集中在文化和科學的發展上。當本傑明·福蘭克林發明玻璃敲打樂器的時候，梅斯梅爾作為一位相當有天賦的業余音樂師購買了一臺，而且很快成為行家裏手，演奏如飛。他和妻子都是熱切的音樂愛好者，經常看見裏奧波德·莫紮特及其家人，而 12歲的沃爾夫岡的第一部歌劇《巴斯蒂安夫婦》就是在梅斯梅爾家的花園裏演出第一場的。　

　　梅斯梅爾一邊欣賞著這些賞心悅目之事，一邊也成了一位醫學和心理學開路人。 1773年，一位27歲的少婦來拜訪他，因為她患了一種病，其他的醫生都治不好。梅斯梅爾也治不好她的病，不過，他突然想起以前與一位名叫馬克斯米連·黑爾的耶穌會士的談話，這位牧師對他說，用磁石有可能會影響到人體。梅斯梅爾買了一套磁石，這位婦人第二次來的時候，他小心翼翼地擺弄起磁石來，一塊接一塊地往她向上不同的部位貼。她開始發抖，不一會兒就渾身痙攣起來——梅斯梅爾認為這就是“危象”——等她醒過來時，她說癥狀輕松了許多。進一步進行了一系列的治療後，她的病癥全部消失了。（今天，她的病將被診斷為歇斯底裏神經癥，她康復的原因是暗示的結果。）　

　　梅斯梅爾現在看到磁力與他自己的動物引力之間的聯系了。他認為，人體裏面滿是這種磁力，而不是引力體液，而且他認為，最終形成的力場可能會錯位，致使疾病發生，通過治療進行重新對位可能會恢復健康。他以前稱作“動物引力”的東西，現在改稱“動物磁力”。病人的危象，他解釋為是一種障礙對人體磁液流動的突破，以及接下來的“和諧”恢復。　

　　梅斯梅爾開始治療其他病人了，他告訴他們要做好思想準備以面對一些反應，包括這種危象本身。他們都不由自主地作出了反應，與所預期的一樣。很快，維也納報紙登滿了梅斯梅爾醫生的醫療事跡。有一陣子，馬克斯米連·黑爾公開宣稱這個療法是他的，而不是梅斯梅爾的，因而爆發了一場惡辯。梅斯梅爾大膽地宣稱，他在幾年以前的博士論文中早就提出了這個理論（對真理的歪曲），因而贏了這場爭執，並確立了自己作為這種現象的發現人的身份。　

　　梅斯梅爾為了廣播聲名，在好多城市舉辦了聽眾甚多的演講和表演。但是，在維也納，他公開炫耀其療法的張揚舉動激怒了城裏的一些名醫。這些醫生的名聲於 1777年又因為梅斯梅爾宣稱治好了某位名叫瑪麗婭·特裏莎·馮帕拉迪斯的病人而蒙詬。瑪麗婭是位盲人鋼琴家，莫紮特為她創作了K．456降B調鋼琴協奏曲。她3歲那年即失明，18歲那年來看梅斯梅爾。他宣稱，在他的治療下，她重新獲得了部分視力，但只有他在場時才有視力，別的證人都不行。也許，她的失明是心理影響所致，而他也的確能夠對她產生影響，可是，1778年，她的父母終止了治療，維也納醫生們稱梅斯梅爾為江湖醫生。梅斯梅爾突然間棄家出走，什麽都不要了，包括他上了年歲的妻子，一氣逃竄到了巴黎。　

　　在這座起伏不定、時尚如潮的都市裏，梅斯梅爾憑借自我提拔的天才很快獲取了巨大的聲名，不久又弄得聲敗名裂。開始，他為單個病人看病，可是，隨著業務增大，他發現集體處理病人更容易賺錢。他使用的方法就是他自己發明的木桶法，即橡木桶，裏面有用鐵棒配好的磁液。由於他還可以通過碰觸、手勢，或者長時間緊盯住病人的辦法影響病人，他開始想到，磁鐵和鐵屑都不是最基本的東西，他自己的身體一定就是一塊不同尋常的大磁鐵，具有直接傳遞看不見的磁液的能量。　

　　這種辦法很快被稱作“梅斯梅爾療法”，它成了最後的療救希望。人們蜂擁而至，來到梅斯梅爾的診所裏，助手們在他的指導下研究學習，其弟子們在不到 10年的時間裏寫作了至少兩百多篇小冊子和著作，專門介紹這種療法。可是，巴黎大學的醫學教授和其它正規醫療機構的人都認為他是一個江湖騙子，而且公開發表看法。可是，如果梅斯梅爾明白自己是個騙子，他就不會像當時那樣奮力反駁。1784年，他通過與官場的關系，誘導國王指定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由傑出的醫生和學者們組成，包括化學家拉瓦謝和美國大使本傑明·福蘭克林，委員會專門調查他的療法是否屬實。　

　　委員會進行了仔細的研究，包括一項在當代心理學中很常見的實驗。他們告訴一些受試者說，他們將通過一扇關閉的門進行磁療，可是，實際上不給他們上磁。這些受哄騙的受試者像真正受到磁療時一樣準確地報告說自己感到了磁療。對這些證據進行分析後，委員會正確地報告說，梅斯梅爾的磁液根本不存在，但他們也錯誤地報告說，磁力治療的效果僅只是“想象”而已。自此以後，梅斯梅爾氏療法的名聲江河日下，這場醫療運動也分裂成了彼此爭辯不休的幾個宗派。梅斯梅爾最後離開了名望盡失的傷心地，他生命的最後 30年是在瑞士度過的，處於相對的隱居之中。　

　　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梅斯梅爾療法仍然保持為一種準魔術和完全被誤解的現象，一些純粹的江湖騙子如阿拉桑德羅·迪卡格裏奧斯特羅（一個名叫吉約塞普·巴爾薩莫的江湖騙子的化名）、雜耍表演人和一些冒險的外行及法國、英國和美國的非正規醫生都試著玩過這一把戲。大部分梅斯梅爾氏療法的實踐者都慢慢拋棄了磁石的使用——梅斯梅爾本人也曾朝這個方向努力過——他們說，可以通過儀式和召喚、眼部接觸和其它一些步驟實現磁液的傳遞。事實上，這些方法的確也能引起神情恍惚的現象和“危象”，並可以減輕某些癥狀。　

　　在 19世紀40年代的英國，梅斯梅爾氏療法也得到了一些尊敬，因為一位醫生約翰·艾略斯登用它來治療神經病，外科醫生W·S·瓦德也通過梅斯梅爾氏療法使病人進入了催眠狀態，並在這種狀態下鋸掉了他的大腿。詹姆斯·布雷德是位蘇格蘭醫生，他用梅斯梅爾療法進行了一些實驗後說，它主要的效果不是因為磁力的流動而產生的，而是病人的易受情緒感染所致，事實上，他認為這種療法是一種心理過程。布雷德稱它作“神經催眠法”（抽出希臘語neuron代表“神經”，hypnos代表“睡眠”），這個詞不久就在日常使用中變成了“hypmosis（催眠法）”，以後至今就一直這麽用了。　

　　在中世紀的法國，有位名叫聖奧古斯特·裏埃波特的鄉村醫生拋棄了催眠法中所有近乎魔術和神秘儀式的裝飾。他讓病人看著自己的眼睛，他一邊不斷地暗示說，病人馬上就要睡著了。當病人進人恍惚狀態時，這位醫生就告訴他說，他的癥狀將會消失，而在許多情況下，這些癥狀果真就消失了。到 19世紀60年代，裏埃波特的名聲已經遠走高飛，超出他的家鄉法蘭西了，他寫了一本書，專門講解他的催眠法及其結果。催眠法雖然當時還受人懷疑甚至是激烈爭辯的議題，可從那以後，它就成了醫療的一部分了。　

　　這種催眠法最著名的實踐者，是這個世紀晚些時候的讓·馬丁·夏爾科，他是巴黎一家名叫薩爾貝特裏埃的醫院的院長。他被稱為“治療神經病的拿破倫”，相信催眠現象與歇斯底裏狀態有許多共同之處，而且，的確，只有歇斯底裏患者才有可能被摧眠。他在學生面前給許多歇斯底裏病人催眠，以演示歇斯底裏癥狀，但並沒有考慮到催眠的醫療價值，也沒有利用它來進行治療。　

　　夏爾科還錯誤地認為，恍惚狀態只有在病人經過了兩個先期的階段，即慵倦和強直性昏厥以後才可能進入，每一個階段都具有特定的癥狀，並涉及到主要的神經系統功能變化。他的觀點被裏埃波特後來的弟子們所駁倒，因為裏埃波特證明，恍惚狀態可以直接誘發，而且非歇斯底裏病人也可以進入催眠狀態。還有，因為夏爾科的地位和他誘導病人進人恍惚狀態的技巧， 1882年，法國科學院接受了催眠法，認為它是一種與磁力無關的神經生理學現象。　

