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參與“再全球化”的歷史條件

作為新興國家，中國曾長期享受了後發優勢的紅利，從全球化中獲益良多，比如引進現代化技術、借鑒國際管理經驗、學習市場經濟制度、自由貿易規則、航海自由與穩定國際安全形勢等等，中國崛起就是享受了全球公共產品所帶來的發展紅利。但是國際社會不可能允許中國永遠做一個搭便車者，特別是當全球秩序出現混亂、中國自身實力顯著增強的時候，國際社會期許一個有力量的全球化中國。尤其是在全球治理面臨挑戰的關口，更需把握機遇，奮發有為。對中國而言，在新一輪再全球化進程中，機遇與挑戰並存。

首先，再全球化是在霸權國領導力弱化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全球危機盡管給中國也帶來了壓力，但危中有機。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方面維護了戰後經濟秩序穩定、有效，而同時美國的“供給紅利”也是顯而易見的，至少在巨額的鑄幣稅率收入、國際聲望、軟實力方面取得了顯著優勢。正因為領導型的國家從中得到“剩余”越大，就越有可能有動力去推動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以收獲其中的“剩余”。然而自冷戰結束後，美國自身的戰略註意力被傳統安全問題分散（發動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特別是對“9.11事件”的回應標誌著多邊主義的式微，在京都議定書事件、國際刑事法院問題上，美國單邊態度都對全球公共物品供給合作帶來了負面沖擊。根據美國國防部網站數據統計顯示，美國全球公共產品開支（國際發展／人道主義援助開支）相比國防開支的比率不斷下降，從最初1965年的6.5%，下滑到1996年的3％左右，而到2008年則對全球公共產品的投入資金僅僅只有國防預算的2.6％。此外，盡管美國在繳納會費總額上高居榜首，然而會費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僅有0.327，遠遜於日本的0.646，甚至低於法國的0.486。這說明美國雖為霸權國，但供給全球公共產品的態度並不積極。再者，美國作為全球霸權國家，在獨自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同時出現了將其私物化的傾向，導致人們對一國單獨提供公共產品動機的懷疑。布雷頓森林體下中的諸多國際公共組織，打上了西方中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烙印，IMF已經由創建初期強調市場失靈、信奉凱恩斯主義的公共機構，變成“華盛頓共識”的主要推銷者。甚至聯合國也越來越多地被牽引至某些選定的領域，在發達國家的偏好擠壓下，日益變成了“按菜單點菜”的工具。對此，作為崛起國的中國更應當把握機遇，積極成為全球治理的補位者，而不是缺位者。

其二，再全球化進程中，新興大國被寄予厚望，主動供給全球治理乃眾望所歸。在一個沒有中央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國家之間實力懸殊，不可能完全涇渭分明地進行成本均攤，其中一些特殊的霸權國和新興大國，都有責任主動開車承擔義務，讓其他小國或盟友搭便車，以此換取他國對其國際地位與權威的認可。在全球治理過程中，大國越來越成為一個服務型角色，而不是支配性角色，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承擔著穩定全球秩序的“公務”，當它們為世界公利全球奔波、自我犧牲時，大國的服務特質就展現出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自身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內政泥潭之中，自顧不暇，其供給新型的全球公共產品的能力與意願都受到一定打擊，而與之鮮明對比的是以中國的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秩序的參與與關切度越來越高，這種國際格局轉換過程中的“一降一升”，給了中國填補全球公共物品漏洞的機會。鑒於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充滿活力、歷史負擔相對較小，而且對現有國際體系的改革意願強烈，因此可以在硬性公共物品方面發揮自身比較優勢，積極供給基礎設施建設、國際規則框架等“燈塔”式的物質公共物品。當前，世界各國普遍認為全球事務離開了中國的參與，將無法有效得到真正解決這種國際社會的期待與支持是中國參與全球公共物品供給的有利因素。

