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瑞請我到他的寫作課上去講講。他告訴我，只要天氣許可，他的課幾乎都在戶外。我們來到戴維斯（Davis）植物園的一片草坪上，同學們把兩張野餐桌並起來。那形式有點兒像野餐，不過吃的是詩。蓋瑞坐在中間，他問誰最近寫了詩。大家互相看看，一個胖乎乎的女孩子舉起手，開始背誦，聲音有點兒緊張。一首情詩，關於愛人的眼睛。蓋瑞閉眼傾聽，他請女孩子再背一遍。她得到鼓勵，深吸了口氣，這回聲音舒展，很動情。蓋瑞點點頭，作了簡短的評論。然後輪到我。

對於教寫作，蓋瑞傾向於一種東方式的師徒傳授關係。如果那位師傅恰好是大學教授，徒弟算是找對門了。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學生是帶著這種東方式的隱秘衝動來拜師的，我懷疑。大學就是大學，按艾倫·金斯堡的極端說法，大學的功能只是在“編目錄”。蓋瑞對我說：“當然，靈感在大學里是不能教的。”他寧可讓學生們夏天跟他進山幹活，獲得靈感。

蓋瑞有一張令人難忘的臉。深深的皺紋基本上是縱向的，那是烈日暴雨雕刻成的。若不笑，給人的印象多半是嚴厲的。但他很愛笑，笑把那些縱向皺紋勾聯起來，像個慈祥的祖父。他的眼睛總是瞇縫著，似乎有意遮住其中的光亮，那眼睛是用來眺望的，屬於水手和守林員。

他和艾倫的性格正好相反。艾倫瘋狂、任性、好動，像火；蓋瑞沈靜、寬容、睿智，像水。按理說，水火不相容，但他們倆卻成了最好的朋友，友誼持續了近半個世紀。蓋瑞跟我講起他和艾倫的頭一次見面。那是五十年代初，在伯克利校園的自行車鋪，他正在打氣，艾倫走過來，作自我介紹。算起來，那時他們才不過二十出頭，震撼美國的“垮掉一代”運動還沒有開始。

蓋瑞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在大學混了一年，他作為水手出海了。上岸後，他在西北山區當守林員。再下山，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東方文學，翻譯寒山的詩。然後隨寒山一起去日本，一住就是十幾年，其中出家三年，削髮為僧。最後師父讓他致力於佛經翻譯，於是還俗。也幸虧還了俗，美國詩歌才獲得新的聲部，環境保護運動才找到它的重要代言人。他回到美國後，在北加州的山區定居。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在北京見到他和艾倫時，他給我看他和朋友們在山上自己動手蓋房子的照片。那次見面是秘密的，大概由於我神經緊張而引起錯覺，照片上的房子和人都是歪斜的。我當時掠過一個念頭：他們準是瘋了。

從去年春天起，我一直盤算著去山上朝拜他的這座“廟”，想看看他們到底是怎樣開始“瘋”的。但陰錯陽差，未能成行。去年年底，他的日本妻子卡柔又查出癌症，實在不便打擾。據蓋瑞描述，他的“廟”和一般的美國農舍相比，除了禪堂，沒有什麽特別的。他不拒絕現代技術，家里有煤氣，有電視，有電話電傳，甚至還有電腦網絡，不過他們的廁所是原始的。他講起一對夫婦做客的故事。那來自文明世界的妻子，突然從原始的廁所里躥出來，驚呼：“里面有蜘蛛!”她在那兒完全不能進行必要的循環。她問蓋瑞，最近的一家帶沖水設備的廁所在哪兒？蓋瑞告訴她有三十英里，在一個加油站。於是他們開車六十英里，去文明世界上廁所。

