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的跨界交流，“互通有無”並不難，難的是對外來文化的“理解”。

若不從“價值”、“意義”著眼，而從具體細節著眼，明清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能引起人興趣的地方太多。比如，利瑪竇在廣東學的漢語，到北京後是如何交流的？傳教士介紹中國，為何急於“全景展示”，名為《中華帝國志》、《中華帝國史》《中華帝國縱覽》、《中華帝國全志》的書就有那麽多？明朝或清朝的同一個事件，在傳教士筆下竟有五花八門的解釋。當中國人得知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經濟學家魁奈、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茨推崇中國文化時，一定會感到驚喜。可是，把那些贊美之詞放在一起，就會吃驚地發現：他們不僅說過頭了，而且，他們理解的中國與真實的中國差距不小。再讀徐光啟和李之藻的書，原來他們對西方的認識和理解，也與實際有很大出入。

在伏爾泰看來，哲學家應為人類作出道德上的榜樣、倫理上的訓誨，西方古代哲學家沒有做到，而中國古代哲學家做到了。這表明伏爾泰對孔子和儒學的把握大致不差。但，伏爾泰又說，孔子“是人類的立法者”，“沒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對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事實是，孔子的貢獻無論多大，都與“立法”無關。伏爾泰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完美的，他說：“在遙遠的古代，中國人已相當先進，在別的國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國，則用以褒獎善行。”這個判斷也有問題。伏爾泰承認中國在科學方面落後於西方，但他辯解：“他們（中國思想家）完善了倫理學，倫理學是首要的科學”。對於“焚書坑儒”這樣的事件，伏爾泰說：“有一個名叫始皇帝的暴君確曾下令焚燒一切書籍，但這個荒唐而野蠻的命令卻警告人們把書籍小心保存起來。”究竟是他對中國歷史知識欠缺，還是有意回護，美化中國？

魁奈說了許多贊美中國的話，其中有這樣的斷語：“中國歷代君主盡心竭力促進國家的繁榮，政府以為民造福為宗旨”；“中國的教育制度很好，教育是中國官吏的主要職責之一，他們教導百姓父慈子孝，服從官府，維護社會安寧與和諧”；“幅員遼闊的中華帝國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建立在科學和自然法基礎之上，這種制度是對自然法的發揚。”切不要說中國古代君主是否“盡心竭力促進國家的繁榮”，官吏是否把教育工作當職責，至少，中華帝國制度事實上並未建立在“科學和自然法”基礎上。

無獨有偶，從徐光啟和李之藻的著作中，也能發現相似的情形。在徐光啟看來：天主教義教化下的西洋諸國“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其久安長治如此。”“此番景象儼然理想中的上古三代之治”。徐光啟推崇天主教的理由是：“傳教士所介紹的天主教是一種理想的宗教，這一宗教在西方實行了千年，使西方社會達到理想的治理。”實際上，16-17世紀的歐洲，一點也不太平，戰亂頻仍，生靈塗炭，根本不是什麽理想社會。

這種情況，可稱為對外來文化（或異國社會制度）的“誤讀”。細究起來，有客觀上的因素，也有主觀上的原因。可從以下三方面來分析：

其一，能否準確“理解”，取決於所輸入的外來文化的信息是否完整。

西傳歐洲的中國文化，包括四書、五經，歷史、地理書，中醫知識，《道德經》，戲劇和小說，工藝品和繪畫等。即使在出現“中國熱”的那個階段，歐洲人感興趣的，不外乎工藝品、服飾圖案、建築風格、園林等，吸引歐洲人的，還有中國文人和官僚階層的生活情趣，其實大多數是淺層次的。中國歷史典籍那麽多，介紹到歐洲的有限，中國古代思想，西方人接觸到的也很少。文化信息不全面，填補的方式就是推測加想象。例如，伏爾泰的劇作《中國孤兒》中，主人公奚大美對丈夫說：“我們要學習那些自由人的榜樣。要死要活都得自己作主張。”這是中國古代婦女能說出來的嗎？奚大美畢竟不是法國貴族婦女。分明是伏爾泰偏愛中國道德和文化，添加了想象成分。

同樣，傳教士對歐洲美好社會的描述，吸引了徐光啟和李之藻等中國士大夫，他們以此來推斷整個歐洲國家。而利瑪竇等傳教士身體力行的“示范”，使徐光啟他們深信天主教道德教化的良好效果。其實，傳教士介紹來的西方文化，除了天主教教義，就是天文、地理、幾何學、制圖學等知識，西方完整的歷史著作、大部頭的文學作品，深奧的哲學著作並沒有介紹進來（這才是中國真正需要的）。

