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雙虎屠龍》（The Man of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1962），與其他西部片的不同在於，前往小鎮的陌生人，不是套著磨損護膝的高大牛仔，而是一位稚嫩的年輕律師。在抵達小鎮之前，他被洗劫一空，還被痛毆在地。當強盜得知眼前是一位律師，他手上的皮鞭落得更加迅猛：“我來教你法律，西部的法律。”對律師攜帶的一箱子書，強盜感到不解和本能的仇恨，一些書頁被狂暴地撕下。

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這名強盜把“自由”（“liberty”）一詞放進自己的名字（韋自由）當中，或許想表明他決意以冒犯為業，他本人就是天下，就是秩序，就是規則。他可以高高在上，無法無天，不受任何約束。小鎮報紙登載了這個消息——他與同夥殺死兩個農夫，並讓其中一位的妻子目睹丈夫之死。他們還將報館砸得粉碎，把記者打得奄奄一息。

眾人敢怒不敢言。小鎮警長是所有懦弱的人們當中，最為懦弱的一個。這讓人想起最近上映的姜文的《讓子彈飛》所表現的，一般民眾被恐懼所驅使，並將恐懼深埋心底。包括陳凱歌的片子《趙氏孤兒》里，全城100名新生兒被搜集到一處，面臨被殺戮的威脅，也讓觀眾感受到一種恐怖氛圍。

關於民眾的普遍恐懼，描寫得最好的，要數另一部西部片《正午》（1952）。人們被惡人到來的消息嚇得喘不過氣來，紛紛關上大門，正午的大街上空無一人。那種緊張驚悚，劃根火柴都會點燃空氣的感覺，被認為準確地傳遞了上世紀50年代麥卡錫時期的恐怖氣氛。

對抗如此強烈，而力量卻如此懸殊，該如何破局？當然，除掉壞人是最大的目標。幾乎所有影片都眾口一詞，也許只有陳凱歌的這部新片除外。

約翰·福特在1962年拍攝的《雙虎屠龍》，其中所提供的方案，有著更為深邃的思考。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律師史倫斯，他揚言不是要“殺死韋自由”，而是要讓他坐牢，對他“繩之以法”。對於封閉、落後、多數人不識字的小鎮，對於長時間習慣於強權的人們來說，這些與他們的耳朵格格不入，聽上去完全像是一個笑話。

史倫斯也吸取西部小鎮的經驗，他兩套方案同時進行。一邊是偷偷習武，練習槍法；另一邊辦學堂，教人們識字，普及“我們的國家和它的制度”這樣的知識，乃至他班上的一位老婦人能夠流暢地說出：“美國是一個共和國，共和國的意思是，每一個國民都是老板。如果華盛頓的官員做得不好，那就罷免他。”

他還倡導選舉。假如代表大牧場主的人們入選市議會並去了華盛頓，那麽小鎮上普通居民的生活將面臨威脅，自身家園不保。人們普遍覺得“投票抵不過槍械”，這並沒有讓他灰心。他的槍法進展不大，但是有關民主議程是他擅長的。選舉場所放在人們每天進出的酒館，選舉時酒館宣布停業。看到一群吵吵嚷嚷的農夫學習如何投票，你會覺得這部影片有著史詩般的規模，讓人回到那個草創年代。

強盜韋自由不甘心，前來搗亂。在會場上，他高高揮舞皮鞭，讓人們選他。但是這一回輪到他成為恰如其分的笑柄。在團結起來的眾人面前，他無計可施，農夫們用選票齊刷刷地趕走了他。

這對於電影敘事，也是難事。打打殺殺，讓子彈飛，視覺上也許會更加好看；讓人的半截身子飛到空中掛在樹上，這樣的意外足夠吸引人。但是，律師史倫斯的做法，應該也是約翰·福特的信念。憑借武力能夠摧毀一個舊的霸主，但是如果沒有法律，便不能將強人強權置於約束之下；如果沒有一套民主程序，便不能讓每一個人的利益得到保護。

