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Eliot）是個懷疑主義者。即使不吭聲，他的眼神、表情和手勢也會對周圍的一切提出質疑。這也難怪，他是典型的紐約人。紐約人就是紐約人，而不是美國人。像紐約這種大都市早已和美國分離。別的不提，單是它的噪音就特別，那晝夜不停的警笛聲，逼得外來人發瘋。一個紐約人必須有極其堅韌的神經，並靠懷疑的力量才能活下去。艾略特生在紐約，長在紐約。他和他的妻子尼娜出生在同一家醫院。當然不是同時，他們相識要晚得多。但我相信紐約是他們的介紹人——你是紐約人嗎？對，你呢？當然啦。艾略特告訴我，除了紐約，他不可能住在美國任何地方。

格林威治村在曼哈頓下城，是藝術家的聚集地，現在成了旅遊點。附近的西十二街卻相當安靜，樹木稀疏但很重要，只有它們顯示季節的變化。紅磚樓房被生銹的防火梯及其影子所勾勒，像寫生畫的敗筆。這種排房在英國和荷蘭很多，體現了一種都市中產階級的思維方式。進門，是客廳和廚房，廚房門外是天井式的小院。窄窄的樓梯通向孩子們的臥室，再往上是主臥室，最後來到一間相當寬敞的閣樓，四壁是書，一扇天窗開向紐約骯髒的天空。書房的主人艾略特在抽煙，煙霧和他的冥想一起上升。我很喜歡這種煙，像小雪茄，但味道很淡，戒煙後我有時也無法抵抗它的誘惑。

艾略特一直勸我搬到紐約，就像牧師勸人搬到天堂。除了種種好處外，他特別指出紐約其實很安全，人們純粹是被好萊塢電影所蒙蔽。直到一天傍晚，賊從天而降偷走了他的傳真機，他才閉嘴。要是他當時在場，並和他的煙卷一起冥想，天哪，真正的傷害恐怕是心理上的：賊偷去的是他的靈感。

我認識艾略特是一九八八年秋天，在紐約，金斯堡主辦的中國詩歌節上。我們只是匆匆打了個招呼，我的印象是他憂郁而敏感。

再次見面是一年後，在美國筆會中心。那是轉變之年，對我，對很多中國人。艾略特請我和幾位中國作家參加由他組織的中國文化討論會。那天聽眾很多，正好在紐約的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歐·帕斯及夫人也坐在其中。艾略特從十九歲起就是帕斯詩歌的英譯者。會後，艾略特、帕斯夫婦、多多和我，還有討論會的口譯文朵蓮一起去吃晚飯。有帕斯這樣的大詩人在場，話題多半圍繞著南美的詩歌與政治。搖曳的燭光下，艾略特話不多，抽煙，眼鏡閃光，偶爾一笑。他的笑有點兒奇怪，短促而帶有喉音。他和文朵蓮是大學同學，也學過半年中文。他用中文陰陽怪氣地說：“我不會說中文。”

艾略特和我同歲，比我大六個月。我們有很多經歷相似。比如，都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我當紅衛兵時，他成為嬉皮士，在耶魯大學只讀了一年，就跟著造反了，後來再也沒回去。他在美國的造反派中是溫和的，按我們當年的標準應算“逍遙派”。他四處遊蕩，借浩蕩之東風，抒個人情懷。

九四年春天，我們去位於長島的紐約大學石溪分校朗誦。二十七年前，艾略特就曾遊蕩到這兒，臨時頂替朋友在一家學生報紙當編輯。故地重遊，他感慨萬千，為發現青春的舊址而驚訝。經過圖書館時，他的臉好像突然被火光照亮。當年造反派正準備焚燒圖書館時，艾略特挺身而出，向那些狂熱的學生們宣講書的重要，終於撲滅了那場烈火。很難想像，懷疑主義者艾略特當年慷慨激昂、大聲疾呼的樣子。在他保衛紐約大學的圖書館時，我正和朋友爬進北京的一家被查封的圖書館偷書。姿勢不同，立場卻是一致的。

我曾向他建議，作為同齡人，我們應合寫一本書，按年份寫下各自的經歷。

大概出於對大火的記憶，他對革命有一種本能的戒備。兩年前，在以革命和詩歌為專題的討論會上，一位著名的黑人詩人在演講中，盼望著革命大火為詩歌帶來一個嶄新的世界。艾略特冷冷地反駁說，革命大火只能燒死詩人，摧毀良心，制造血腥的悲劇。他舉了俄國和中國的例子。為此艾略特受到眾多的攻擊。一般來說，美國詩歌界派系雖多，但各自為政，很少染上我們中國文學圈子以罵人為生的毒癮。算艾略特倒霉，這恐怕和他的懷疑精神和冷嘲熱諷的態度有關。四年前他編了一本反學院派的美國當代詩選，很多詩人都認為這是美國詩歌界的大事。而一個他過去的朋友反目成仇，攻擊他是“種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還罵他心胸狹隘，企圖摧毀美國詩歌傳統等等。把正戒煙的艾略特氣得七竅生煙。他在電話里對我說：“種族主義者？這在美國是他媽最大的帽子，可以被送上法庭……”

我和艾略特屬於同一家出版社。每次我去紐約，我們的老板“狐貍”（Fox）女士總是請我們共進午餐。那在紐約是難得的閑暇時光。我們通常坐在窗口，可以看到匆匆的行人。杯子閃爍，刀叉叮當作響，我注意到紐約某些不變的東西：同一時間，同一家飯館，同樣的甜點和話題。飯後，艾略特總是約我到他家坐坐。從出版社到他家只有幾個路口。他的活動半徑約一英里，買報紙、散步、看朋友、去飯館，都大致在此範圍。他是我惟一見過不在大學混飯但生活悠哉的美國作家。他的上層建築是建在他妻子尼娜家族的經濟基礎上的。他的岳父曾是金酒制造商。尼娜溫柔、漂亮，在《紐約時報》搞攝影。他們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

前不久我和艾略特在香港參加詩歌節。有一天朋友開船帶我們出海，遠離都市，在一個小島附近拋錨，再搭舢板來到一片白色沙灘上。那天風和日麗，我和艾略特赤腳在沙灘上散步、撿貝殼。他突然對我說：“一個好父親不可能是個好作家，而一個好作家不可能是個好父親。”他給我舉了些例子，頭一個就是帕斯。而他自己，太愛孩子了，所以成不了好作家。我試著反駁他，因為反證也很多，但一時記不起來了。我想在他內心深處大概一直有這種焦慮，恐怕也是每個作家的焦慮。其實孩子與作品，父親與作家有某種對應關係，而且恰好在寫作邊界的兩邊。孩子與父親在一側，作品與作家在另一側。一旦交叉，如孩子與作家、父親與作品在一起就會產生某種緊張。

我昨天在電話里告訴艾略特，我正在寫他。他警告我說：“別說我壞話，我可有朋友懂中文。”我們雖相識多年，對我來說他還是有點兒神秘莫測。他很少談自己。對於一個生命，這世上最大的秘密，他人又能知道多少呢？我有時覺得他像個舊時代的騎士，懷舊、多疑、忠誠，表面玩世不恭，內心帶有完成某種使命的隱秘衝動。

艾略特，紐約人，生於猶太家庭，上到大學一年級。他寫作、翻譯和編輯。他不信教，戀家，反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