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雖有文景之治，天下稍安，而有賈誼上《陳政事疏》謂：“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賈誼此《疏》義同子思。蓋他認為，治國有“禮治”和“法治”兩套，“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他並認為此“禮治”和“法治”兩套對於治國者是不可或缺的。此“禮法合治”之議影響中國歷朝歷代之政治制度甚深。在中國歷史上有“諫官”之設，《辭源》“諫官”條說：“掌諫諍之官員。漢班固《白虎通·諫諍》：‘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諫官之設，歷代不一，如漢唐有諫議大夫，唐又有補闕、拾遺，宋有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等。”按：在中國歷史上的“皇權”社會中，“諫官”大多虛設，但也有少數士大夫以“憂患意識”之情懷而規勸帝王者，其“直諫”或多或少起了點對社會政治的批判作用。此或應作專門之研究，在此不贅述。

宋範仲淹有《嶽陽樓記》一篇，其末段如下：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這段話可說是表達出大儒學者之心聲。蓋在“皇權”統治的專制社會中儒學之誌士仁人無時不能不憂，其“憂民”是其“仁政”、“王道”理想之所求，而此理想在那專制制度下，是無法實現的，故不能不憂。其“憂君”，則表現了儒家思想之局限，僅靠“人治”是靠不住的。在“皇權”的專制制度下，仁人志士之“憂”雖表現其內在超越之境界，但終難突破歷史之限度。儒學者可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但不僅不能動搖“皇權”專制，反而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幫助鞏固了皇權統治。這或是歷史之必然，不應責怪這些抱有善良理想良知之大儒，他們的主觀願望是可歌可泣的。個人的善良願望必須建立在變革這專制制度上才可能有一定程度上之實現。 

儒家的“憂患意識”雖說對“皇權”專制有一定的批判作用，但它畢竟不同於現代社會中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這是因為現代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之上的。現代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不僅僅是對某個個人的批判，而必須是根據理性對某種體制的缺陷的批判。面對今日中國之社會風氣敗壞、信仰缺失之現實，必須把儒家原有的具有一定程度批判精神的“憂患意識”加以提升並深化，而不能與非真理或半真理妥協，因此它應當是得到“自由”和“民主”保障的有獨立精神的批判。可是話又要說回來，無論如何儒家這種“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中包含的某種程度的批判精神和勇氣，仍然是我們要在繼承的基礎上認真總結的，而且要把它提高到現代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上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之中，儒家基於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憂患意識”在我們給以新的詮釋的情況下，將使我民族能夠不斷地反省，努力地進取，並使儒學得以日日新，又日新，中華民族得以長盛不衰。( 北京日報/2010-04-05/ 第07版面/理論周刊·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