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爲天，是古老農業時代的生活智慧。 即便我們一隻腳已經邁入了數字經濟時代，農業生産仍是工業的基礎，而氣候變化導緻的農業生産波動，也依然體現在工業經濟週期之中。

在實現以無土栽培和人工光照技術爲主的農業生産之前，農業該如何發展仍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核心問題。 在21世紀生態文明轉型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的農業發展要如何從過去不遺餘力地用工業化方式改造傳統農業的舊模式，向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進行轉化？

這正是農業經濟學家溫鐵軍及其團隊20年來在農業生態化和社會化的實踐中努力想要回答的問題。

在他的新作《從農業1.0到農業4.0：生態轉型與農業可持續》中，他系統總結了國內外農業模式，探討了生態轉型與農業可持續發展，通過翔實的國內外可持續農業實踐案例，爲中國的農業經濟把脈開方，其建議值得我們思考。

「生態化是人類文明的出路」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計，2000—2025年地球平均氣溫將上昇0.5攝氏度，這是前所未有的急劇溫暖化時期。氣候無論變暖還是變冷，都可能帶來自然災害或生態危機，農業首當其衝受到影響。例如，在新石器時代，在距今5500多年寒冷期的衝擊下，中國早期文明和西方早期文明都面臨了衰落，人類不得不多次重新學習和發展農業。

農業嚴重依賴氣候，農業1.0就是史前最早的農業形態。《從農業1.0到農業4.0：生態轉型與農業可持續》（以下簡稱《從農業1.0到農業4.0》）從歷史上的氣候變化講起，得出近50年來，氣溫每上昇1攝氏度，糧食産量就下降5%的結論。但是作者認爲，對農業發展影響最大的還不是這個因素，而是越來越多的國家按照發達的國家制度體系發展大規模農業生産，造成的環境災難愈加惡化。自1990年以來，約75%的農作物已從耕地上消失，農業系統的抗災能力受到衝擊。作者認爲這種農業生産也誘發了生態危機。中國數千年的農耕文明主要依靠多元化綜合經營和自然多樣性之間的和諧共生關係。

溫鐵軍教授曾多次引用愛因斯坦的名言提醒人們：“人類不可能用制造問題的思路去解決問題。”當農業被工業化改造之後，問題叢生，我們深陷發展困局，一定要有創新性的思路才有可能解決問題。生態化是人類文明的出路，也是農業走出困境進入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義。美國國家人文與科學院院士、生態經濟學家小約翰·柯布就曾指出，“中國給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帶來希望之光”。

農業1.0對應殖民地大農場，中國因受資源禀賦硬約束，難以效仿其走規模化農業道路。農業2.0對應設施化農業、工廠化農業，近年來面臨高虧損和嚴重的環境負外部性。農業3.0對應三産化農業（愛墾編註：（1）農業生産；（2）農産品加工和（3）銷售、餐飲、休閒以及其他服務業有機地整合在一起），因其與形態各異的自然條件和社會資源相結合而呈現出多元化。農業4.0即社會化生態農業。通過互聯網等工具，將農業多功能屬性所內含的教育文化歷史傳承等非經濟功能彰顯出來，帶動農村經濟回嵌鄉土社會，農村經濟回嵌資源環境，最終達到人類回嵌自然的生態文明新時代。

「發展農業隻能走自己的路」

在《從農業1.0到農業4.0》的第二章，作者具體介紹了農業發展的幾個主要模式。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主要存在於英語國家及其週邊受其影響較大的地區，如墨西哥、菲律賓等國。這些地區高度遵循市場經濟原則，實行大規模集成農業模式，通過規模化經營、機械化生産、單一化種植、市場化銷售，進行高投入和高消耗的農業生産。

而萊茵模式主要在歐洲，屬於中小農場農業，由於人口較少，人均資源相對較豐富，具有一定的社會農業、生態化、綠色等特徵。

作者指出，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依賴對發展中國家的成本轉嫁，萊茵模式則因政府財政負擔過重，生産力難以提高。

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相對較多，人口比較多，人均資源較少，中國尤其如此，因此發展出了主要以中日韓爲代表的東亞原住民農業。這種東亞農業模式是以家庭爲單位從事小規模農業與手工業生産的經濟形態，具有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的經濟運行機制。其中，自耕農最爲普遍也最具代表性。東亞農業模式主要以中國爲代表，甚至是以中華文化爲核心。

系統介紹中日韓傳統農業的一本代表作是美國農業學家富蘭克林·H.金所著的《四千年農夫》，該書認爲東亞農業是和諧的農業。中國山地多，平原少，以東亞季風性氣候爲主，雨熱同期，而且“人地關係”緊張。衆所週知，中國的耕地資源僅佔世界的7%，水資源佔世界的6.4%，自古以來人口密度一直很大，生存條件與人口增長受到自然資源條件直接且強烈的制約。中國每個朝代都維持着數千萬的人口數量，宋代人口總量開始過億。清朝大一統的國家政治形態延續了280多年，人口規模更是達到4億。

據國外學者的研究報告，目前全球栽培的植物大約有1200種，其中200種直接發源於中國。傳統農業經濟具有穩定發展和可持續的特徵。12000—13000年前，中國進入早期新石器時代。這一時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東南沿海和雲貴高原地區一部分人以狩獵採集爲生，另一部分人以水稻種植爲生。同時期的華北平原和黃土高原地區則是以小米生産爲主的旱地農業，而在東北北部、蒙新高原、青藏高原，由於氣候的幹燥寒冷，仍然以狩獵採集爲主。以家庭爲單位的小農村社制度，是爲了共享水利，這和東太平洋季風降水的不平衡有關，人們被迫組織起來建設水利系統。幾千年來，中國不僅有因水利成村的聚落，還有以水立國的德治傳承。

通過梳理傳統農業形成的歷史緣由，作者得出的結論是，堅持生態文明是中國上下五千年來歷史演變的客觀結果，不是主觀選擇。自耕農業必須保証可持續性，維護好土地的再生産能力，因而它天然是有機的，是生物多樣性的。由於人口多，土地必須在全社會均分。此時官方機構或政府發揮着重要作用，乃至佔據着主導地位，這種情況在日本、韓國也非常明顯。

如果東亞國家不按照自身農業發展模式的客觀規律和文化內涵，照搬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或者萊茵模式，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矛盾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在模式對比的基礎上，作者論証了東亞農業隻能走自己的路。通過比較東西方農業文明起源和發展的路徑，作者指出“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唸，尋求永續發展之路”是當今人類追求生存發展的唯一選擇，也是中國作爲具有5000餘年文明歷史和生態文明傳統的國家對全人類的責任。（原題：什麼是“農業4.0”時代？生態文明下的農業轉型是唯一的選擇，作者：鄭磊；見：2022-01-22 上觀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