　　夏爾科的好幾名高足，其中包括阿爾弗雷德·比奈、彼埃爾·讓內和西格蒙·弗洛伊德，他們都繼續尋找對催眠現象的心理學而不是神經生理學上的解釋，並且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利用了催眠法。可是，直到相對很近的一些年裏，它才作為動機心理學的術語被予以足夠的重視；即是說，在聽從催眠師要他們進入一種被更改過的意識狀態時的暗示，並接受後催眠暗示時，一些受試者的意願和其它一些人的能力缺失，包括癥狀的消失在內。梅斯梅爾醫生，假如他知道這一切的話，一定會因為自己的理論被完全排斥而大為憤怒，也可能會興高采烈，因為他的治療方案證明是完全有效的。　

　　顱骨問診者：加爾　

　　其他的一些物理主義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一些措施，他們觸摸並測量頭顱，因為他們相信，頭骨分布的細節與一個人的性格特征及精神能量是直接相關的。　

　　外部生理特征與心理特征有相互聯系這個想法淵遠流長。相面術，即對面部特征和精神能量的解釋，也就是對面部長相的形狀和大小的分析，自古希臘時期就已經存在了。在 18世紀晚期，通過瑞士神學家和神秘主義者喬安·卡斯帕·拉瓦特爾的作品，這種相面術變得極為流行。拉瓦特爾的4卷本《論利用相面術促進對人的認識和人類之愛》目的是要宣傳“相面科學”，它在1775年至1810年間共出版了55版。達爾文後來說，他差點就錯過了他在畢哥號上歷史性的旅程，因為船長就是拉瓦特爾的弟子，他懷疑：“一個長有像我這種鼻子的人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和決心完成這次航行。”　

　　相面術對心理學沒有產生什麽影響，可是，它為一種相關的理論，即顱相學，鋪平了道路，而顱相學對心理學的確是產生過影響的。顱相學認為，頭骨的輪廓是由大腦特定區域的發育所決定的，因此可以指示人的性格及精神力量。　

　　這種理論最主要的倡導者是弗蘭茨·約瑟夫·加爾（ 1758－1828），他出生在德國並在維也納接受過培訓，並於1785年在這裏得到醫學學位，是位醫生和神經生理學家。加爾生得鼠頭鼠腦，一臉的五官低低地掛在臉上，很難取悅於人——他許多有聲望的患者顯然不相信相面學。加爾是位習慣性的叛逆者，與權威不相投，爭辯起來言辭激烈，沈醉於亂搞女人，而且還非常貪婪，他進行科學演示的時候還要收入場費，這是有悖於常規的。　

　　盡管如此，他仍然是一流的大腦解剖學家，通過他自己的解剖方法，他第一次向人們顯示出，大腦的兩個半球是一些白色物質組成的莖（腦連）連通起來的；脊椎的纖維在與下腦連接時是交叉相連的（結果，身體一側的感覺會到達另一側的腦部）；一個物種所具有的皮層——大腦表層的灰色物質——越多，其智力水平就越高。　

　　加爾作出的這些貢獻是對神經科學的巨大貢獻，到今天仍然如此，可是，這些發現使教會的權威人士和弗朗西斯一世大為不快，因為這些發現使更高的智力過程歸結到了更加發達的大腦，而不是非物質的靈魂或者意識上面。 1802年，皇帝禁止加爾進行進一步的講演，理由是，這些講演會導致物質主義、不道德和無神論。他數度請求皇帝取消禁令，但反復申請後無效，因此，1807年，他放棄了維也納來到巴黎，在這裏，雖然拿破倫想要限制他的影響，而且他的思想也受到法國學院的排斥，但他還是堅持下去了，而且終生不渝。　

　　加爾對有關大腦結構及其與智力的關系的知識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原本應該使他在心理學的歷史上占據令人尊敬的一個席位的，可是，他最出名的還是因為被他自己稱作“顱骨相學”的理論，通常評判他這個人的時候，也是根據這個後來作為顱相學而著名的理論來進行的。　

　　當加爾第一次意識到人類的智力超過動物的智力，是因為人類皮層發育得更多的時候，他突然想到，人類在智力和性格上面的一些可測量的差別，也可能是因為個人之間皮質層發育不齊所至。這就可以解釋困擾了他許多年的一些東西。還是一個小學生，後來當大學生的時候，他一直感到很苦惱，因為他的一些同學雖然沒有他聰明，但卻得到更好的成績，因為他們更善於記憶——而且，令人感到神秘的是，他們都長有很大的頭，眼睛都鼓了出來。加爾現在猜想，這一定意味著，正好在眼睛後面的皮質層區是大腦記憶力的基礎，而在一些擁有很好記憶力的人們中間，這個區域的發育非常特別，因而就傾向於把眼睛擠了出來。　

　　果真如此，每一種較高級的能量為什麽不可能也就取決於大腦皮層的某個特定區域或者“器官”呢？比如說，為什麽不可能存在某個專門生成“好戰性”，另一個專門生成“仁慈”等等的器官呢？加爾很熟悉蘇格蘭聯想主義者托馬斯·雷德提出來的好幾十個“大腦功能區”，也許每一種功能都位於某個特定的皮質層區，而這些通常具有超常發育的某種功能的人有可能就在這方面發育非常特別。　

　　他很難打開人的頭顱以檢測他的理論，而 X射線當時還沒有發現，可是，加爾慢慢想出了一個很方便的假想。正如那些記憶力很好的人，他們的眼睛通常都突出來一樣，任何發育非常特別的區域附近的頭顱也許會突出來。而且，說來奇怪，當他開始尋找證據的時候，他發現到處都是證據。這裏有一段說明，可以看看他是如何找到“貪多求全器官”的：　

　　以前，我在家裏召了很多的役童和這類的仆從，他們經常彼此責難，說對方偷了某某東西。其中一些人特別厭惡偷竊，寧可餓死也不接受朋友偷來的面包或者水果，而那些偷竅者卻嘲笑這種行為，並認為他們很傻。檢查他們的頭顱的時候，我很驚訝地發現，大部分積習已深的小偷都有很長的顱骨突起，從狡猾區幾乎一直延伸到了眼瞼的根上（也就是耳朵上方和前方），而這個區域很平的人都很討厭偷竊。　

　　加爾及其同事，即一位名叫喬安·克裏斯托弗·斯伯茨海姆的年輕醫生，他們一起檢查了好幾百位病人、朋友、犯人、精神病院病人和其它一些人的頭，並給頭部畫了一張有 27個區域的顱骨圖（後來被斯伯茨海姆擴大為37個區域），每個區域都代表一個支撐它的器官或者皮質層，某種特別的功能就位於這些地方，在那些某種特征很突出的人當中，那個部位的功能就會提高。（加爾有一幅畫像，畫上，他雙手伸開，摸著一個模型人頭，手指在靈巧地摸著一些包塊。）加爾和斯伯茨海姆認定了好色區（就在腦勺下方）、仁慈區（前額上方正中間）、好鬥區（每只耳朵後面）、威嚴區（頭頂前方）、愉快區（前額中間靠兩邊的地方）等等。　

　　加爾在 1810年和1819年間出版了一系列卷帙浩繁的著作，用以描述他的發現。斯伯茨海姆參與了前兩卷的寫作，但後來就忙他自己的事了。他長得很帥，有幹勁而且很迷人，在歐洲和美國成了一位極成功的講演人和顱相學的倡導者。通過加爾的的著作和自我推銷，以及斯伯茨海姆的公關活動，顱相學立即火了起來，而且在幾乎一個世紀的時間內長盛不衰。有一陣子，光是在英國一地就成立了29所顱相學協會和好幾本顱相學會刊。在紐約市，顱相學“診所”在百老匯一帶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顱相學大師在美國各地巡回摸診。在顱相學的巔峰時代，它成了尋常百姓的日常談資，他們在顱相中尋找人生兩難境地的答案。更令人吃驚的是，許多傑出人士和嚴肅的學者也都相信它：黑格爾、馬克思、巴爾紮克、勃朗特姐妹、喬治·艾略特、瓦爾特·惠特曼和其他一些人都是這樣的。　

　　可是，顱相學從一開始就遭遇到了科學界的堅決反擊，而且不無道理。加爾雖然收集並提供了大量證據，但都是為了符合他的理論而取的一些證據；他應該隨機抽取樣品，並顯示這些包塊與所談及的特征之過度發育之間存在一種聯系，而與正常或者其特征不那麽過度發育的人頭上的包塊不存在這種互動關系。另一個原因是，當一個有顱骨突出現象的人沒有所預測的特征時，加爾就用其它使該問題出現偏差的大腦部件的“平衡動作”這個術語來辯解。加爾有如此之多的功能可以界定，因此他能“證明”他選擇的無論什麽功能，當然，大部分科學家都認為他的這些證明是毫無價值的。　

　　可是，對顱相學確切的否定是從實驗室得出來的。彼埃爾·弗樓倫（ 1794－1867）是位非常聰明的法國生理學家，他對加爾粗制濫造的方法論極為驚駭，因而決定以實驗方法來證明，某種特別的生理學功能是不是位於某處特定的大腦區域內。他是位技術高明的外科大夫，在鳥類、兔子和狗的頭顱上做手術，切掉一些小的區域，然後小心地把這些動物養好，恢復它們的健康，再看看它們的行為是否因為缺少這些區域而受影響。　

