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力：“一帶一路”最大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麽？

鄭永年：最大的優點就是發展。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缺少發展動力，中國和世界的可持續發展成為問題，西方也自顧不暇。1980年代開始，西方為世界經濟提供發展動力，中國也加入它們。但一旦西方出現問題，那麽就會缺乏動力。“一帶一路”提供了新的機遇，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十分重要。

最大的不足是沒考慮好如何利用基礎設施引發其他經濟活動，即有了基礎設施我們應該拿來做什麽。僅僅有基礎設施建設不僅不可持續，很難獲利，而且民眾也沒有獲得好處。對民眾而言，大規模基礎設施需要與民生經濟結合。中國不一樣，中國自身的基礎設施與制造業和工業化結合，但海外的基礎設施沒有和其他產業相結合。

薛力：“一帶一路”目前在新加坡的實施情況如何，有沒有什麽代表性項目？

鄭永年：新加坡由於國土面積小，不太需要基礎設施建設，之前提的新馬高鐵在馬哈蒂爾上臺後也不提了。主要的著眼方面還是金融，新加坡作為金融中心可以融資，並為中國“走出去”提供橋梁，將“一帶”和“一路”連接起來。金融目前有不少進展，但是否與“一帶一路”結合起來還在探討過程中。還有的領域就是雙方合作在第三國開發，現在還處於討論階段。

（薛：新加坡對外投資很多都是中國的“過橋”資本，這些資本以前多從香港走，現在則大量從新加坡走，您覺得是什麽原因？“新加坡資本”形象更好？）

是的，在“一帶一路”下，新加坡比香港的地位更中心。

薛力：新加坡對“一帶一路”的整體評價是什麽？

新加坡沒有基礎設施項目，與地方關聯不大，且金融部門與民眾的關聯也不高，因此反應整體較為正面，將其視為機遇。

薛力：“一帶一路”推出後，中國在外交政策方面發生了哪些變化？

鄭永年：中國的外交政策都圍繞“一帶一路”展開，這既是優勢也是劣勢。圍繞“一帶一路”雖然有助於更好推進倡議，但會引起他國懷疑。這是中國的風格：（把對外關系上的）所有事務與“一帶一路”聯系。但國外的認知不一樣，他們看到什麽都是“一帶一路”，就認為這可能是中國式的新擴張主義。

薛力：“一帶一路”推行五年以來，中國的國家形象在東南亞特別是新加坡有什麽變化？

鄭永年：大家都覺得中國強大了，但不見得形象就變好了。一個國家的強大與其形象是兩回事。國家形象一旦聯系到很多其他方面，就可能會是負面的。

（薛：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做法是否有利於“一帶一路”在東南亞的落實？）

當然不利於“一帶一路”的推進。

（薛：如何協調二者？您認為，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做法，主要問題是什麽？）

中國在前一階段的做法如造島是不得不做的，但造島以後應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如果保持當前做法，對“一帶一路”會造成很大阻力，因為其他國家會把南海問題和“一帶一路”相結合。南海也是“一帶一路”的一部分，會認為“一帶一路”是一種擴張主義。中國現在在南海問題上掌握了主動權，如果中國將這些島礁開放，讓他國船只停靠，與航行自由結合起來，那麽結果就會很好。但如果采取宣布專屬經濟區之類的作法，結果可能會非常糟糕，就會被認為是新擴張主義。有必要指出的是，前段時間不得不那麽做，因為越南、菲律賓都在造島，中國也不能不造。

（薛：東南亞有一種聲音認為，《南海行為準則》制定進展比較慢的原因是中國不太積極，您的觀點是？）

不僅僅是中國，越南也是問題。

（薛：您的文章在中國影響廣泛，估計高層也關注。如果中國領導層問：在東南亞建設“一帶一路”，以及南海問題上，你有什麽建議？您如何回答？）

應該開放這些島礁給所有各國的船只，更應當容許美國船只的進入和停靠。

（薛：九段線怎麽辦？）

九段線就不要再提了，因為沒法說清楚。而國家形象改善後，所有其他問題都不一樣了，尤其是和美國的關系不一樣了。

中國沒有能力去解決（九段線）這些老問題，也沒有空間妥協，因此不要去談這些問題。只能通過改善行為來解決這個問題。所有我說南海問題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要有政治意願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法律上無法解決。
總之，九段線問題（中國）不應該去觸碰，中國只能通過改善自身行為被他國接受，中國甚至可以歡迎美國的航母到香港停靠。容許美國的航母在香港停靠，為什麽不容許其停靠這些島礁呢？

（薛：就是實質性淡化九段線？）

對，漸漸就沒有九段線問題了。

（薛：那如何應對菲律賓發起的“南海仲裁案”？）

中國已經拒絕了仲裁案，現在就是這些島礁怎麽用，海洋生物資源、和平穩定、海洋安全這些問題應該怎麽辦，以問題導向來解決問題，不能回到之前的死胡同。

薛力：您認為“一帶一路”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中國現有的做法有什麽不足？如何改進？

鄭永年：基礎設施建設是必要的，其他國家發展經濟一定需要有相應的基礎設施。美國華爾街資本和國際機構對這方面都不感興趣，因此，只能中國來做。印度在這方面（效仿中國）還早。一些國家會批評（中國的做法），但它們不會去做。不過，中國也要改變方式，如“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名稱卻沒什麽人談海。海是已經存在的，為什麽要去內陸修鐵路？應該做各國港口、航空等互聯互通，這比內陸修鐵路要好，內陸的東西非常敏感。

第三個方面是工程規模太大，應當化大為小，化整為零。工程規模太大就有政治性，阻力就大。化大為小以後，民營企業和其他國家資本就可以參與其中，減少了自身的風險。把“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和民生經濟結合起來，考慮“一帶一路”項目如何帶動當地其他經濟活動。沒有其他經濟活動的話，“一帶一路”項目本身就會不可持續、很難盈利，民眾也無法獲益，最後就容易爛尾。

薛力：國有資本效率不夠，容易引起政治敏感，但私營企業容易產生監管問題，如何解決這種困境？

鄭永年：首先應該化大為小。國有企業是一個自我封閉的系統，不僅中國的民營企業進不去，外國的民營企業也進不去。例如亞投行可以吸引民資，通過這一平臺進行監管，就不會出現民營資本的無政府狀態。

（薛：中國現在想把亞投行打造成世界銀行或亞開行那樣的模板，其標準和項目選擇與這二者有很多相似之處，甚至與它們聯合融資。因此很快拿到幾家評級機構的最高評級，但其金額與投資的項目相對有限，遠遠不如國開行、進出口行等。）

如果亞投行做不了，那就要有其他機構規制這些金融活動，而不是無政府。“一帶一路”有項目規劃，要學習其他國家經驗，技術解決不難。

（本文系薛力研究員對鄭永年教授的訪談錄音整理稿。文章首發於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2018年7月20日。）（愛思想網站2018-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