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幾個層面來看：《黃金時代》的形式和設定，先在地要求人們了解蕭紅、蕭紅的時代，她所書寫的時代，而且必須多少了解此後大半個世紀裏講述、評判蕭紅的歷史——文學史、也是冷戰、後冷戰史。

“成功”電影：非價值的、純感官的表述（《小時代》/《後會無期》《心花路放》/《親愛的》）

北青報：對比國慶檔同期上映的另外兩部影片《心花路放》《親愛的》的大賣，你覺得這折射出一種什麽樣的文化生態？

戴錦華：這兩部的有趣，在於剛好一悲一喜——中國電影市場上有傳統的兩種通俗的形態：喜鬧劇，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喜劇，和苦情戲。

不是說這類樣式不負載社會信息，而是說它有著最簡單的感官效果。我以為，這也是今年票房熱賣片的共同特征。上半年的電影，人們一定會討論其中的粉絲電影。我不想討論《小時代》的極端惡評與巨大票房之間的反差，不去討論郭粉與韓粉之爭，我並不認同某些對類似影片的批判，盡管都有道理，但我不認為類似影片的成功與問題是“拜金主義”、“物質至上”，或“偽文藝”，而是相反，這類影片的成功與問題在於他們的非價值化。用我自己的語言就是對“坍塌”與“中空”的印證。影片甚至無需（也許無能）提供一個完整的情節鏈所必需的內在邏輯與價值依托。《小時代》中的男裝廣告、女裝廣告與各類流行文本的搬用或拼貼、十分鐘一個極度戲劇性的事件而後瞬間冰釋；《後會無期》的汽車旅行展現的並非公路片必需的空間穿越與時間累積，而是一個懸浮舞台上的片段偶遇（有人稱段子）。同樣，《心花路放》的“公路”更是一個“開心麻花”式的舞台……在我感知中，這與其說是價值取向的問題，不如說是非價值化的問題。其成功是在於以價值展覽的表象拒絕了價值表述。於是，“我們”甚至無需“擔心”在影片中遭遇價值，更不必“擔心”在影片中遭到任何對我們熟悉的邏輯的冒犯。

北青報：您從這類賣座電影中感覺到的“坍塌和中空”，能更詳細地談談嗎？

戴錦華：在我看來，熱賣片成功的共同元素是感官性的，身體性的，直戳你的淚點和笑點，同時，以擁抱主流的姿態拒絕意義與價值。這次我真的必須說，這是中國商業電影與好萊塢的巨大落差：因為，好萊塢電影立足市場的前提之一，是以某種超越性價值為內核，藉此支撐其人物情節、敘事邏輯。

我所謂的“歷史坍塌”不僅關於歷史，更關於現實。歷史從來不是關於過去的，而是關於未來的。歷史意義、歷史綿延的呈現始終為未來視野、願景而獲得並賦予。現代中國文化極為典型。當中國在帝國主義的沖擊下開啟其現代歷史之時，我們曾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未來視野中喪失了自己悠長的歷史，遭到了無情的“降維”，中國歷史一度喪失了它必需的時間維度，成為三維而非四維的空間所在：那是魯迅的“鐵屋子”，張愛玲的“泡在福爾馬林藥水裏的嬰兒”，是第五代電影中“空間對時間、天空對流水的勝利”。而伴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市場上獲得的份額而加入了未來視野，我們由此而贏回了自己的歷史時間。於是，中國進入了寫史時代，我們驀然擁有了對諸如“晚明現代性”、“康乾盛世”、“白銀資本”的歷史指認。然而，令我錯愕的是，與此同時，我們卻在大眾文化的場域中再度自我降維：不僅是三維，甚至是二維：歷史與價值建構坍塌為扁平的圖畫。我們可以對這一現象作出諸多解釋：文化全球化進程、消費主義、景觀社會的蒞臨，全球流動伴隨的身份離散、獨生子女結構化……但這一歷史的贏回與得而復失，綿延的歷史進程的顯影與扁平而炫目、脆弱而堅硬的降維圖畫，的確標識著今日中國社會、文化的巨大而急迫的問題。關於電影，遠不僅止於電影。