　　當然，他不能夠測驗像文字記憶等的人類功能，可是，他可以測試位於加爾本人說可與人腦中的那些部分相似的部件裏面的功能。在這樣的一些功能中，有一項就是“好色器官”，這個功能理應位於小腦（大腦最原始的部分，即頭顱靠後的基座部分。）弗樓倫在一系列的手術中切除了狗腦裏越來越多的小腦後，狗慢慢失去了有順序的移動能力，直到它本想向右轉的時候卻轉向了左邊，向前走的時候卻開始後退起來等等。小腦的功能，很清楚，是有目的的移動，而不是好色與否。　

　　同理，弗樓倫發現，不斷地切除動物的皮質會減少它們對感覺刺激的反應和啟動行動的能力。小小的損傷不會造成特別的後果，而顱相學的理論如果是正確的話，這裏卻是應該產生惡果的，可是，它只是減低了動物對視覺刺激總體的反應能力和它總體的活動水平。皮質層切除得越多，動物就顯得更呆滯，直到所有的反應能力和自我啟動能力都沒有了；一只完全去除了皮質層的小鳥不再飛翔，除非把它拋入空中。弗樓倫的結論是，感覺、判斷、意願和記憶都分布在大腦皮質層裏。盡管他在大腦裏面發現了大量功能——皮質和小腦的確還是各有不同用途的——各部分具體的功能也並非均勻分布於各個部分的。　

　　加爾的偽科學理論因而就導致了大腦功能分區的實驗研究。另外，他的理論盡管在所有的細節上都是錯誤的，可還是躲過了弗樓倫的攻擊，因為後來的神經生理學家都按照弗樓倫的做法繼續實驗。他們辨別出了大腦的一些特別區域，認為這些區域對視覺感知、聽覺感知和運動控制有控制作用。弗樓倫說記憶和思維分布在整個皮質層上是正確的，可是，有一些較低的精神活動，甚至是一些較高級的精神活動，都的確是分布在不同區域的。　

　　較高級的功能是在大腦的某些局部執行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語言。 1861年，巴黎比塞精神病院一位51歲的病人勒波涅轉到了外科室，因為他的右腿出現壞疽。外科醫生是一位名叫保羅·布洛克的年輕人，詢問病人的病情，可是，這位病人除了喃喃地發出一個毫無意義的聲音“tan”以外，什麽也說不出來。他只能通過手勢和“tan，tan”來交流，如果弄不清他的手勢，人們除了對天大喊外一點辦法也沒有。布洛克終於弄清楚了，Tan是他在醫院的名字，他於21年前來到這家精神病院，當時，他已經失去了語言能力。他在智力上仍然是正常的，可是，幾年之後，他的右腿和右臂就開始癱瘓了。　

　　Tan進入手術室的6天後去世了。布洛克進行屍檢，發現大腦左側中間偏前一塊雞蛋大小的區域已經受損，受損部位的中心幾乎沒有任何組織了，在它的邊緣上，一些剩余組織已經萎縮。根據勒波涅的病歷，布洛克下結論說，操作最早發生在現在稱作中心的地方，當這個創傷範圍還不大的時候，它就已經完全破壞了勒波涅的語言能力；只到後來，它才擴散起來，直至造成癱瘓。很明顯，大腦左半球這個很小的前瑞環狀區就是語言的基座。自此以後，這個區域就叫做布洛克區了。　

　　約十余年後，一位德國醫生名卡爾·維尼克的，他以類似的方式發現，有些講話非常流暢，但使用一些很怪的字眼，而且不理解人們對他所說的話的病人，他們在布洛克區後面幾英尺遠的左半球另一小區內有損傷。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布洛克區主管語法（語言的結構），而第二個現稱為維尼克區的區域主管語義（詞語的意義）。這兩個區域在正常語言交流中都是必需的；布洛克的損傷會損害把詞語說出來的能力，但不影響理解，維尼克區的損傷會使病人能夠流暢地說話，但都是一些無意義的話，而且對語言的理解也成問題。　

　　再以後，兩位德國生理學家，即居士塔夫·弗裏奇和埃杜阿·希基格認出了皮質層的一個特別區域：即運動控制點，它是從左中腦伸向右中腦上面的一個長條形組織。其他一些調查者分別查出了負責視覺、觸覺和聽力的區域。到該世紀末，弗樓倫認為不存在功能的分區化的看法證明是錯誤的，而加爾的觀點卻相當正確，不過在細節上是完全錯誤的。可是，在 20世紀，進一步的研究將顯示，兩種理論都是正確的。許多功能位於人腦某些特定的區域，可是，學習、智力、記憶、推理、決策和其它一些高級精神活動都發生在大腦前葉上。　

　　弗樓倫本人曾總結了每種科學追求真理的反復否定過程：“ La

　　science n’est pas elle devient．”（科學不是原來就有的，它是慢慢變成的。）　

　　心理學之所以慢慢變成如今這個樣子，有一部分是因為加爾。他所發現的大腦的結構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他的顱相學荒唐理論導致了大腦功能分區化中的實驗研究，他對皮質層作為智力基礎的強調，都使心理學邁出了更大的進步，遠遠超出了形而上學，也比以前任何時候更接近實驗科學了。人們應該記住他，而不光是想他曾經鬥膽闖入了假科學。　

　　機械論者　

　　用生理學的方法解釋心理現象，這是一場新的、更大範圍的運動，給大腦繪圖分區只是這個運動中的一部分。德謨克利特，必定還有其它一些人，都曾冒險提出過一些猜測，認為有一些生理現象支持著感覺和思想，可是，好幾百年以來，大部分生理－心理學家都曾用可見的高級思維過程，比如聯想、理智和意願論述過精神現象。他們一點也不知道有關神經系統和大腦的生理學，因而忽視了這些過程是否由生理現象構成這個問題。　

　　可是，如我們所見的，隨著物理學和化學在 17世紀的出現，一些大膽的原型心理學家們開始提出一些對精神過程的機械解釋。他們缺乏實際的觀察數據，因而只能推想空洞的神經裏流動著“動物精神”（笛卡兒），這些神經裏面流動著原子（霍布斯），神經與“震子”一起震動（哈特利）。一位法國哲學家朱利安·德拉·梅特西甚至還有一本專著，書名就叫做《作為機器的人》（1748）。　

　　可是，在 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生理學家在神經系統方面有了好幾項發現，這引導他們以可以在神經中實際觀察到的物理和化學現象，來解釋一些低層次的心理學過程，如感覺、反射和有意誌控制的運動。使這種新的生理心理學成為可能的一些發現計有：　

　　—— 1730年左右，英國植物學家和化學家斯蒂芬·黑爾斯砍掉了一只青蛙的頭，然後捏青蛙；青蛙腿彈了幾下。他把青蛙的脊椎砍斷，這次，青蛙腿不動彈了。黑爾斯因此確立了反射與有意識行動之間的差別，並且把反射的中心確定在脊椎而不是大腦上。　

　　—— 1791年，意大利生理學家魯伊格·伽伐尼用一只銅鉤鉤住青蛙的腿，使一部分脊椎仍然掛在上面；當他用雷登蓄電池向裏面放電時，青蛙腿踢了幾下。伽伐尼作出結論說，在肌肉和大腦裏面生成的“動物電流”是通過神經傳導的，而且負責運動。　

　　——直到 19世紀早期，生理學家們才提出，神經系統就像一張連續不斷的網絡。可是，在這個世紀的早些年，當植物組織由細胞構成這個觀點已經確立後，德國生理學家西奧多·施萬把這個想法推進了一步。他說，動物組織也是由細胞構成的。他區分出了一種神經細胞，很快，其它一些人也演示，大腦細胞同細胞核和長長的分支組成，它們伸出並與其它大腦細胞的分支相連接。　

　　——按照笛卡兒的動物精神理論，沖動可以在任何方向上在神經裏面流動。而按照神經活動的電流模式，電流卻只能順著一個方向流動。 1811年到1822年之間，為了支持後者的思想，英國解剖學家查爾斯·貝爾和法國生理學家弗蘭索瓦·馬讓迪各自切斷了不同的動物神經，以觀察哪些功能會受到影響。兩人都能夠顯示，神經系統由感覺神經構成，電流會向裏面傳導，向脊椎和大腦的方向流動；神經系統還由運動神經構成，電流從裏向外流動，即從大腦和脊椎向肌肉和器官方向流動。　

　　這些發現，以及其它的一些發現與我們今天已經掌握的、有關光和色彩的物理學原理結合起來，產生了 19世紀在感覺器官和感知生理學研究方面的大爆炸。這種新的心理學與貝克萊的神學幻想和休謨的懷疑主義在對思維如何感知周圍世界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上完全不同。而且，盡管在一開始的時候，它還只能解釋低層次的心理學過程，可是，大部分新心理學家們都希望，最終，較高層次的心理過程會以類似的方法解釋清楚。德國生理學家艾米爾·杜·波瓦雷蒙1842年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他和一位同事已經莊嚴宣誓，要演示下列教條中的真理所在：　

