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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反面說“永劫回歸”的幻念表明，曾經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像影子一樣沒有分量，也就永遠消失不復回歸了。無論它是否恐怖，是否美麗，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麗都預先已經死去，沒有任何意義。它像十四世紀非洲部落之間的某次戰爭，某次未能改變世界命運的戰爭，哪伯有十萬黑人在殘酷的磨難中滅絕，我們也無須對此過分在意。

然而，如果十四世紀的兩個非洲部落的戰爭一次又一次重演，戰爭本身會有所改變嗎？會的，它將變成一個永遠隆起的硬塊，再也無法歸復自己原有的虛空。

如果法國大革命永無休止地重演，法國歷史學家們就不會對羅伯斯庇爾感到那麼自豪了。正因為他們涉及的那些事不復回歸，於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過變成了文字、理論和研討而已，變得比鴻毛還輕，嚇不了誰。這個在歷史上只出現一次的羅伯斯庇爾與那個永劫回歸的羅伯斯庇爾絕不相同，後者還會砍下法蘭西萬顆頭顱。

於是，讓我們承認吧，這種永劫回歸觀隱含有一種視角，它使我們所知的事物看起來是另一回事，看起來失去了事物瞬時性所帶來的緩解環境，而這種緩解環境能使我們難於定論。我們怎麼能去譴責那些轉瞬即逝的事物呢？昭示洞察它們的太陽沈落了，人們只能憑借回想的依稀微光來辯釋一切，包括斷頭臺。

不久前，我察覺自己體驗了一種極其難以置信的感覺。我翻閱一本關於希特勒的書，被他的一些照片所觸動，從而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成長在戰爭中，好幾位親人死於希特勒的集中營；我生命中這一段失落的時光已不復回歸了。但比較於我對這一段時光的回憶，他們的死算是怎麼回事呢？

對希特勒的仇恨終於淡薄消解，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里，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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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生命的每一秒鐘都有無數次的重復，我們就會像耶穌釘於十字架，被釘死在永恒上。這個前景是可怕的。在那永劫回歸的世界里，無法承受的責任重荷，沈沈壓著我們的每一個行動，這就是尼采說永劫回歸觀是最沈重的負擔的原因吧。

如果永劫回歸是最沈重的負擔，那麼我們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輝煌的輕松，來與之抗衡。

可是，沈重便真的悲慘，而輕松便真的輝煌嗎？

最沈重的負擔壓得我們崩塌了，沈沒了，將我們釘在地上。可是在每一個時代的愛情詩篇里，女人總渴望壓在男人的身軀之下。也許最沈重的負擔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最為充實的像征，負擔越沈，我們的生活也就越貼近大地，越趨近真切和實在。

相反，完全沒有負擔，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運動自由而毫無意義。

那麼我們將選擇什麼呢？沈重還是輕松？

巴門尼德於公元前六世紀正是提出了這一問題。她看到世界分成對立的兩半：光明、黑暗；優雅、粗俗；溫暖、寒冷；存在、非存在。他把其中一半稱為積極的（光明；優雅，溫暖，存在），另一半自然是消極的。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積極與消極的兩極區分實在幼稚簡單，至少有一點難以確定：哪一方是積極？沈重呢？還是輕松？

巴門尼德回答：輕為積極，重為消極。

他對嗎？這是個疑問。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輕、重的對立最神秘，也最模棱兩難。

3

多少年來，我一直想著托馬斯，似乎只有憑借回想的折光，我才能看清他這個人。我看見他站在公寓的窗臺前不知所措，越過庭院的目光，落在對面的墻上。

他與特麗莎初識於三個星期前捷克的一個小鎮上，兩入呆在一起還不到一個鐘頭，她就陪他去了車站，一直等到他上火車；十天後她去看他，而且兩人當天便做愛。不料夜里她發起燒來，是流感，她在他的公寓里呆了十個星期。

他慢慢感到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愛，卻很不習慣。對他來說；她像個孩子；被人放在樹脂塗覆的草筐里順水漂來，而他在床榻之岸順手撈起了她。

她同他呆在一起直到康復；然後回她離布拉格一百五十英里的鎮子上去。現在我們回到了他生活中那個關鍵時刻，即我剛才談到的和看到的：他站在窗前，遙望著院子那邊的高墻陷入了沈思。

他應該把她叫回布拉格嗎？他害怕承擔責任。如果他請她來，她會來的，並奉獻她的一切。

抑或他應該制止自己對她的親近之情？那麼她將呆在那鄉間餐館當女招待，而他將不再見到她。

他到底是要她來，還是不要？

他看著庭院那邊的高墻，尋索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