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書唸得多些的中國人難免會問這樣一個問題：中文和英文哪個更優越。我個人固執地認為，這是一個數量問題。數量少，二三十字以下，中文占絕對優勢。有時候，中文一個字就是一種意境，比如“家”字，一片屋檐，一口肥豬，睡有屋食有肉就是家。亂翻詞譜，有時候，中文三個字的一個詞牌就是一種感覺，“醉花陰”，丁香正好，春陽正艷，他枕在你的膝上，有沒有借酒說過讓你臉紅的話？“點絳唇”，唇膏塗過，唇線描過，你最後照一下鏡子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他的眼睛？五言絕句，有時候，二十字就是一個世界，比如柳宗元的《江雪》，有天地人禽，有千古幽情。數量多些，比如兩三千字，中、英文持平。三袁張岱的小品同蘭姆、普里斯特利的散文一樣耐讀。數量再多些，比如二三十萬字，英文占絕對優勢，中文長篇幾乎無一不可批為龐雜冗長，而不少英文長篇充滿力量。

這種力量感，最強烈地來自勞倫斯的文字。

勞倫斯生於1885年9月11日，1930年3月2日死於肺癆，終年四十四歲，是20世紀文學史上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人物。他上接狄更斯、哈代，下啟詹姆斯、福克納，是近、現代文學的連接人。最重要的作品有：《兒子和情人》、《虹》、《戀愛中的婦女》和《查太萊夫人的情人》。《兒子和情人》是勞倫斯的成名之作，小說舊瓶子裝新酒，篇章結構不出維多利亞小說窠臼，但是社會背景已經不再重要，人物心理開始唱主角。小說寫盡戀母情節，有些男人天生是女人的兒子，同媽媽的聯系絕對不止是一條臍帶，一把剪刀不可能剪斷。沒有情人，他們不能長大，情人的作用是讓他們意識到他們離不開媽媽。美國現代圖書館的20世紀百部小說排名上，《兒子和情人》遠遠比勞倫斯其他入選小說靠前，看來酒還是比瓶子更重要，老實作文比故弄玄虛更有效。沒準百年後唸中文的人偶然記起瓊瑤，只是因為《窗外》、《虹》、《戀愛中的婦女》和《查太萊夫人的情人》是鬆散的三步曲。記得第一次讀《虹》的時候窗外雨疏風驟，幾十頁書念得我心驚肉跳，我忽然發現有些人閑了，可以想出這麽多事情。這些小說中的女人，讓我想起交配後要殺死雄性伴侶的雌性昆蟲。

勞倫斯是能於無聲處聽見驚雷的人（昆德拉是另一個）。人最大的悲劇不在外部世界，不是地震，不是海嘯，而在他的內心。勞倫斯臨死前將自己的一生概括為：A savage enough pilgrimage（殘酷的朝聖之旅）。或許就是這種苦難，這種對自己的心靈絕不放過的苛求，造就了文字的力量。中國文人最吃不得的是心苦，講究的是寄情詩酒，內莊外儒，心態平和最重要。或許，文章的區別，中文和英文的區別，說到最後還是人的區別。但是我沒有道理地相信，任何一種文字，不吃苦，體會不到苦難，寫不出苦澀，一個作家永遠成為不了大師。 

談勞倫斯，不能不提他的最後，也是最遭非議的一部小說《查太萊夫人的情人》。小說遭非議是因為性愛描寫，但是它成名篇並不僅因為它。小說主題重大：人，性，自然，工業，異化。結構精巧：以性交為結構骨架，九次性交，由初相見到高潮，由地升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如果勉強算，李漁的《肉蒲團》也能算是以性交為主線）。

“她完全沈浸在一種溫柔的喜悅中，像春天森林中的颯颯清風，迷蒙地、歡快地從含苞待放的花蕾中飄出……在她千絲萬縷互相交匯的身體里，欲望的小鳥正做著美好的夢。” 

屈原要是讀到這樣的文字，一定會想起那些穿蘭蕙佩香草和他關係曖昧的女祭祀們。但是，現在是20世紀，不少人已經覺得勞倫斯假道學，充滿基督式說教。要是亨利·米勒寫人格異化和自然之間的沖突，上面的一段文字就會被一句化代替：“當你煩躁迷茫的時候，操。”（《北回歸線》“When you feel confused, fuck.”）（199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