　　除了活躍在有機體中的一些常見的物理及化學力量之外，並不存在別的任何力量。如出現此時不能以這些力量解釋的一些情形，人們必須要麽通過物理和數學方式尋找具體的辦法或者采取他們自己的行動方式，要麽就假設存在新的力量，這種力量與物質當中天生具有的化學 -物理力量同樣尊嚴，還能根據吸引和排斥的力量還原回去。　

　　盡管“新心理學”出現在好幾個國家，可發展最快的還是在德國，按照著名的英國心理學史學家萊斯理·斯賓塞·赫恩肖的說法，在德國的大學，“科學心理學誕生了”。　

　　他說，這算不得奇怪。直到 1870年，德國是由許多小王國、公國和自治城市構成的聯合體，這裏已經建立了超過歐洲任何國家的大學。另外，19世紀早期進行過好多教育及社會改革之後，德國大學可以為科學家和學者們提供非常精良的實驗室裝備，供進行物理、化學、生理學和其它科學研究之用。　

　　在這種氛圍之中，甚至康德傳統中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們也拋棄了康德說心理學不可能成為一門實驗科學的斷言。其他一些人慢慢相信，甚至不可見的、高級水平上的精神功能，盡管只能通過受試者對刺激的反應觀察到，也是可以通過實驗很生動地調查清楚的。　

　　可首先，我們先看看這些機械主義者——或者不如說，因為他們為數眾多，我們先看看一些其作品非常重要，也能夠代表這個運動的一些機械論者。　

　　特別的神經能量：穆勒　

　　喬安·穆勒（ 1801－1858）是從哲學傳統中出道的，可後來半路殺出，成了第一位偉大的現代生理學家，然後又回到哲學中去，以期回答有關遊離於他的生理學之外的一些問題。可是，哲學心理學的時代已然過去，他的生量學作品對心理學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而他的哲學著作卻隨風而散了。　

　　穆勒出生於科爾布倫茨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極富天才，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生就一幅拜倫式的面孔——一頭亂發，敏感的嘴巴和一雙有穿透力的眼睛。 21歲在柏林拿到醫學學位後，他把年輕人對謝林準神秘自然哲學的狂熱擱置一邊，轉而在生理學和解剖學方面做一些驚天動地的事情，使得波恩大學在24歲時就授予他自助教授的頭銜，29歲時又授予他全日制教授職位。　

　　穆勒二十出頭時狂熱地迷戀於活體解剖和動物實驗，到 25歲時，他已經完成了兩大本視覺生理學方面的著作。可是，他已經受到狂郁病傾向的折磨了，26歲他成為教授並娶了戀愛許久的情人後不久，他患了嚴重的憂郁癥，有5個月的時間既不能工作也無法進行研究。39歲時，其它的人在生理學研究中又沖到他前面去了，他又一次受到憂郁癥的打擊；47歲時，他與1848年的大革命理想政見不合，又受到第三次病魔打擊；1858年57歲時，第四次打擊使他以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穆勒在生理心理學方面的幾乎所有的重要成就都是在他早年取得的； 32歲時，他轉入柏林大學，這時候，他已經無意於再幹那些被他自己稱作“切割快樂”的動物實驗術，轉而研究起動物學和比較解剖學了。他不再相信實驗術可以解決生命的終極問題了，他裏程牌式的著作《生理學手冊》盡管滿是他自己和其它人的實驗發現，但裏面卻已經包含了許多有關靈魂的哲學討論，而這個話題是應該在一個世紀以前談論的。在這部著作中，他瞎扯了一些話，說什麽靈魂就是行動中的大腦和神經系統，或者是臨時寄存於人體的某種“生命活力”。　

　　在穆勒有關神經系統的大量發現中，許多都極有利於生理心理學的確立，其中有一項還產生了特別的影響。早期的生理心理學家認為，任何感覺神經都可以傳導任何種類的感覺數據到大腦裏面，正如一根管子可以傳送任何泵入裏面的物質一樣，可是，他們無法解釋，比如說，為什麽光學神經只傳遞視覺圖象到大腦裏面，而聽覺神經也只傳導聲音。穆勒提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論。每種感覺系統的神經只傳遞一種數據，或者，如他所言，“一種特別能量或者品質”：光學神經總是，而且也只傳遞光線感覺，聽覺神經總是，也只傳遞聲音感覺，其它的感覺神經總是，也只傳遞各自的感覺。　

　　穆勒是在對動物進行了一系列的解剖學研究後作出這個結論的——甚至還包括在他自己身上做的一些很小但能起決定作用的實驗。當他按壓自己緊閉的雙眼時，壓力不會引起聲音、味覺或者口感，但會閃出光線來。他是這麽表達自己的理論的：　

　　聲音的感覺是聽覺神經的特別“能量”或者“特質”；光線或色彩的感覺是光神經的能量；其它各神經亦是如此。每種感覺的神經好像都只能夠產生某種決定性的感覺，而不能產生符合其它感覺器官的感覺。根據生理學的許多經過檢驗的事實來說，沒有哪一種可以支持這樣一個想法，即一種感覺神經可以承擔起另一種感覺神經的功能。對盲人觸覺的誇張在今天不能夠被稱作用手指觀察；手指和腹部產生視覺能力只能是個寓言，而舉出的一些例子說的確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那不過是些騙人的把戲。　

　　換了威廉·詹姆斯，八成會說得更刺耳：“若把視神經的外端末梢接到耳朵上，再把聽神經接到眼睛上，我們就該能聽到閃電，看見雷聲了。”　

　　穆勒雖說口頭上十分肯定這一點，可他捫心自問，感覺神經具有的這種專業性是每套神經獨特的品質所致呢，還是這些神經所經過的大腦某個區域所為？視覺脈沖傳遞到大腦某個區域時可能是以視覺形式翻譯它們的，而聽覺神經有可能是作為聲音傳遞過去的。“現在尚不清楚，”他在《手冊》裏說，“每根感覺神經的獨特‘能量’基本的起因，倒底是位於神經本身呢，抑或是在它與之連接的大腦或者脊椎的某些部件裏？”可是，弗樓倫認為大腦各處一致的觀點仍然主宰著生理學思想，而穆勒卻選擇了“特定神經能量”的理論。　

　　然而，他自己的學生當中，有些人在本世紀末繼續抱住他產生的懷疑思想，因為他本人也曾誠實地承認了自己的不確定性，並顯示，所有的神經傳遞都具有同樣的特征，而且，是大腦末梢的位置決定著由傳遞創造的經驗類型。　

　　不過，穆勒的生理學開始為長期以來一直深感困惑的生理學家和原型心理學家們提供答案了：我們周圍世界裏的現實是如何成為我們意識中的感覺的？感覺如何工作的詳細圖景開始顯露出來了。這個過程從眼球的光學特性或者耳朵的聽覺機制開始（在這兩個方面，穆勒曾進行過詳細的研究），繼而研究傳遞來自感覺器官的刺激的那些神經，最後研究接受並解釋這些神經脈沖的大腦區。古代人認為，任何感知到的東西的最小復制品都會通過空氣和神經傳遞到大腦裏面去，而穆勒顯示，傳遞到大腦裏面去的東西都是神經脈沖；我們的感覺不是我們周圍一些事物的復制品，而是與它們相類似或者同形的東西。如他所言：　

　　感官感覺的直接對象只不過是由神經誘導出來的特殊狀態，我們感覺到它們是一些感受，要麽是由神經本身產生的，要麽是由與感覺有關的大腦某些部件引起的。神經通過外部原因在它們自身產生的一些變化，如外體條件的改變，而讓大腦感知到它們自己的存在。　

　　可是，我們如何知道，大腦對傳遞進來的刺激所產生的反應就一定對應於現實呢？這個問題一直以來就折磨著哲學家和生理學家們，可對於穆勒來說就是易如破竹，迎刃而解了。我們的神經狀態以合適和規則的方式對應於物體，比如，虹膜上的圖像理所當然就是對外部世界那些東西的忠實反映，而這就是視覺神經傳遞到大腦中去的刺激。其它感覺器官和它們所傳遞的信息也是如此。這樣，穆勒就解開了由貝克萊和休謨提出來的認識論之迷，並將不可檢測的康德認定的範圍轉變成了可檢測和可觀察的現實。雖然他的理論在細節上有錯誤，可是，他的特別能量理論及其最為深刻的含義都是正確的。　

　　僅可註意到的差別：韋柏　

　　19世紀3O年代，在萊比錫大學，一位長著胡須的年輕生理學教授正在進行一項與穆勒完全不同的研究。他的名字叫恩內斯特·海因裏奇·韋柏。他不用手術刀，也不切開青蛙腿，更不用鋸開兔子的頭，反過來，他要用健康、完整無損的人類誌願者做實驗——大學生、城裏人、朋友——還使用一些平凡的工具做實驗，如藥房的小法碼、燈、筆和粗毛衣針。　

　　粗毛衣針？　

　　讓我們來看看韋柏平凡的一天吧。他用磁粉塗黑針尖，讓針垂直下落在一位俯臥在桌上的年輕人沒有穿襯衣的裸背上。針在年輕人的背上留下一個很小的黑點。現在，韋柏請他用一根用類似方法塗黑的針去指那個黑點。這年輕人照著做，碰到幾英寸遠的地方，韋柏就仔細測量兩個點之間的距離，並在筆記本上記錄下來。他在這年輕人的背、胸脯、臂和臉等不同地方一次又一次反復進行這個實驗。　

