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辛格（Peter Singer，1946-）是一個不需要多作介紹的學者，作為一個“動物解放”的首倡者和動物權利運動的積極推動者，他的影響早已超越了學界。其《動物的解放》（Animal Liberation）（1975）一書，被視作是動物權利保護運動的開創性經典。其《實用倫理學》（Practical Ethics）（1979）一書，也常被用作應用倫理學的教材。他在澳洲與美國等地的大學輾轉任教，1999年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生物倫理學的講座教授。

《生命，如何作答？--利己年代的倫理》（How are We to live？-Ehics in an Age of Self-interest，1993，直譯書名是“我們該如何生活？”，在此是采用臺灣周家麒譯本的譯法）不是辛格最著名的書，但卻抓住了一個特別有意義的問題：在一個利己主義的時代，我們能否、以及如何過一種倫理的生活？辛格的答案是：我們能夠過一種合乎倫理的生活。所謂倫理的生活，就是以一個特定的方法，對“我該如何生活”做自省，並依照自省的結論過生活。那些選擇過倫理生活的人，對世界造成了有益的影響，同時也為自己的生命創造出過去未曾察覺的意義。他們會發現自己的生命變得比做這個抉擇之前更豐富、更充實，也更熱情洋溢。這種倫理的生活就使他們成為一個更偉大的跨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人們會發現，過倫理的生活並不是自我犧牲，而是自我實現。

辛格的事實判斷顯然是認為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利己、自利甚至自私的年代。但倫理的任務不在適應這個時代，或者張揚這個時代的實際主流價值觀，這種價值觀一是追求功利，尤其是經濟和物質利益；一是對這種物質利益的追求還主要是對自己、自我利益而非他人或社會普遍利益的追求。辛格的倫理價值判斷是認為人應當也關注精神生活，關注他人與社會。不過，他的最終理據看來還是較傾向於目的論或結果論的，或更具體的說，是一種功利主義與自我實現論的結合。而且，他希望建立一種在宗教之外、甚至對政治也保持某種距離的、比較獨立和單純的倫理學。盡管他也訴諸“可普遍化原理”，他還是不僅想超越耶穌，也超越康德的倫理學。他的倫理學的中心觀念不是集中於行為及其規范，而還是生活價值與理想。他的確也還是比較樂觀，尋求一種全社會的比較徹底和激進的道德變革，相信能夠把這樣一個自利的社會改造過來。

提倡一種一方面不和一種特定的宗教、甚至完全不和宗教相聯系；另一方面也和政治保持距離的倫理，這的確為更多的人提供了一種道德可能，為達成更廣泛的倫理共識提供了條件，但是，如果惱人的政治制度還橫亙在前呢？而去掉宗教，是否也將失去特定道德傳統中一個最重要的動力和權威？辛格似乎過分強調個人生活，而且是世俗生活。這在一個基本制度打點得較好、總的宗教信仰氣氛傳統上相當濃厚而又不同教派和教義分歧較甚的社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是這樣一個社會，人們則可能還會更優先地關注制度倫理、政治倫理，同時也有一些人更重視呼喚精神信仰和呼吸屬靈的空氣。

辛格批評康德所持的人讓自然的生理欲望服膺於普遍的理性才具有道德性的觀點，也不贊成弗洛伊德所說人的生活是由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之間的沖突所構成的觀點。他說：“我們想當然地認為，遵循倫理的生活一定是一件不舒服、自我犧牲，卻往往沒有報酬的苦差事。”由此他表現得似乎傾向於開始一種功利主義、甚至快樂主義的勸人行善的教導。但我懷疑這種勸導沒有充分認識到道德與利益的沖突一面，或者將化解這種沖突看得太容易。在這個問題上，倒有可能是康德更對，他對人性的認識也更透徹。對多數人來說，不僅將追求精神和服從理性作為更高的價值目標是一件苦事，永遠是苦事，甚至僅僅遵循規范也經常需要大大加強道德理性和意志來約束物欲與自利。

