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共治與霸王道雜之 

隨著美國短暫撤出中亞而重返亞太，中國為避免過早的戰略沖撞及尋求寬闊的戰略腹地，采取了西進戰略，以“發展優先”模式廣泛開展對西部區域的發展援助。這一舉措對中國還具有特別突出的戰略吸引力，即在美國失敗的地方開展競爭性重建，是證明“中國模式”的絕佳機遇。當然，這種中西之間的外線競爭遊戲，其對立思維與行動是相互建構的結果，互為假想敵，也互為尋求承認的主要對象。美國會為緬甸民主化或越南憲法改革的突破而歡呼，中國同樣會為阿富汗或其他國家的“中國式重建”的進展而雀躍。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兩種模式不應該成為對立模式，就像中美不應在全球治理中過分突出沖突面向而人為加深“修昔底德陷阱”一樣。更加開放和普遍受益的發展不是民主化的替代品，而恰恰是民主化的必要前提。在宗教與專制的“凍土”上，民主之花無法開放，而在世俗權威保障下的發展過程中，民主化的實質土壤卻在恰恰改良。以發展為民主奠基，不僅應成為中東等區域的整合性現代化之路，也應成為中國自身的轉型取徑。中國構建“制度性話語權”的過程，同樣需要做到“發展倫理”與“民主倫理”的平衡。

在中國人描述優良治理的詞匯中，民主與專制固然較為高頻，但“王道”和“霸道”也是最常使用的。“王道”思維並非局限於中國，而是人類關於美好政治的普遍想象。柏拉圖《理想國》念茲在茲的就是“哲學王”的“王道”，但局限於城邦世界，而後才有普遍主義乃至世界主義的發揮。中國之“王道”則本於對古典賢王及”三代之治”的理想化，本於對超越有限性政治存在的“天下”的烏托邦想象。“霸道”則標榜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在西方以“國家理性”隱秘前行，而在中國則以“法家”正道而行。“霸王道雜之”是帝王理想，也是中國治理的真正秘密。

 吊詭的是，當代全球治理中的中國和美國在二者之間常有失衡。就美國而言，其民主國與帝國的二元性導致了國內行“王道”而國外行“霸道”，人道主義與民主修辭難掩帝國霸權，其中東政策失敗及對全球治理的負面影響與此有關。就中國而言，法治的威權化與高壓的維穩政治顯露出“霸道”面向，而國際層面的“大手大腳”又有古典“朝貢貿易”及“新王道”的痕跡。由此，中國當代政治形象呈現出“法家治國”與“王道天下”的獨特二元性。中美各自承受自身的治理二元性，各有困頓和艱難。有識之士常慨嘆，取美國國內“王道”與中國國際“王道”兩面合一，不正是一種愜意的“新世界主義”嗎？中國學者趙汀陽對世界治理的診斷是，民族國家的有效性與世界的無效性並存，由此出發繼續想象一種“天下體系”，想象“內含天下的中國”對世界政治秩序的構成性甚至終結性意義。然而，王道理想與霸道現實歷來有各自理據與邊界，美國的“新羅馬帝國”沖動固然有重蹈歷史覆轍之虞，中國的“天下無外”亦可能重陷春秋戰國的亂世悠悠之境。中美合作是各自福音，也是世界福音。

 勿忘改革，才有開放

 就刻下“制度性話語權”議題，中國的真正難處還在於內政修為。實際上，習李組合的改革意志勝於前任，內部治理亦不可謂不用力：十八屆三中全會突出“治理現代化”，四中全會突出“依法治國”。但這些政治承諾層面的制度現代化進程並不順暢，甚至法治還出現了自我悖反的現象與邏輯：新一輪司法改革以司法精英大量流失而基本宣告失敗；維權律師遭受嚴峻壓力，法治權威與法律公共理性遭受消解；小組政治在打破官僚制梗阻的同時也陷入了威權化困境；反腐運動造成“選擇性執法”難題和對“發展型政商精英”的動力消解；意識形態管控與網絡言論治理陷入“泛安全陷阱”，寒蟬效應凸顯；新一輪基層人大選舉空間繼續受壓。從憲政層面來看，四中全會承諾“依憲治國”，設立憲法日，規劃制度性解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法解釋與監督問題，憲法學界亦滿心追隨推動《憲法解釋程序法》，但至今未果。官方對第二個憲法日並無特別關注，主流媒體亦淡化處理。“黨規嚴於國法”的法律體系自洽性與規範整合難題依然嚴峻無解。這些內部挑戰時刻造成對中國外部“制度性話語權”建構的張力與牽制。

 五中全會之“制度性話語權”高揚於“開放”維度，對“改革”著力不足。“改革”是源，“開放”是流，若全面深化改革不能“源流貫通”，所謂依靠“經濟性話語權”暫時轉化成的“制度性話語權”勢必不能鞏固。甚至，“經濟性話語權”在中國內部之港台地區還不能有效轉化為“制度性話語權”。人心不服與人心不歸，“經濟”、“制度”皆為強權基礎上的“外物”，無法內化。因此，五中全會的“制度性話語權”不能單純以亞投行和一帶一路體系為基礎，也不能單純以中國資本及發展經驗為基礎，而應當以三中全會的“治理現代化”和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為基礎。如果將習李組合的執政作為一個內在意義融貫而富於戰略決斷的改革新紀元，則中國對外的“制度性話語權”建構就不能孤立脫韁於中國自身的現代化制度進程，而且要以後者為基礎和界限。否則，中國的發展援助就有可能演變為中國納稅人的福利災難、受援助國的腐敗來源以及中國內外治理失衡的火山噴發點。

 勿忘改革，才有開放。勿忘國民，才有天下。勿忘民主法治，才有“制度性話語權”。對立是一種保守與自限姿態，威權是一種“霸道剩余”，而包容超越才能獲得更廣大的存在，才是王道。中國未必是趙汀陽式的“政治神學”概念，但確實是“生生不息”的世界歷史奇跡，而且重新開始了歷史性的“生長”。我們要在中國固有的發展智慧之外賦予它規則理性和責任倫理，使“制度性話語權”建基於古今、內外的平衡結構之上。（收藏自2016-03-04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