　　這樣做了一年後，他打開一把圓規，並在一位蒙上眼睛的男人身體不同的地方把兩支圓規腳撐開按下接觸身體。當圓規的兩支腳張得很開時，誌願者知道兩個點都被接觸到了，可是，當韋柏將圓規腳拉得近一些的時候，受試者就很難說出到底是一支腳還是兩支腳都接觸到了身體上，直到在一個臨界點上，他感覺兩支腳就是一支腳。這個臨界的距離，韋柏發現，是根據身體的不同部位而有所變化的。在舌尖上，這個距離不到二十分之一英寸；在臉上，只有半英寸；而在脊梁上，距離為從 0－2英寸半不等——其敏感度有50倍的差別，這說明每個部位神經末梢的相對數字有相當大的變化。　

　　韋柏對感覺系統敏感度進行的全部實驗相對都很簡單，但在心理學史上卻是很重要的。這個時候，大部分機械論者都只在進行反射和神經傳遞方面的工作，而韋柏卻在觀察整個感覺系統：不僅僅是器官及其相應的神經反應，而且還有意識對它們的解釋。再說，他進行的實驗是心理學當中最早的真正的實驗；也就是說，他每次只改變一個變量——在這個兩點臨界值測試中，測試的是身體的面積——並且觀察面積在第二個變量當中引發了多少變化——即兩支圓規腳落點之間的關鍵距離。　

　　為了認識韋柏在 19世紀30年代進行的這項實驗有何等重要，我們可以考慮這個時期。詹姆斯·密爾連辦公桌都沒有離開就在倡導過於簡單的聯想主義；喬安·弗裏德裏奇·赫巴特坐在哥丁根大學康德的教席上重復著康德的主張，即心理學不可能成為一門實驗科學；喬安·克裏斯托弗·斯波茨海姆在他聲名最顯赫的時候對一群熱切的支持者說，顱相學家可以根據一個人頭顱的形狀判斷他的性格。　

　　韋柏（ 1795－1878）出生在薩克松尼省的維騰貝格，兄弟三人都成了傑出的科學家，並曾有一陣子一起工作過。威爾海姆是位物理學家，他幫助韋柏進行過接觸研究；埃杜阿是位生理學家，他與韋柏一起發現了迷走神經令人困惑的作用，因為刺激迷走神經的時候，心臟節拍會慢下來。　

　　跟其他許多生理機械論者一樣，韋柏也接受過醫學培訓並在生理學和解剖學研究中找到自己的專業。在他事業的早期，韋柏醉心於確定在身體不同部位引發碰觸感所需要的最低觸知刺激，可很快就進而研究更復雜和更有趣的感覺靈敏度問題。許多年以前，瑞士數學家丹尼爾·伯努利曾有一項敏銳的心理學發現：一位貧窮的人得到一個法朗時，會比一位富人得到一個法郎時感覺更加走運些；從任何數量的金錢中產生的獲得感取決於一個人的經濟地位。這使韋柏形成了一個類似的推斷：我們在兩個刺激之間能夠感覺到的最小的區別——比如，兩只法碼——並不是一個客觀的、固定的量，而是主觀的，且隨物體的重量而變化。　

　　為了檢測該假想，韋相請誌願者先拿起一個法碼，然後再拿起第二個，再說哪一個重些。他利用重量不同的一系列法碼成功地確定了最小的差別——“僅可註意到的差別”（ j．n．d．）——這是他的受試者可以感覺到的區別。如他正確地猜測到的一樣，僅可以註意到的差別並不是一個具體不變的重量。第一個法碼的重量越大，他的受試者能夠感覺到它之前的差別越是大；第一個法碼的重量越輕，他們的感覺敏感度也就越高。他後來報告說：“最小可感知差別就是兩個以約39對40的關系擺在一起的重量，即是說，其中一個比另一個重四十分之一。”如果第一個重物重一盎司，則第二個重物的最小可感知差別為四十分之一盎司；如果是10盎司重，則第二個重量的最小可感知差別為四分之一盎司。　

　　韋柏進而對其它感覺系統進行了類似的實驗，以決定，除其它因素以外，兩條線的長度，兩個物體的溫度，兩個光源的亮度，兩個音調的音高等之間的最小可感知差別。在每種情況下，韋柏都發現，最小可感知差別的大小隨標準單位刺激（第二個與之進行比較的那一個）的程度變化而變化，而且，這兩種刺激之間的比率是一個常數。有趣的是，最小可感知差別與標準之間的比率在不同的感覺系統中有很大的差別。視覺是最為敏感的一種，可以區別光線強度的六十分之一。在痛苦的程度上，最小可感知差別為三十分之一；在音高區分中為十分之一；在嗅覺中為四分之一；味覺為三分之一。韋柏以一個簡單的公式總結了這個規律：　

　　δ（ R）／R＝k，　

　　這個公式的意思是，在任何感覺系統中，最小可感知刺激（ R）和標準刺激強度R之間的比率是一個常數K。這個公式被稱作韋柏定律，是這方面最早的一個定律——生理與心理世界之間準確計量的相互關系。這是實驗心理學家自此以後一直在尋找的那種概括的原型。　

　　神經生理學：馮·亥姆霍茲　

　　1845年、一批年輕的生理學家發起成立了一個小小的協會，即柏林自然學會，以宣傳他們的觀點，即所有的現象包括神經及精神過程，都可以用物理原理進行解釋。這些年輕人早先都是穆勒的學生，其中一位，即杜布瓦·雷蒙德，早先就提出過前面提到過的機械論教條：“除了常見的物理－化學力之外，有機體內不存在別的任何力。”　

　　杜布瓦·雷蒙德給這個學會帶來了一位朋友，就是赫爾曼·亥姆霍茲（ 1821－1894），他是駐紮在波茨坦的一個軍團的外科大夫。這位害羞、不茍言笑的年輕人長著一個寬寬的前額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不管論個性還是地位，他看上去都不太可能成為這個學會激進理論的旗手。可是，在幾年之內，他偏偏就成了這麽一個人。他在神經傳遞、色彩、視覺、聽力和空間感上進行的研究，都清晰地顯示出了支撐精神功能的神經學過程都是物質的，而且能夠通過實驗進行調查。　

　　亥姆霍茲從不認為他本人是位心理學家，他主要的興趣在於物理學。盡管他職業生涯最初的 20年很大程度上都獻給了生理學，但他在這個時期的目標，卻是要用感覺器官和神經系統的物理學術語來解釋感知；途中，他對實驗心理學施加了巨大的影響。可笑的是，在他那個時代，亥姆霍茲最著名的科學成就，卻是一件只花了他8天時間，且他自己也認為不值一提的東西——眼底鏡的發明，有了這玩意兒後，醫生們才第一次有了察看活體視網膜的機會。　

　　盡管亥姆霍茲成了他那個時代名列前茅的科學家——他的成就使他贏得了貴族稱號（因此就有了這個“馮”字）——可是，他卻一點也不像他最崇拜的那位科學家，即爭強好勝、陰沈和隱遁的伊薩卡·牛頓。他對同為科學家的同事們既客氣，也慷慨，而且彬彬有禮，而在私人生活當中，他卻是位極為正常的中產階級教授先生，他的傳記平淡如水。父親是波茨坦一所專門學校的哲學和文學課老師，薪水很低，他從父親那裏繼承了古典文學和哲學的深厚根基；經過醫學培訓後，在穆勒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並作為一個軍團的外科醫生服役了 5年；接到第一份學術職位後，他娶了妻，生了兩個孩子；後成了鰥夫，再娶，又生三子。他的職業生涯由越來越好的大學到越來越好的職位，不斷地研究和寫作以及越來越高的地位和成果構成。他從未卷入名譽權紛爭，且只有一項科學上的爭議。根據記錄，他惟一的愛好就是古典音樂和登山運動。　

　　亥姆霍茲在部隊服役時就開始了他的研究生涯。因為是在和平時期，他有許多的空休時間，因此，他在營房裏搭起來一間實驗室，並在這裏進行青蛙解剖實驗，目的是要支持一種機械主義的行為觀點。他測量了青蛙產生的能量和熱量，並想法以青蛙攝取的食物的氧化量來解釋。今天，這聽起來很是新鮮，可在 1845年，許多生理學家都是“活力論者”，他們相信，生命的過程有一部分是由非物質和不可感知的“生命活力”所控制的，而生命活力就是某種後來被稱作靈魂的翻版（說是在所有的生物中都存在的。）　

　　亥姆霍茲堅決反對這種準神秘化的觀點，他寫了一篇論文，名叫“力的守恒”，以他的青蛙數據和他的物理知識為基礎，並於 1847年將它提交給了柏林物理學會。他的論點是，所有的機器都遵守能量守恒的法則，因此，永恒的運動是不可能的。然後，他說，在有機界事情也是這樣的，生活活力因為沒有能量來源，因此是違反這條法則，因而也是不存在的。簡短地說，他把生理學建立在牛頓力學的立場上。這篇文章使他贏得了很高的聲望，使普魯士政府不再要求他服兵役，而讓他在柏林藝術科學院當解剖學講師，一年以後又指派他擔任哥尼斯堡大學的生理學教授。　

