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法國哲人為人道主義下的定義最好。他說：“一個人於河中快淹死，一百個人跳入河中相救，這一百個人也許會因而淹死；而仍救不上那個人來。以一百比一，是件不理智的行動，我們把這種行動叫做人道主義。因為救的不是那個‘一’，而是救的那個‘人’。”

這種人道主義的昂揚，是人類文明一大進程。由於人道主義的出現，率獸食人的社會才絕跡於人間。由於人道主義的覺醒，以人祭天的犧牲才消弭於人世。我們在讀司維福特的大文一個建議時，才會感覺出他原是駭世之筆。司維福特建議英國把街上的孩子當牛羊一樣殺掉，論斤成堆去賣，一則可以整頓市容，二則可以饜足胃口。

這種人道主義的思潮源流越來越長，波濤越來越大，我們雖然未斷過大戰爭的慘劇，然而，還沒有把人道主義置若罔聞，在混亂的迷霧中依然有不世出的奇星：甘地摩頂放踵，紡線曬鹽，為無助的奴役生活而向人間乞求人道的憐憫；托爾斯泰則棄家摒產，砍柴補鞋，為無助的苦人生活而向人間乞求人道的憐憫；史懷哲則獻身瘴疫，行醫非洲，為無助的土人的苦痛生活而向人間乞求人道的憐憫。這三個巨人，是人道的光芒，竟同現於斯世，使砍伐盈耳，愴呼盈野的漆黑二十世紀出現令人仰望，令人深思的眩目光芒。我們縱有苦痛，然而無理由悲觀，我們縱然哀傷，然而無須乎絕望。

然而，自從匈牙利之火燒起到匈牙利之火熄滅，我們由這火光的燭照中，看到人世的真面：一面是猙獰的屠手，一面是戰栗的懦夫，口口聲聲的人道主義者，無顏再說出這兩個字了。

屠夫的笑容在這爭自由的火焰中，固已化為灰燼，而懦夫的怯弱，也在此爭自由的火焰中無所遁形。

然而，我們要進一步了解這個事實。

誠如湯恩比的觀點，任何對匈牙利的救助都是三次世界大戰。而三次世界大戰幾乎就是人類的滅亡，因此對匈牙利之火所能下的結論只有一個：愛莫能助。這個看法，是可以原諒的，正如那個河邊故事，一百個人原比一個人多九十九個，使一百人冒險去救助一人，原是不理智的舉動。我們非常承認這種推理，然而我們也不能不附帶一個結論，即是人道主義的死亡。

托爾斯泰將自己的嘔心巨著燒掉，將自己的萬貫家產棄絕，而去自己制鞋，自己燒火，自己宿於荒村野店，這些沒有一件是理智的行動，沒有一件不是迂闊的行為，不僅他的妻子不見諒他，世人不見諒他，就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屠格涅夫，也不明白他何以如此生活，何以竟爾拋掉他那技如椽的巨筆。所以屠格涅夫臨死時還勸他提起那技筆來。然而他不顧這一切，他跳入河中，不顧自己而去救人。他是傻人，而垂死的人道主義卻在他愚行中得到活力。

他的徒弟甘地，奉行他的主義，繼續他的傻行，曬鹽，織布，赤足行於沙漠。枵腹臥於病床，都是不能用數目計算出利潤的愚行，他全一一做出來了。他為垂死的人道主義，輸進了血液。

這兩個都已作古了，唯一的生者，是史懷哲，卅歲時已是文學院長，他棄文學院長不作，而去學醫，他要去非洲為土人治病，朋友苦勸他，這是大將拿著來福槍上前線，是得不償失的。然而他說：“西方文明欠非洲土人許多債，我要以身相贖。”在蠻荒野漠已五十年，非洲的病人不見得能痊愈幾個，而他的拙行卻為人道主義增添了光芒。

這三個人不是憑空跳出來的，是看見了有在河中掙扎的人，才有他們在岸上的勇者。我們的現代文明，實在是在掙扎中，匈牙利不過是個很小的象征而已，而由這個小的象征，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整個文明的病弱與癱瘓。

湯恩比認為一個文化之免於死亡，只有自我的覺醒與努力，這三位先知者並不理智的傻行，實是現代文明的一種覺醒，使這個垂危的文明，有一線回生的希望。

我們要向上蒼祈禱，啟示我們如何拋卻小智小利，寧取拙言拙行，不然，豈僅布達佩斯千萬英雄的血，會白白流盡，就是我們這些岸上的觀者，也終將卷入洶湧的狂流。

──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於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