許多人直接認自我逐利是最大的快樂，而辛格等一些道德家則希望勸導他們轉認節欲利他為最大的快樂或利益、幸福。但這一勸導可能說服不了多數人，而且容易將道德的根基混同於開明的自利。在道德上走向現代的功利主義可能是膚淺或者說不必要的，走向古代的快樂主義就可能更加膚淺和不必要。當然，這種道德觀點和立場對多數人可能比較有效，但是，對恰恰是最有可能過辛格希望的那種生活的少數人呢？這少數可能會不滿足、乃至很不安於辛格主張的這種結合功利和自我實現的道德（這種自我實現依然可以被解釋為一種“自利”），而恰恰是這少數最有可能構成社會道德的先驅或者說精華。不僅是功利主義或快樂主義，甚至整個目的論的立場都可能不足以提供對所有人而言的根本的和堅強的道德理據。

換言之，要真正抵禦或節制社會的功利滔滔，還不能僅僅以“利”抗“利”，即以一種開明的自我利益或者社會利益抗衡無止境的自利追求，最根本的可能還是要以“義”抗“利”，承認還有一種比“利”更優先的東西，或者說獨立於“利”的東西，這就是我們應當視作具有一種客觀普遍性的道德原則、道德義務。的確，要所有人甚至多數人都放棄“利”的主要價值目標可能是不容易的，但是，要求所有人不管追求功利還是別的什麽東西，但都應當遵循某些基本的道德行為規范，承擔必要的道德義務，這是很有可能辦到的。

然而，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可能會有憂傷和遺憾；即雖然人們“求之有道”，但還是連“君子”也“愛財”，即在生活的價值追求方面，社會可能還是“功利滔滔”。就像辛格所說的：主導社會主流的政治與經濟模式允許(其實是鼓勵)公民以追逐個人利益(一般的意義下指物質的財富)為人生的首要目標。傳統社會其實常常是通過等級架構和少數統治來防止一個物欲橫流的社會的，即將常常是借助社會政治結構來將更重精神的少數人的價值觀念作為這個社會的主導價值。但這在現代社會是不太可能了，它也有違於已經進入我們的道德信念的平等和自主的原則。那麽，面對一個功利滔滔的世界，那些更重精神生活的人們將何以自處？

這可能不是對所有人，而只是對某些人提出的問題。因為，許多人可能正願意做這樣一個世界的弄潮兒和收獲者。但還是有一些不安於、不屑於、或者不滿足於功利目標的人，他們還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他們願過另一種不是完全以物質利益為中心的生活。他們能怎麽辦？他們大概不應，也辦不到將所有人的價值追求都統一到自己的觀念上來，更不宜以強行的手段來這樣做。而他們自己其實也是需要一些基本的功利的，即便過清貧生活的隱士，也需要一些基本的物質生活資料的。雖然人的必需品其實本來是比人們預期的要少，尤其比現代人預期要少。更進一步的話，他們也還需要過一種像樣的物質生活。甚至也不排除一些人先通過功利的成就來證明自己的能力，通過首先“獲取”來保證隨後的“放棄”。這樣一些人先是取得了世人眼中的成功，後來才是取得了上帝眼中的“成功”。前一種成功不易，後一種“成功”或許更難，但卻是在一念之間。而這樣一些生活的示范和感染效應，就有可能淡化社會的功利和物欲。

辛格的倫理學觀點和我的觀點並不完全一樣，他所處的西方社會與中國社會的環境也相當不同，於是會有強調重點和理論立足點的差異，但在向善的精神上，在希望這個社會擺脫過分的功利上，我們是完全一致的。辛格這本書引用了許多思想家的觀點，也分析了不少現實生活中的生動個案，尤其是其中體現的反省我們生活的精神，將使我們獲益良多。故而我願大力推薦這本作者用生命用心作答的書，因為它是在熱烈而又思索地不斷告訴我們要做一個好人而非僅僅滿足於富足的生活，這“好人”的意謂就是我們每個人也要能夠在適當的時候走出自我的藩籬，並且不沈湎於功利。而我們能夠認真這樣做的話，不管最後我們能在這條向上的路上走多遠，都無疑能使我們的生命比以前“更豐富、更充實，也更熱情洋溢”，從而賦予我們的生活以一種更深刻的意義。（愛思想網站 2012-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