　　在余下的二十多年時間裏，亥姆霍茲大部分時間都投入了對感覺和感知生理學的研究當中。（從那時起，他認為自己主要是柏林大學的一位物理學家。）　

　　他的第一個歷史性的研究成果是測量了神經脈沖在神經纖維上的傳遞速度。他的老師穆勒跟同時代的大部分生理學家一樣采納了伽伐尼的神經脈沖電本質說，認為神經系統有點像一卷連續的電線，電流以極高的速度在裏面流動——根據一種猜測是幾近光速。可是，亥姆霍茲的朋友杜布瓦·雷蒙德早已從化學上分析過神經纖維，並提出，這些脈沖不一定全是電流，而是電化學形式，若如此，其速度則相對較慢。　

　　亥姆霍茲在他於哥尼格斯堡大學的實驗室裏著手測量青蛙運動神經的脈沖速度。因為在當時瞬時計還不太容易弄到——當時第一臺瞬時計尚在開發過程中——他只好搞些發明創造，把一臺檢電計綁在青蛙腿上（運動神經搭在上面），這樣，一根在旋轉鼓上畫直線的指針會顯示電流通到神經上半端時到青蛙腿踢蹬一下之間的時間。了解了刺激與足肌之間的距離之後，亥姆霍茲就能夠計算神經脈沖的速度；實驗證明，這個速度相當慢，約為每秒 90英尺。　

　　他還測量了人類受試者神經脈沖的速度。他請誌願者在感到他從腳趾或者大腿上施放的一陣輕微電流時，立即舉手示意。這些實驗得出的數字從每秒 165－330英尺不等，可是，亥姆霍茲認為這些數字沒有從青蛙腿上得出的數字準確可靠。有關人體測試的某些東西傾向於有很大的可變性。　

　　一開始，他發表於 1850年的結果並不為人廣泛接受，它們太難於相信了。生理學家們仍然相信，在神經系統裏面流動的，要麽是非物質的活力，要麽是電流，而亥姆霍茲的數據卻支持不同的理論，也就是說，神經脈沖由復雜的粒子運動構成。另外，他的發現與常識也相悖。我們好像感覺到手指或者腳趾一碰就有感覺的，我們只要想移動手指或腳趾，它們立即就動了起來。　

　　可是，他的證據是無法反駁的，最初抵抗一陣子後，他的理論最終還是贏得了廣泛的認同。如果他沒有做別的任何事情，光是這一點就可以使他成為心理學史上永垂不朽的人，因為這個發現所鋪平的道路，如艾德溫·波林所言：“是實驗心理學今後所有的工作都必須走的，如精神活動及反應時間的測時法……它使靈魂回到了時間裏，它把無法說清的東西測量出來了，實際上捕捉住自然科學的勞作中最基本的意識代理人。”　

　　話分兩頭，我們在此稍作迂回，超前看看 18年後，在亥姆霍茲所研究的旁系裏一個重要的研究：測量較高級思維過程速度的第一次嘗試。　

　　一位荷蘭眼科醫生名叫弗蘭西斯科斯·孔奈尼亞斯·東德斯（ 1818－1889）受到亥姆霍茲研究的啟發。他沒有任何心理學背景，可是，他想，因為神經脈沖需要時間傳遞，較高級的精神活動也許也需要時間。他提出假設，刺激與有意識的反應之間發生的延遲，一部分是因為神經傳遞，另一部分也是因為思維過程所占的時間。　

　　東德斯於 1868年設計並進行了一次想象的實驗，以檢測他的假想，並測量工作中的精神活動。這讓受試者對一句無意義的話作出反應，如ki，以越快越好的速度重復它。在旋轉鼓上記錄軌跡的指針會把反應放大成兩個ki之間的震動，兩個微動之間的距離會成為時間延遲的度量。　

　　在最簡單的情形下，受試者知道將會聽到什麽樣的聲音，也知道如何作出正確的回答。刺激與反應之間的延遲因此就是簡單的反應時間。可是，如果受試者需要進行某種思考活動會怎樣呢？如果實驗者說出了好幾個詞中的任何一個，如 ki，ko，ku，而受試者得盡快地模仿這些聲音會怎樣？如果這比簡單反應花的時間長一些，東德斯想，這個差別就應該是兩種精神活動的時間：區別（在聽到的聲音中）和選擇（選擇正確的反應）。　

　　東德斯還想到了把這兩種精神活動扯開並獲取各自尺寸的一個辦法。如果他告訴受試者說，他們可能聽到 ki，ko或者ku，可要模仿的卻只是ki，而對其它的幾個聲音保持沈默。因為不需要重復ko或者ku，他們可能就得區分這些聲音，而不選擇反應。從區別加了選擇的時間裏減去區別的時間，東德斯就應該得到選擇時間。　

　　結果令人吃驚。平均而言，區別比簡單反應時間多 39毫秒，而區別加上選擇時間比光是反應的時間多出75毫秒。因此，選擇明顯要花去36毫秒。　

　　東德斯樂觀地創造了一系列更為復雜的過程，他相信，每種精神活動所花的時間會增加其它活動已經花費的時間，而且，每種活動時間都可以通過減法測量出來。可是，結果卻不太如願。時間的差別證明不可靠，只有少數時間是可以增加的。後來的心理學家將會極大地改善東德斯的方法。　

　　然而，他毫無疑問地顯示出，涉及認知活動的反應所花費的時間的一部分是由這個活動占去的。更為重要的是，他把所花費的時間當作一種調查看不見的心理活動的方法，按照最近對他的工作所做的一項評估的說法，“隨著把東德斯的發現當作一種明顯地測量較高級的精神活動的方法，一個新的時代就已經開始了”。　

　　我們再回到 1852年的亥姆霍茲。確定了神經脈沖的傳遞速度，並發明了眼底鏡之後，他開始對彩色視覺產生了興趣。自從牛頓1672年發現太陽的白光是所有可視色彩光的混合後，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們都試著想看看眼睛和思維是如何感知色彩的。最讓人困惑的是，當所有色彩的光混合在一起時，我們會看見白色，然而，當兩種互補色，比如紅色的某種色調與藍綠色的光混合在一起時也是白色，同樣，我們看見純桔紅光的時候會看見桔紅，可是，當紅色和黃色光混合在一起時也會變成桔紅色。　

　　作為物理學家，亥姆霍茲知道，三種特別的色彩——紅色、藍紫和綠色的某些特別色調——當按合適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時，可以重新產生其它的任何色彩，這些都是原色（所謂顏料的原色，即是紅、藍和黃，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洋紅、藍綠和黃色。色素吸收光線，也反射光線，把這些原色混合在一起的結果因此就與混合光線的結果不一樣）。他推想，這意味著人類視力可能檢測這三種色彩，並提出假想說，視網膜一定有三種不同的接受細胞，每種細胞都配有一種對某種原色很敏感的化學物質。他依靠穆勒特別神經能量的理論推想，從每個接受器伸向大腦的神經不僅傳遞視覺信息，而且還傳遞特別色彩信息。　

　　一位英國科學家托馬斯·揚曾於 1802年想到過類似的理論，但他沒有實驗證據，因此被一般人所忽略了。可是，亥姆霍茲卻收集了大量證據，包括，當不同色彩的光線混合在一起時我們所體會到的色彩，我們盯著某種強烈的色彩看一陣子後，我們看到的互補色的殘余以及存在於一些人畜中的色盲現象和某種大腦損傷對色彩視覺產生的影響等等。他很慷慨地承認說揚的發現在先，而他對色彩視覺的說法自此以後就被稱作揚－亥姆霍茲理論（或者叫三色理論）。　

　　三色理論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它是一種可檢測的、有關意識如何感知色彩的機械論解釋。根據一個個的連接，從外部世界到大腦的接受區，亥姆霍茲築起了一根因果現象之鏈，替代了哲學家和生理學家們的一些猜測和幻想。它的形式雖然更為復雜，但至今仍然是色彩視覺理論當中最具有支配地位的理論，並且打翻了每種接受器中的神經攜帶著不同種類的能量的觀點。　

　　至於由德謨克利特、貝克萊、休謨及其他人就感知而提出來的一個深刻而令人困惑的問題——我們看見的東西是否就是外部世界真正的樣子——亥姆霍茲比穆勒卻更具機械論傾向，他認為這個問題沒有意義或者價值而不予考慮：　

　　在我看來，除了實際的真理之外，談論我們的思想是不是有別種可能的正確性是不可能產生任何意義的。我們對事物的想法除了是一些符號，一些自然的事物信號之外不可能是別的任何東西，我們學會如何使用這些符號，以便於調整自己的運動，改善自己的行為。知道如何正確地閱讀這些符號以後，我們就可以借助這些幫助而調節自己的行動，這樣就可以帶來所需要的結果，也就是，這樣一來，所預期的新的感知就會來臨……因此，詢問朱紅（硫化汞）如我們所看到的樣子，是不是真正的紅，或者只是我們的感官錯覺，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紅的感覺就是正常的眼對自朱紅上反射出來的光的正常反應……說從朱紅上反射出來的光波具有某種長度卻是不同的一個說法，如果不考慮到人類眼睛的特別本質，這個說法也是完全正確的。　