其二，功利因素既是文化交流的動力，也是“理解”外來文化的障礙。

接受外來文化，或向外傳播文化，都是從自身利益考慮，這是文化交流的動力之一。

不可否認，傳教士的主要任務是傳教，其次才是文化交流。把中國古代著作翻譯為西洋文字，出於多種需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專家許明龍概括了五方面（提高漢語水平；準確把握中國人的思想以有利於傳播教義；積累與中國文人交往的資本；幫助歐洲人進一步了解中國；證明自己在禮儀之爭中的立場）。

伏爾泰作為思想家，他的啟蒙理想是：文明戰勝野蠻，理性戰勝愚昧，公正獲得維護，所以他筆下的成吉思汗被漢人的品格和儒家文化所感化。中國戲劇中宣揚的忠誠、獻身精神、成仁取義，也是法國社會所需要的。魁奈有自己的經濟學理論，他強調的是財富來源、自然法則，從中國的“重本抑末”、“以農為本”政策中，似乎為他的理論找到了佐證。由於文化接受者的目的性太強，要做到準確把握、深層理解不容易。

在中國，徐光啟生活的時代，社會風氣日益敗壞。西方的天文、數學確實吸引徐光啟等人，但他們更多地是把天主教義作為道德改良的工具，想借外來宗教實現儒家入世的價值觀，“經世致用”考慮，也是功利的考慮。在徐光啟和李之藻等人看來，天主教教義可以彌補儒學的缺欠，有益於挽救世道人心，所謂“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幾百年後，西方強國入侵，為了以挽救危局而學習西方科技，開辟“洋務”，也是同一種功利思路，並非對西方文化的真正理解和吸納。

其三，不同文化“對接”之後才遇到如何“理解”的問題，而交流雙方所處的歷史階段與社會狀況是“對接”的前提。

毫無疑問，不同文化“對接”，取決於多種因素。其中，時代和社會大氣候決定文化的冷熱、交流的深淺。伏爾泰時代，“中國風尚”在歐洲備受推崇，傳教士介紹的並不全面的中國古典文化，歐洲人無論出於什麽心態，都覺得中國文化好。到了18世紀後期，歐洲人的心態和追求發生了變化。一方面，隨著海外擴張，西方人的興趣轉移到新發現的大陸，在華的傳教事業衰落，“中國熱”降溫；另一方面，歐洲人對的中國了解增多，新鮮感會減退，中國的黑暗面逐漸暴露到西方人面前。同樣是描寫中國富庶的作品，馬可·波羅13世紀的描述能激發歐洲人的熱情，而傳教士18世紀後期的描述，歐洲人覺得中國五百多年沒進步。

中國的情況也在變化。明朝中後期內憂外患，政治腐敗，程朱理學已不適應社會需要，士大夫們出於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努力尋找救國的靈丹妙藥，西方的宗教和文化的傳入恰逢其時。然而，清代康、雍、干時期，無論尊孔還是吸收外來文化，目的都是維護滿族人的統治，傳教士要在中國固有的禮儀方面指手畫腳，統治者絕不寬容。這一時期已經沒有傳教士活動的自由空間，文化交流活動衰減，吸納和“理解”外來文化無從談起。

其四，固有的觀念和偏見也妨礙了對異文化的“理解”。

狄德羅和費內隆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貶斥最具代表性，狄德羅說：“處於半開化狀態的中國人，是自以為了不起的野蠻人，是腐敗透頂的人，他們比純真和野蠻的自然人更糟糕。”“整個中華帝國如同一個大市場，……那里的人卑劣、狹隘、利欲熏心、心胸狹窄而且狡詐”。“如果說世界上有一個最缺乏熱情的民族，那就是中國人。”這些話是多麽武斷！不像是出自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之口。費內隆則說：“據報道，世界上最虛榮、最迷信、最利欲熏心、最不公正的就是中國人。”“在中國，整個民族的準則就是撒謊，並且以善於撒謊自詡，人們對此毫不覺得羞恥”。“中國的瓷器好，不是人好，而是土好。縱然是人好，那也只是手藝人的雕蟲小技。……印刷術算什麽，沒有多大本事的手藝人就能發明。”不知道費內隆做這樣的結論有何依據？

當然，以上所談的文化交流和“理解”，只限於知識圈層，未涉及中國和歐洲的普通民眾。普通中國人如何認識和理解西方，普通歐洲人如何認識和理解中國，根本無法估計。（愛思想網站 2017-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