不知艾倫是怎麽被說動的，也在蓋瑞家附近買了塊地。那個因現代文明發瘋的詩人，絕不可能搬到文明世界以外來，那樣只能加重他的病。艾倫跟我提起過這塊地，說他將來要在上面蓋房子，請朋友來玩。他試著用自己的聲調講蓋瑞的故事。對他來說，那恐怕是一種投資，至少是對友誼的投資。在漢城，他講起如何跟蓋瑞一起打坐。提起蓋瑞，他充滿敬意，那是極少見的。他信喇嘛教顯然受到蓋瑞的影響，但也作了必要的修正——喇嘛教還是比佛教來得“野”點兒。

蓋瑞信佛教是知識分子式的，重實質而不重形式，而且兼收並蓄，絕不極端。他告訴我，他年輕時也曾為馬克思主義著迷，至今認為某些部分還是有道理的。我問他是否有意把佛教和馬克思主義融合起來。“不，”他堅決地說，“佛教遠比馬克思主義智慧得多。”接著他談起，“先鋒”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概念，而這個概念在發生變化。起初“先鋒”是指工人階級；到了中國指的是農民，得靠他們奪取政權；六十年代又轉成學生，好讓他們造反；最後法國的哲學家們實在按捺不住寂寞，“先鋒”就成了他們自己。

蓋瑞在這里的英文系教寫作，每年只教一個學期，總是安排在春天。他每星期二開車過來，在城里的小旅館住三宿。他是個大忙人，除了教書，參加系里會議，為學校安排詩歌朗誦會，還有眾多的朋友、同事、學生、徒弟、詩迷、記者等著見他。忙里偷閑，我們有時聚在一起吃頓飯。這頓飯得在他排得滿滿的小記事本上擠出一道縫來。我們常去的一家法國式餐館叫“索嘎”（Soga's），乍聽起來像日本髒話。其實那里環境幽雅，客人都按法國貴族標準，壓低嗓門。

蓋瑞有一種讓人心平氣和的本事。他的眼神，他的聲音，似乎在引導你，跟隨他前往一個超越人間煩惱的去處。但一位美國朋友對我說，蓋瑞表面的平靜下，必有一種瘋狂，只要看看他的婚姻就知道了。蓋瑞結了三次婚，第一個妻子是美國白人，生了兩個兒子。後面兩位都是日本人。不過現在的夫人卡柔在美國已是第三代，她的祖父把日本的稻米和血統一起引進加州。他們還領養了一個朝鮮女孩，和我的女兒同歲。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對美國詩歌史是個轉折點。在艾倫和蓋瑞等人籌劃下，他們在舊金山的一家畫廊舉辦了首次朗誦會，此後朗誦在美國蔚然成風。按蓋瑞的說法：“……剛開始，他們烏鴉般地從天上降落到咖啡館，然後才漸漸被大學所接受。”次年，蓋瑞去了日本，“垮掉一代”鼎盛時期的活動他大都沒趕上。他曾否認自己是其中一員。待多年後他從日本回來，給正垮掉的“垮掉一代”帶來了精神食糧。

蓋瑞自己的精神食糧除了佛教和東方文化以外，也包括印第安神話。在他看來，人們並未真正發現美洲。他們像入侵的流寇，占據了這塊土地，卻根本不了解它，也不知自己身在何處。面對美國主流文化，他提倡一種亞文化群，反對壟斷，重視交流，回歸自然。按他的說法，亞文化群深深地植根於四萬年的人類歷史中，而腐朽的文明只是一種病態的幻象。他的詩集《龜島》（TurtleIsland）的題目，就是印第安人對美國的最早的稱呼，他以重新命名的方式抹掉政治疆界，讓人們看到本土的面貌，看到山河草木的暗示。他的《龜島》獲一九七五年普利策獎，這是反學院派詩人第一次得到這個由學院派控制的獎金。

一九九七年對蓋瑞是個壞年頭。艾倫的死對他是個沈重打擊；卡柔病情加重，夏天得到華盛頓做第二次手術。我們約好，待卡柔身體復原，我開車上山去他家做客。這是個很渺茫的承諾，但我們每個人都會珍藏它。這承諾已存在了四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