　　這樣一來，這位機械主義的生理學家就變成了心理學中的哲學家，而且很值得人們這麽去看他。　

　　亥姆霍茲的彩色視覺研究，只是他在許多年裏對視覺感知全面探索的一個部分。他的研究成果，即《生理光學手冊）（ 1856－1867），厚達50萬字，除了他自己進行的研究之外，還包括前人在這方面進行的所有研究成果。在好幾代人當中，這本著作一直是對人眼光學和神經性質研究的權威著作。他還就聽力寫過一部類似的著作，只是沒有這一本厚而已。　

　　在《生理光學手冊》中，亥姆霍茲主要處理了視覺的物理學和生理學，還有就生理學過程進行的敏銳觀察，思維是借助這些生理學過程解釋來自視覺神經的信息的。他在感覺（任何顏色的光對視網膜的刺激，和因之而來的視覺神經脈沖）和感知（意識根據接收到的脈沖形成的有意義的解釋）之間做了非常有價值的區分，而以前的心理學家們一直搞不懂這個問題。在其它感覺系統的輸入中，他也做了同樣的區分。　

　　這種區分對亥姆霍茲的認識論至關重要。他同意康德的觀點，認為感覺是由意識來解釋並賦予意義的，可是，他不同意康德認為意識無生就具有能提供這些意義的“範疇”和“直覺”的觀點。反過來，他說，意識學會了通過試誤法來解釋感覺——就是學習對一個視感覺來說，哪些反應會產生一個預期的結果，而哪些不產生預期的結果。　

　　空間感就是一個切合的例子。康德說，意識天生就能直覺到空間關系；亥姆霍茲卻說，我們是通過無意識的參考來認知空間的。在孩童時期，我們一點點地得知，如大小、方向和色彩的強度等的視覺線索與物體的遠近，或者在我們的這面或者那面，上面或者下面有關系；通過經驗，我們慢慢對空間關系形成了正確的判斷。（每個觀察過 3個月的嬰兒試著抓一個物體的父母都很清楚這個過程。）　

　　英國實證主義聯想主義者們曾說過很相似的話，可是，他們缺乏實際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而作為徹底的實驗科學家的亥姆霍茲卻通過研究發現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他突然想到，如果他可以顛倒到達受試者大腦的空間感－而且如果他的理論是正確的——則受試者應該能夠適應這種倒錯的視覺，並學會正確地解釋它。這樣，他就做了一副帶棱鏡的眼鏡，使物體出現在實際位置的右邊。當戴著這樣的眼鏡的受試者試圖碰觸面前的物體時，他們就會錯過去——他們把手伸向明顯的，而不是實際的位置。　

　　接下來，他讓這些受試者戴著眼鏡繼續抓物體，然後碰觸物體；他們開始得有意識地向從眼鏡裏面看到的物體的左邊伸手，可是，幾分鐘後，他們很快就毫不猶豫地按照物體實際的位置去抓物體了。他們已經經歷了感知適應，他們的意識已經重新解釋了從視覺神經傳遞過來的信息，而且能夠根據現實的相對關系看見物體了。　

　　最後，當他們摘下眼鏡再抓物體時，他們又錯過了物體，這次是抓到實際物體的左邊去了。他們正常的空間方向感需要一段時間復原。　

　　亥姆霍茲不同意康德有關天生能力，即能解釋因果關系的能力的觀點。對於其余部分，他堅持說，幾乎所有的知識和思想都是意識對感覺經驗解釋的結果，而這些解釋，特別是與空間感有關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無意識參考的結果。　

　　這個觀點受到當時心理學家們的激烈反對，因為他們認為，意識天生就能解釋其感知。他們用天生論觀點解釋的一個關鍵的功能，就是來自眼睛的兩個圖象合並起來形成了一單個三維圖象。有些人說，視網膜上的每個點都接受同樣多的信息，正如另一個視網膜上相應的點一樣，而且，兩根視覺神經因此就把圖象合並起來形成了一個圖象。一位反對亥姆霍茲觀點的人說，每個視網膜都有天生的“符號”，可以區別高度、左右方向，以及深度，因而使神經系統可以在到達大腦前將圖象合並起來。　

　　亥姆霍茲駁斥了這種看法。他寫道，先天論是“一種非必然的推想”；它依賴無法證明的假設，而且對實驗理論可證實的事實沒有作出任何貢獻。他用來證實經驗就是一些使我們能夠把成對的圖象作為一個單一的圖象來感知的東西的最強有力的證據就是立體鏡。這個儀器是 1833年由查爾斯·惠斯通發明的，通過這個儀器，觀察的人看到的不是兩個同等的圖象，而是兩個從稍有不同的角度取來的稍為不同的圖象。這些圖象投射在視網膜上，因此並不能夠形成點對點的偶合，可是如果一個新來的觀察者在立體鏡裏面看一陣子後，他或者她突然看到一個圖象——三維的圖象。兩種並非等同的圖象的合並得出了一個與任何一個圖象都不同的圖象，這是發生在大腦裏的經驗導致的結果。　

　　最後，亥姆霍茲並沒有完全擊敗反對者，先天論以一種或另一種掩護存活下來，包括格式塔心理學和更近時期的基因心理學和對氣質的分析。可是，自亥姆霍茲時代以後的心理學主流大部分都是實證主義和實驗性的。他本人認為自己不是一位心理學家，可是，他將會吃驚地發現，他對心理學產生的深遠影響超過了他對物理學和生理學的貢獻。　

　　心理物理學：費希納　

　　正當通情達理、正常而年輕的亥姆霍茲開始積累大量證據，證明他自己對神經及心理現象的機械主義觀點時，萊比錫大學一位富於幻想和神經質的中年教授也在努力工作，他要證明，宇宙內所有的人、動物和植物都是由物質和靈魂構成的。居士塔夫·西奧多·費希納（ 1801－1887）沒有達到這個目的，不過，在收集數據來顯示刺激（物質世界）和所得的感覺（意識或者靈魂的世界）之間的數學關系時——他認為這種關系可以證明他的泛心靈哲學——他卻發展出了一套研究方法，自他以後的實驗心理學家都使用這個方法來發展他所要證明無效的物質主義心理學。　

　　費希納出生於德國東南部的一個村莊裏，他父親是村裏的牧師。這位父親把宗教信仰與堅定不移的科學觀結合了起來，正如他的兒子一樣。他用上帝的語言布道，卻使村裏人大惑不解，因為他在教堂的尖頂上安裝了一根避雷針，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份小心謹慎是對上帝信心不足的表現。上帝難道說連他自己也保護不了嗎？　

　　費希納在萊比錫大學學習了醫學，可是， 1822年，拿到學位後，他的興趣轉到了物理學和數學上。有好幾年他通過把一系列用法語寫的物理學及化學手冊翻譯成德文來養活自己。幾年之內，費希納共翻譯了九千多頁，之後，從1824年起，他開始在大學講授物理學，在電流上進行了一個很大的研究項目，並寫作了無數的專業文章。這種忙碌的節奏使他在物理學上獲得了巨大的聲譽，可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開始出現頭疼病，並一陣陣子失去了對思想的控制，這使他經常心醉神迷地忙於一大堆瑣屑之事。　

　　盡管他只有 30出頭而且是飛黃騰達之時——他於1833年結婚並於1834年獲得全職教授職位——可是，他的身體狀況卻持續惡化。“我無法入睡，身心疲勞，不能思想，甚至引起我失去了對人生的信心”，他後來評述這一時期的生活。他去溫泉浴場尋求治療，可沒有效果。然後，他想通過研究余象而轉移自己的註意力——這是他第一次進入心理學研究——中途，他戴著太陽鏡長時間觀測太陽。他對余象的研究得到認可——亥姆霍茲，如我們所知的，使用到了他的一些數據——可是，作為觀察的結果，費希納患上了嚴重的恐光癥，情感全線崩潰。　

　　費希納幾乎就失明了，他在暗室裏讓自己避光，忍受著疼痛、情感壓抑、無法排遣的無聊和嚴重的消化道毛病的折磨。（他從大學退休了，盡管只教了幾年書，可還是得到了一筆養老金。）在他 3年病痛生活的最低點，他把自己的房子漆成黑色，白天黑夜呆在裏面，什麽人也不見。各種泄藥、沖浪治療、催眠術、兩種休克治療都起不了什麽作用。他還是反復不斷地為瑣事所煩擾；另外，他還受到兩種感覺的折磨，一方面因為他感覺到自己很接近發現這個世界的秘密而喜悅，另一方面又因為得用科學方法來證明這些秘密的正確性而擔心。　

　　最終，他自己慢慢好起來了，過了一陣子後，他就可看見東西而且眼睛不疼，而且還能與人講話。他在好幾個月的時間裏第一次到花園去散步時，花兒看上去更明亮，色彩更鮮艷，比以前更美麗，他感覺到自己對這些東西施予了內在的光，他立即就抓住了這一點的意義：　