第三，當前全球治理出現赤字，自由主義秩序暴露缺陷，公共物供給嚴重滯後。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就此曾憂慮地指出，全世界對全球公共產品的需求巨大，僅每年因公共產品供應不足造成的損失就達上千億美元。全球公共產品的缺口與供應端疲軟有關：（1）供給不足。以全球官方發展援助為例，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下屬發展援助委員會（DAC）的23個成員中，2005年援助總額僅占23國國民收入的0.3%左右，與1990年相比發展援助占總收入的比例幾乎沒有變化。據聯合國估計，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代價高昂，國際金融穩定不作為成本為500億美元，糾正成本為3億美元；消除氣候穩定的過度使用的成本為7800億美元，糾正成本為1250億美元；和平與安全屬供給不足的不作為成本是3580億美元，糾正成本是710億美元。（2）供應失調，指的是某一產品以一種扭曲的方式被提供，其產生的收益蓄意偏向於背離國家或人民群體。例如，多邊貿易體制蓄意使工業化國家的收益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的收益，造成制度性不公平。為此，重新設計貿易機制的呼聲也日益高漲。（3）過度使用或破壞，如全球自然共有物（全球大氣層作為汙染的排出通道已經被過度使用）。（4）未充分利用。全世界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從來沒有接打過電話；在非洲使用互聯網的費用是在西歐國家使用費用的10倍，私人產品（電話或電腦）短缺。這些缺口，為中國創造性承擔大國責任提供了空間。

第四，中國民族復興的自我期許日益強化，參與全球事務的內在動力增強。長期以來，中國歷史文化都強調“天下為公”的世界關懷，這與全球治理的全球主義意識是相通的。毛澤東曾感概：“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而如今，中國已經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眾多初級產品的最大買家，其參與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的意願持續增強。所謂“能力塑造意圖”。這種自我期許的內部動因來自於國內政治精英的價值取向轉變、國家利益海外化的保護需求；外部動因來源於國際權力的結構轉移、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的短缺困境和國際社會對中國貢獻的預期效應擴大。據經合組織（OECD）預計，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今後十年內中國將成為比美國更大的經濟體；到2030年中國的能源消費將會是美國的兩倍。在過去的六十多年裏，我們處於世界的邊緣被視為應該同情與援助的弱者，而如今中國已經矗立在國際舞臺的中央，在萬總期待下主動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不僅潤澤世界，也服務於中國偉大民族復興的總體戰略目標。

三、周邊外交轉型與區域公共產品供給

隨著中國對全球事務的介入程度與影響力不斷增加，中國開始註重加積極地構建新的國際合作體系，主動供給新型的全球公共產品。其中“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亞投行”三大戰略性新措施，勾勒出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戰略布局。

首先，倡議“命運共同體”理念，促進區域秩序和諧。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正式寫入“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概念。此後，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建設“命運共同體”、“亞太命運共同體”、“中國—東盟共同體”，將其提升為具有戰略意義的新舉措。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感體現在多個維度，從公共產品角度看中國在國際救援中的積極表現就是一例。典型事例為中國在2015年也門戰亂中幫助13個國家撤出部分僑民，展現了負責任大國形象。2015年太平洋島國發生地震之際，中國緊急動用高分一號、高分二號等衛星對南太平洋島國瓦努阿圖首都及周邊地區受災狀況進行觀測，幫助災區及時掌握災情。2014年馬航墜機事件發生，中國也調用10顆衛星為搜尋工作提供了大量數據。另外，在2015年舉行的聯合國發展峰會上，中國宣布實施其援助南方國家的一系列新計劃，包括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並首期提供20億美元，力爭使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投資到2030年達到120 億美元，免除最不發達國家、內陸發展中國家、小國、島國2015年到期未還的政府間無息貸款債務等。

其次，發起“一帶一路”戰略，促進周邊互聯互通。自“一帶一路”倡議發出以來，國際社會對此給予了高度關註與積極響應，沿線國家中，已經有70多個國家明確表示支持和積極參與建設，貿易投資項目迅猛發展，金融合作已經起步，人文合作陸續展開，生態環保合作已經啟動一系列合作已結出早期果實。“一帶一路”項目旨在實現亞洲、非洲和歐洲各國之間的互聯互通，加強這些地區的聯系，並促進各國間的合作。英國國際發展部門的尚塔努·密特拉（Shantanu Mitra）估計，“一帶一路”項目將惠及全球63%的人口，並將為全球GDP貢獻2.1萬億美元。“一帶一路”倡議並非僅僅著眼於中國自身經濟增長和消化過剩潛能，而是希望中國崛起的紅利能夠惠及周邊地區，實現跨區域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不僅促進亞洲基礎設施更新換代，更是在此基礎上增加相互信任與合作為整體亞洲的大發展、大繁榮打下堅實基礎。在一帶一路沿線，中國的積極努力已經開始塑造區域公共產品的供給格局，產生了良好效果（見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