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小說與現實主義的關係 

散文體小說（prose fiction）作為一種文學形式是中西方所共有的文學現象，但在中國和西方傳統中，小說與歷史和其他敘事話語很早就表現出不同之處。與詩歌、散文相比，小說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在中西傳統中都出現得比較晚，中國現代意義的散文體小說興起於東漢，而西方現代意義的散文體虛構產生於以北歐傳奇和薄伽丘《十日談》為代表的14世紀。因此，在兩種傳統中，相對於早已成熟的詩學和戲劇理論而言，小說理論的產生都要晚一些。在歐洲的傳統中，18世紀的小說雖然已經成為了一種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但是關於小說的理論仍然只是一些零散的著述，如著名小說家亨利·菲爾丁為其小說正名的文章。最早稱得上小說理論的可能是約翰遜博士的《論虛構》（1750），而且關於文學理論的批評話語仍舊集中在詩歌和戲劇上。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世紀晚期，亨利·詹姆斯的《小說藝術》（1884）標誌了小說理論的成熟。在中國傳統中也存在著同樣的情況，盡管散文體小說很早就在普通的大眾讀者中非常流行，但其一直被認為是一種和戲劇一樣低下的文學形式，無法和詩歌相提並論。主要的文學理論家們和批評家們仍舊把精力集中在詩歌和散文上，而拒絕以一種嚴肅的態度來討論小說。只有處於文壇邊緣的學者們才會對小說進行研究，而且其主要興趣集中在對小說作品的評論上。他們以“小說評點”為名，進行了大量的評論性工作。這種批評話語主要從小說寫作的實用技巧方面關注小說話語本身，並且只是以一種次要的方式參與對小說的本質、概念、功用、本體論和認識論的概念性探查。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對建構系統性的小說理論毫無興趣，這種情形甚至延伸到當下。盡管中國的小說理論家們可能對小說的概念性研究不怎麽感興趣，但是在創造性寫作中，他們卻從實用的角度出發，來處理所有的主要概念性種類，結果是誕生了一種隱性小說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與歐洲傳統中關於小說的主要理念有共同之處，但在一些重大領域仍有相當的不同。

中國小說和小說理論存在一些鮮明的特征，而這些特征在前現代的西方小說中是不常見的。如果將基於摹仿論和現實主義的西方小說理論奉為圭臬，中國古典小說的許多特點都好似成了缺點或局限。的確，曾有一位西方學者，用西方現實主義作為準繩來衡量中國小說的成就之後，得出這樣一個倉促的結論，那就是中國小說有著“無法確定的不足”和“令人莫名其妙的缺憾”。在西方後現代之前的小說理論中，對現實主義的堅守演變成一些教條式的原則，這些原則甚至演變成筆者稱之為“現實主義的專制”。這些教條包括：“所有的小說必須模仿生活，並忠於生活”，“真正的小說必須是現實主義的”，“小說家應該是客觀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