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余兩小簏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世說新語•雅量》

莊子認為人只有不依賴於外物才有自由，逍遙遊的前提就是無待——不依賴於外，有待就不可能實現逍遙遊。然而人的生存離不開外物，生活中哪少了得柴米油鹽？獲取和積累錢財是生存的必要手段，可是，久而久之，人們獲取和攢聚錢財為了生存，逐漸蛻變為生存就是為了獲取和攢聚錢財，人由物的主人淪為物的奴隸，古人把這叫做“累於物”或“役於物”。

東晉的兩位名士名臣中，祖士少愛錢財，阮遙集愛木屐，二人對自己的嗜好之物都苦心經營。表面上看，他們的嗜好都成了他們生活的累贅，人們一時辨不出二人的高下優劣。一次有人到祖士少家，恰好遇上他正在清點財物，客人進門他還沒有收拾停當，剩下兩個竹箱子放在背後，他連忙側過身子去擋住它們，還牽腸掛肚地放心不下，那模樣真尷尬可笑極了。另一位老兄到阮遙集家串門，見他用火給木屐塗蠟，一邊塗蠟一邊感嘆地說：“不知道我這一輩子能穿幾雙木屐呵！”那神態別提有多安閑有多舒暢。於是，兩人精神境界的高下立見分曉。順便說一下，古人把屐履之類的東西稱為“量”，我們今天把鞋子稱“雙”。屐就是底下有齒的木鞋。

祖士少對錢財之愛表現為一種貪婪的占有欲，偷偷摸摸地查點財物的模樣活像一個守財奴，看見客人還側身擋住來不及收拾的財物，自己的東西不願與人分享，甚至看也不讓別人看見，顯得那般猥瑣、狹隘、自私。除了占有外別無人生樂趣，他生命的存在已經降到了物的層次。

阮遙集的情況則大不相同。他親自吹火熔蠟塗抹木屐，是因為他覺得一生穿不了幾雙鞋，酷愛木屐是因為熱愛生命，深於情卻不為情所惑，嗜於物但不為物所累，為人處世完全不沾不滯，顯出主人心靈的曠達、瀟灑和超然。他之愛物不是把自己降到物的水平，而是把自己精神提升到更高的存在，對木屐的把玩其實是對生命的一種審美。

祖士少和阮遙集雖然都有待於物，但阮只是“物物”，而祖則“物於物”。

戴建業：何必謙讓？——《世說新語》品讀之十八203-04-5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為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世說新語•方正》

我國向來稱為“禮義之邦”。在建構、塑造、規范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禮”作為一種文化模式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它使人自身的自然不斷人化，使人的行為舉止合乎社會要求。假如沒有一定的禮節，全社會就會像火車沒有鐵軌，人的一言一行完全出於生理的沖動，社會勢必由於混亂沖突而解體。總之，是“禮”使社會機器能正常運轉，使人起來越成為“人”。

但是，又正是“禮”使人日益成為“非人”，使自我日益成為“非我”。人類制定出許多禮節來，其本意是要它們為人類服務，使人類不斷遠離獸性而具有人性，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化，“禮”客觀上有時成了人自身的桎梏，人成了繁文縟節的犧牲品。人必須扭曲自己以合乎禮節，高興了不敢開懷大笑，悲痛時不能嚎啕大哭，於是，人日益僵化、貧乏、枯萎、虛偽……

魏晉人的覺醒本質上就是對禮教的反叛，從虛偽的名教世俗中返回到生命的本真。王述就是一位疾惡虛偽任性而行的可愛人物。王述字懷祖，襲爵藍田侯，人稱“王藍田”。晉簡文帝常說王述“以真率勝人”。當時的權臣王導每次談話，左右的人總要肉麻地吹捧一番，王述見此十分討厭地說：“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

此文是王述升官後與兒子王坦之的一則對話。

王述每次接受朝廷的委任都不虛情假意地推讓，假如推辭就真不想或真不能任職。這次升任尚書令，任命一下來他便就職，絕不像其他世故同僚那樣，假惺惺地再三“固辭”，內心明明想高升想得發瘋，表面上卻裝出一副恬退淡泊的模樣。他那位字文度名坦之的兒子，反而比父親世故得多，認為就職前應該謙讓一番，無論如何要做做樣子給人家看。王述問兒子說：“你是認為我不能勝任此職？”兒子回答說：“爸爸怎麽會不勝任呢？但克己謙讓總是一種美德，這一套程序是少不得的。不妨表面上推讓給杜、許二人。”可見，禮的力量多麽強大，它把人一層層地包裹起來，使人像模子里鑄出來的標準產品，大家操同一種腔調，說同一種套話，持同一種態度，人們都像機械那樣應世觀物，最後彼此都成了被禮教塑造出來的木偶。

王述對兒子這般圓滑大為惱火，“既云堪，何為復讓？”——既然覺得我能夠勝任，又何必還要去謙讓呢？他甚至毫不隱諱表達了自己對兒子世故的鄙夷：“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

“既云堪，何為復讓？”王述的回答真擲地有聲，可惜，像他這樣方正剛強又豪爽坦蕩的血性男兒，今天的神州大地上實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