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馬上請胡錦演了一個角色，拍戲的時候，剛好有一位身為探長的朋友來看我（有了廉政公署以後，他們都跑到外地做寓公去了），他看見胡錦，兩眼一瞟，馬上心中起痰，問我可不可以替他介紹，說：“她說幾多就幾多了。”

我知道當時這些朋友們的財路廣，都是吃盡五湖四海三江水的朋友，每天馬仔們替他們收收黑錢，也收個三幾十萬，所以他們飽暖思淫欲，經常打娛樂界新出道的牌仔們念頭，我雖然心知肚明他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可仍故作不知的問他。

“甚麼幾多？”他說。

“有冇攪錯啊，她拍一部戲幾多錢。”

我說：“噢，她新入行，酬金不算太高。”

“我啦，就算我請她拍一部戲好了，幾多錢？”

我忽然想起了一個笑話，說某男士在夜總會，問一艷女：“今晚，陪我睡覺幾多錢？”艷女說：“陪你睡覺五百塊，可是你要不睡覺，我要五千塊了。”所以，我當即對探長說：“你找她拍戲，錢倒不多，不拍戲多少錢可就不知道了；不過你要動她念頭的話，我知道她有一個起碼的條件。”他忙不及待的問：“甚麼條件？”我說：“首先要跟嫂夫人離婚，然後明媒正娶。”

見到胡錦之後，把那位探長的事和她說了一下，想不到她倒滿有興趣，不是別的，而是要看看那位探長的尊容如何，我替她們介紹了一下，胡錦大大方方的跟他有說有笑，他反而面紅耳赤的說不出話來，胡錦說：“怪不得人家說十個光頭，九個富，一看您就知道您是位大財主。”那位探長搭訕著說：“唉，本來我只有三十多髮，頭髮一少，就顯著有五六十了。”胡錦說：“那倒沒有，最多也就四五十歲。”

胡錦說：“禿倒沒有甚麼關系，只要心地好。”

“我們台北的一個街坊，就是個禿子，所以聽見人家一說‘禿’字‘光’字都不願意，每天公雞打鳴都氣得慌。”

探長問：“為甚麼？”

胡錦說：“公雞打鳴，聽起來好像‘不幾根兒，不幾根兒。’有一天他倒一瓶礦泉水，氣得沒倒完，就把瓶子扔到河裏去了，因為那水由瓶裏冒出來，好像說禿，禿，禿，禿，等到扔在河裏，他又後悔了，因為那瓶子沈到河裏之前，好像說：‘不禿，不禿，不禿’。”

探長聽了，明知她在挖苦自己，但也只好無可奈何的傻笑了笑。胡錦說：“如今頭髮禿沒關系，聽說外國有一種新方法，可以一根一根的種上去，不過價錢可不便宜。”

探長說：“不是種，是與假髮結合；要先把頭髮剃光，然後把假髮用一種新膠水沾在頭皮上，可以保持一個月。在一個月之內，遊水都可以，不過在一個月之後，因為新頭髮生出來了，就更換一次。”

胡錦笑著說：“敢情您比我們清楚得多，不然您就戴個假髮吧，吳楚帆、張活遊他們拍戲的時候，都戴假髮。”

探長說：“那是拍戲嚒，平常戴個假髮算甚麼！”

胡錦說：“那也沒甚麼啊，很多人都戴的；有一位寫過一千多首歌詞的大作家，就長年累月戴假髮，不過假髮做得太差勁了，好像個馬桶蓋。不然，這麼著吧，我給您介紹個偏方。聽說有一種專治禿頂的偏方。”

探長信以為真，忙問：“甚麼偏方？說來聽聽。”

“人家說用肥皂粉洗頭，可以生髮，偏方治大病，您無妨試試。”探長當然知道是句玩笑話，所以一邊傻笑，一邊擦汗。

胡錦說：“李導演替我介紹個男朋友，說那位家財萬貫，五短身材，長得人模狗樣的，問我對他有沒有興趣，我問他是誰？他說是一個甚麼禪寺的長老，我說，“喲，等他把頭髮長出來，再說吧！”說完一溜煙的跑去打電話，我看探長哭不是，笑不是，勉強的說了幾句不著邊際的話，乘我不留意的時候，溜之乎也了。

前年，我到紐約去參加一項影展的活動，和探長久別重逢，說了我住的酒店，他老遠的來看我，還熱誠的請我到唐人街的一家海鮮店吃飯，看樣子，他在那邊又撈得風生水起，人也發福了很多，只可惜頭髮更禿了不少。

他說：“這間餐館是我開的，另外有八間都是我開的，其實說穿了，我只掛個名而已，不然會有雜七馬八的人來搗亂，我還開了兩間銀行、三間超級市場……”看他神采飛揚的口沫橫飛了一陣，想想香港人的民脂民膏真不知是甚麼滋味兒，一下子對香港政府設立的廉政公署，肅然起敬。飯後，和他並肩的走在唐人街上，見到他認識的人，就向別人介紹我：“諾，香港的大導演李翰祥！”突然之間，一輛機器腳踏車，擦著我們身邊飛馳而過，他大聲的用英文喝止，那車停了下來，原來是一個二十八九歲的黑人。

探長由腰間掏出手槍，跑上前去，一抓那黑人的胸膛，把手槍塞到他的嘴裏。

“Ｘ你老母，冚家鏟，我告訴你：這是唐人街，下次，我再看見你在此地胡闖亂撞，我就打死你個契弟。”然把他用力一推，只見那黑人車倒人翻，在地下打了滾之後，一起身向他行了軍禮，然後推車走去騎都不敢騎。

後來，他輕輕的告訴我：“做戲給他們看的，那個黑人是我的夥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