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需要界定嗎？】 

相對主義的策略，就是將簡單問題複雜化。將無須去說的話語，變成饒舌的語言循環。

世界上有兩種東西，是不能言說也是無法言說的，一是沒有最終解的複雜問題，一是常識，因為常識已經是最後的話語——它無法再被言說了。

“重新定義‘文學’是徒勞的，因為你無法獲得充足的認知力量涵蓋莎士比亞和但丁，而他們就是文學。”（《西方正典》）文學是什麽？是詩經、楚辭、李白、杜甫、李商隱、《紅樓夢》、《孔乙己》、《邊城》、《圍城》。這一切，構成了一種經驗，而這種抽象的經驗，又可以落實到每一部具體的作品上來。當然，也有看走眼的時候，但此類情況畢竟不多，通過一段時間，我們可以糾正自己——而糾正的過程，又是強化經驗的過程。經過若干年的接觸、辨認，加上專家學者們的反復言說，我們其實已在心中有了“文學”。當一篇由文字組成的東西擺在我們面前時，我們便會脫口而出：這是文學。若你再仔細閱讀，使會說這是好的文學。看法千差萬別，甚至對立，但這一切並沒有妨礙我們在一定的概率上對這些文字加以認定。

如果沒有一些恒定不變的東西，我們就不會一代人一代人地傳誦《紅樓夢》——我們今天依然將它看作是經典，並且是可以閱讀的傳典，就說明了文學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我們審美經驗有改變，文學就是文學，它的性質——文學之性——文學性一貫如此。

如果沒有這個一貫的文學性，可能有文學史的嗎？如果文學性是歷史的，一段歷史有一歷史的文學性，我要問：這一段歷史中的人可能欣賞上一段歷史中的作品嗎？這大概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沒有這一貫的文學性，你又怎麽去認定當下作品的水平——是以流行、商業成功來論還是以其他什麽標準來論？如果有什麽其他的標準，那麽這個與以前的標準不一樣的標準又究竟是什麽樣的標準？這一標準又是憑什麽來確立的呢？

文學無需界定，它存在於我們的生命之中，存在於我們情感之中，存在於一代一代人的閱讀而形成的共同經驗之中。不要複雜化——複雜化並不能證明你是一個思想深刻的人。

那年暑假，我去千島湖參加《萌芽》的一個會議，在談論美時，又有人使用相對主義對我加以質詢：美是什麽？有共同的美嗎？我就說：在我們去千島湖的路上，我們不時地看到一幢一幢發了財的農民蓋起的小樓，這些小樓顯然成本都很高，可能花費了他們的所有含辛茹苦而積累起來的資產，但無論從造型還是從顏色來看，都醜陋不堪，我們車上的幾十個人都是這種感覺。我問相對主義者：如果我們沒有共同的審美經驗，為什麽我們會那麽默契地認定那些不倫不類的建築是令人不快的呢？

有人就是想千方百計地制造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