　　我毫不懷疑我已經發現了花朵的靈魂，並以我極奇怪的、受到魔力影響的情緒想到：這是躲藏在這個世界的隔板之後的花園。整個地球和它的球體本身只是這個花園周圍的一道籬笆，是為了擋住仍然在外面等待著的人們。　

　　費希納不久寫了一本書，討論植物的精神生活，在余下的幾年裏，他尋找辦法來宣傳自己的泛靈論，即意識與物質在整個世界裏是共同存在的。　

　　正是這個神秘的信仰使費希納進行他那具有歷史意義的實驗心理學的。 1850年10月22日的早晨，他躺在床上考慮如何向機械論者證明，意識和肉體是一個基本統一體的兩個方面，這時，一道靈光一閃：如果他可以顯示在刺激的力量與他們產生的感覺強度之間存在數學關系，則他就顯示了靈肉的統一。　

　　或者在費希納看來是這樣的。這個推理的邏輯也許會逃過非神秘主義者。可是，他倒是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效和重要的問題，即意識感知外部世界的準確性：刺激的強度與它產生的感覺之間是否存在前後一致的數學關系？從直覺上來說，可能是這樣的：光線越亮，我們看上去就越覺得亮。可是，如果你讓光的亮度翻一倍，感覺的強度是否也強一倍呢？或者某種別的、好像是真實的關系存在著呢？　

　　費希納接受過物理學和數學的訓練，他感覺到，當刺激的強度增大時，它應該要求更大的差別（絕對值上的差別）來產生一定大小的感覺增大。從數學上來說，刺激在長度上的幾何增大會導致感覺的算術增大。一項臨時的示意：按照傳遞到耳朵上的能量，一陣雷聲的響聲比日常談話的聲音要響好多倍；按分貝——分貝是指人耳能夠分辨的最小響度差別——來說，它只是響兩倍而已。　

　　為了通過實驗確立他的直覺，費希納得解決一個看上去無法解決的問題：他可以很容易地測量刺激強度，可是感覺是個主觀的東西，而且無法測量。可是，他推想，盡管他不能直接地觀察和測量感覺，但他可以通過靈敏度的指導而間接地做到。他可以確定在感覺者剛剛能夠註意到的、任何水平上最小的刺激力量增大。因為“剛剛能夠註意到”在任何水平上都意味著同一個東西，這將是一個感覺的測量單位，借此可以與產生這種意識所必需的刺激的增加進行比較。　

　　費希納後來說，他不是從韋柏那裏得到這個想法的，盡管韋柏是自己以前的老師，他在“剛好能夠註意到的差別”上所做的工作幾年以前就發表了。可是，他迅速意識到，他會使用到韋柏定律的推廣形式。韋柏已經發現兩項剛剛能夠註意到的差別刺激之間的比率是一個常數，不管這種刺激的大小如何。費希納卻說，盡管兩項刺激之間絕對的差別隨著刺激的強度增大而增大，可感覺者對一種剛剛可以註意到的差別的感覺卻仍然是一樣的。　

　　費希納後來寫道，想象一下，你用太陽鏡看著天空，並在剛剛可以註意到的天空的背景上挑一片雲來看。然後，你戴上一副黑得多的眼鏡；雲彩沒有消失，但幾乎只能夠註意到：因為，盡管強度的絕對水平在透過黑鏡片的過濾後會低得多，但雲彩與天空之間的強度比卻沒有變。　

　　為了表達刺激強度與感覺強度之間的關系，費希納從數學上轉變了韋柏定律，重新加以調整然後寫出來：　

　　S＝k　log　R，　

　　這意思是說，在英語中，分段式的感覺強度增大是刺激強度翻倍的結果（乘以某個比率或者系數）。費希納拼命要把這份榮譽還給他以前的老師，因此，他把這個公式稱作韋柏定律——是他本人給韋柏的公式和他自己的公式命名的——可是，後來的心理學家按照這些公式各自的歸屬把修改後的公式叫作費希納定律。　

　　費希納余下的 9年花在辛苦的實驗工作當中，收集著大量能夠確證這個定律的數據。盡管他的性格當中有一些神秘主義者和詩人的氣息，可在實驗中，他是一位有強制力和嚴厲的研究者的榜樣。他不知疲勞地讓受試者們舉起重物，註視光源，聽各種雜音和音調，觀察彩色樣本等等，並宣布它們是不同的或是同樣的。在這些年裏，他對每種刺激的強度進行了範圍廣泛的實驗，使用到了測量這些判斷的三種方法。僅在這些方法中的一種裏面，他便列出了24576種判斷的表格和計算結果。他認為，第一次系統地探索物理和心理學王國之間的數量關系，這是一種新的科學專業，因此命名為“心理物理學”。　

　　在他使用過的三種實驗測量方法當中，他從前人那裏借來了兩種並使之完善，然後自己發明了第三種。直到當時為止，沒有人曾使用過這種極仔細、可能準確控制和數量測量方法來探索心理學的反應。他的方法很快就被廣泛接受，而且在今天心理學的每一個實驗室裏還在經常使用著。　

　　一種是極限的方法，費希納本人管它叫“僅僅可以註意到的差別法”。為了確定一個刺激的臨界值，實驗者一次提供一個刺激，從最低的量開始逐漸加大強度，直到受試者可以感受到刺激為止為了確定僅僅可以註意到的差別，實驗者提供一個“標準的”刺繳和一個“比較用的”刺激，以小幅度增大兩種之間的差別，直到受試者說可以感覺到為止。　

　　第二個方法是常量刺激法，費希納本人叫它“正確和錯誤情況法”。實驗者一次又一次提供等量的刺激——在臨界值上的單個刺激或者成對相似的刺激。受試者回答說“有了”（意思是說，他感受到了它，或者兩者有了不同），或者說“沒有”（表示他沒有感覺到，或者兩個刺繳沒有什麽不同。）受試者的回答得出平均值，而這些平均值會指明，在任何指定的刺激水平，或者兩個刺激之間的差別上，受試者有沒有可能會感覺到這些刺激，或者兩個刺激之間的差別。　

　　第三個方法，即費希納本人的創造性的貢獻，叫作調節法，他把它叫做“平均錯誤法”。實驗者或者受試者調節比較刺激，直到它好像（對受試者來說）與標準刺激相等。這邊或者那邊總是會有一些錯誤存在的，不管多麽微小。每一次錯誤都記錄下來，許多次試驗過後，把平均錯誤加起來，它也是僅僅可以註意到的差別的尺度。這個方法確立了了這個有用的原則，即測量數據可變性可以跟測量集中趨勢一樣得出信息來。　

　　1860年、費希納出版了兩卷本的《心理物理學綱要》，把他的研究成果公諸於世。他已經59歲了，在這個年紀，科學家一般很少會拿出有創見的東西來的；可是，《心理物理學綱要》的確是富於創見的，並立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興趣是濃厚而且廣泛的——不是對他信奉的泛靈論，而是對它的實驗和計量方法學。如波林論及費希納的成敗時曾說過的，“他攻擊物質主義的銅墻鐵壁，但又因測量了感覺而受到贊美”。確切地說，有些心理學家認為，心理物理學的方法學是一個可怕的話題。許多年以後，偉大的威廉·詹姆斯寫道：　

　　如果像他這樣一位可敬的老人會用他的怪想使這門科學永久地背上負擔，而且，在一個充滿各種容易產生成果的。引人註目的事物的世界裏，如果迫使未來的學者們在這些繁雜的田地裏耕耘，不僅要去研究他的作品，而且得研究那些反對他的更枯燥的作品，那可真是一件要命的事。　

　　可是，很多人並不持這樣的看法。盡管對費希納說僅僅可以註意到的差別都是相等的這個假想的有效性存在激烈的爭論，可是，他的方法一般卻都認為是天才的突破。對刺激和反應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計量研究的時機已經成熟；許多心理學家幾乎立即就開始利用費希納的三個方法了，這三個方法將肉體的生理機構與它們所引起的主觀的經驗連接起來了。（費希納本人盡管仍然還在寫文章為他的心理物理學辯護，可是；他把漫長余生的大部分都貢獻給美學、輕度異常現象。統計學和泛心靈哲學的研究上了。）　

　　後來的心理學家們已經發現有錯誤，甚至駁倒了他的發現中的每個地方，可是，他的方法不僅仍然有用，而且是感覺測量中最基本的方法。波林總結了費希納相互矛盾的成就：　

　　沒有費希納……也許仍然會有一種實驗心理學……可是，在實驗體中，卻不可能出現如此廣泛的科學範疇，因為，如果測量不能成為科學的工具之一，則我們很難認為某個課題是符合科學的。因為他所做的事情和他做這些事情的時代，費希納創立了實驗計量心理學，並把這門學問從其原來的途徑搬回來導入了正軌。人們也許可以稱他做實驗心理學“之父”，或者，人們也許會把這個稱號送給馮特。這沒有什麽關系。費希納種下了肥沃的思想之種，它生長起來，並帶來了豐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