藝術電影：要求藝術電影具有商業性是荒唐的（《藍色骨頭》/《邊境風雲》《白日焰火》/《布達佩斯大飯店》）

北青報：很多人是把《親愛的》當作文藝片的。

戴錦華：今年的有趣現象之一，是《後會無期》和《親愛的》成了“文藝片”。影片的熱愛者以文藝片之名為其辯護。而略帶一點文藝氣質的電影均遭到市場拒絕，我感受最深的是崔健的作品，《藍色骨頭》。

我當然知道，崔健不是一個當紅的明星。但是崔健是一個歷史的標識，見證，甚至介入了中國社會最重要的轉折時刻，當年崔健的成千上萬的擁躉者，追隨者，今天已在中國社會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擁有不容置疑的經濟實力，但是《藍色骨頭》幾乎沒有票房，甚至沒有反響。是什麽東西令崔健的影片無法形成或分享粉絲電影的效應？是什麽東西令人拒絕了《黃金時代》？我想，藝術片氣質是答案之一。

但不僅於此。對歷史的拒絕是另一個答案。一如歷史感的蕩然無存是熱映片的共同特征。杜可風攝影的《藍色骨頭》有一個極漂亮的片頭段落，伴著旁白。旁白告知，影片試圖觸摸“一個不可觸摸”的時空。因為一經觸碰，它就會消失，“變為歷史”。換言之，崔健非常清楚，他試圖觸碰搖滾的歷史，80年代中國的歷史，以及對“文革”歲月的上溯，但那是不可碰觸的記憶。不可碰觸，不僅因為塵封，而且由於它已徹底喪失了自身的敘述的語言與邏輯。也就是說，崔健為自己設定了不可能的任務。但更慘烈的是，市場並非由於崔健歷史叩訪的失敗而拒絕了他，而是尚未進入，已遭拒絕。

北青報：有些人認為藝術電影也可以做得很好看，商業性與藝術性可以兼具。

戴錦華：電影——無論是藝術電影還是商業電影，叫好與叫座，是永恒的兩難。一般說來，要求藝術電影“好看”——具有商業電影的流暢與撫慰，在我看來，是緣木求魚。因為，歐洲藝術電影在戰後全面興起，正是作為好萊塢商業電影的對立物、另類而出現的。

但今年來，國際影壇的一個新的趨向，便是一代年輕影人的有趣嘗試：以藝術電影的語言風格制作類型電影。《亡命駕駛》在戛納電影節得獎，標志這種嘗試的成功。在這種嘗試上，中國並不落伍。頗為成功的例證，是《邊境風雲》和《白日焰火》，《邊境風雲》以藝術電影的風格去拍黑幫（言情？）片，《白日焰火》用藝術電影的語言拍黑色電影。藝術電影的原創性與類型片的熟悉元素與情感預設，創造了電影與現實遭遇、先鋒的有趣契機，造成了有趣的觀影經驗與快感。但仍然，藝術電影與商業電影召喚著不同的觀眾與不同的心理預期。

北青報：今年上半年有幾部國外文藝電影口碑非常好，比如《布達佩斯大飯店》《少年時代》，經常也被豆瓣網友用來對比《黃金時代》和《藍色骨頭》，相比較這兩部電影面對的巨大的爭議，前面兩部倒是幾乎一邊倒叫好。

戴錦華：《少年時代》我還沒看過。《布達佩斯大飯店》當然是一部有趣的電影，安德森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藝術電影導演，他是一個怪才，有清晰後現代色彩。影片最大的亮點在奇思妙想，奇、巧、帶有炫技性的形式構成，它的整個內容表達是建築在相當堅固和穩妥的價值系統下的，不做任何的挑釁和冒犯，於是，精致，機智，遍布形式語言的奇妙，同時提供心靈的飛地，給出撫慰和療愈，這的確是中國電影的極弱項。但韋斯·安德森原本是不可復制的鬼才。（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