總之，如果沒有一套與舊世界的權威完全不同的起點、途徑和理念，即使推翻了舊的強人，新的強人還是會產生出來。

這也許是美國精神的精髓——法律的精神。德裔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她的《論革命》一書中，提及赫爾曼·梅爾維爾（《白鯨》的作者）的另一部鮮為人知的小說《比利·伯德》（Billy Budd），其中一位天使般的士兵船員失手打死陷害他的上司，根據戰時軍事法，他同樣要上絞刑架。阿倫特盛讚這部小說（中文譯本為《漂亮水手》），認為只有身為美國人才能夠寫出這樣的故事，“能夠從更豐富的政治經驗中汲取靈感”，那麽，這位電影導演約翰·福特同樣也是如此。

在“豐富的政治經驗”背後，有一個豐富的人性經驗作為支撐。那就是認為任何人都有可能變質墮落，發展為“壞人”。雖然他今天不是，但是明天或者後天則有可能是。如果他身陷巨大的誘惑，如果他身邊沒有足夠的力量能夠制約他，他就有可能成為另一個面目全非的家夥。參與起草聯邦論文的漢密爾頓，在考慮設計制度時，須臾不敢忘記“我們應該假定每個人都是會拆爛汙的癟三，他的每一個行為，除了私利，別無目的。這也不等於說，權力之外的人都是清白無辜的”。

任何人都是要受約束的。不僅是法律的約束，也要受人們互相之間的約束。這樣的觀念根植於導演約翰·福特的頭腦當中。他的影片從未將一個人捧到天上。在他的經典名作《搜索者》（The Searchers，1956）中，伊斯特伍德扮演的叔叔，在尋找侄女的過程中，受著那位混血年輕人的制約，他最終必須修正自己的偏見，接受由印第安人養大的女孩。那部《俠骨柔情》（My Darling Clementine，1946），令觀眾在那位臨時警長與退休軍醫之間，難以確認誰是主角。兩位英雄各有所長和所短，他們之間有對抗、有競爭，最終還是走向合作。

中文流行譯作《雙虎屠龍》的這部影片中，還有另外一個強手，由約翰·韋恩扮演的牛仔，他高大、強壯，總是挎著手槍與系著子彈帶，磨舊的護膝述說著他歷經風霜的歷史。論槍法，他不僅抵得上幾個史倫斯律師，而且不在強盜韋自由之下。因為女孩子，他與律師史倫斯之間有著或明或暗的不快競爭。對於史倫斯的做法，他始終采取嘲諷的態度。但正是他最終舉槍擊斃了韋自由。然而這位傳統英雄並沒有騎上白馬離去，開辟另一個戰場，而是淪為落魄者。他將自己的力量和功勞，貢獻給了法的精神和文明秩序，福蔭後代。牛仔的退場，可以看做法律的戰勝，新秩序的誕生。

電影這東西，不管是為了故事的需要，還是視覺的需要，或者其他什麽原因比如原始激情，會不斷重返叢林社會。中國電影及導演們也不例外。

如何處理強人與法律、本能與規則、欲望與倫理之間的關系，遠遠不僅是有關電影創作者的問題，而是同時折射出我們社會的人們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和處理。

上世紀80年代張藝謀的《紅高粱》開了先河。濃密的高粱地和高高的酒缸，一群沖天而起的光膀子漢子，顯然並不想考慮人間法律及道德的任何事務。可以說，包括張藝謀在內的80年代的這些人們，還沒有來得及學到必需的法律及倫理的精神，建立起這樣的理念——每一個人都需要將自己置於約束和限制之下，不論他是誰。這一代人所受的“無法無天”式的教育，一旦有了適當的土壤氣候，就會從某個底部升上來。

結果是，影片中的主角變成叢林社會的一分子，由他們本身構成叢林社會。從《紅高粱》到《讓子彈飛》，由姜文扮演的不同角色，都有著一個打劫者的身份：打劫新娘或打劫縣長。從表面上看，這樣的人物渾身散發著所謂天然、本能的氣息，但實際上他們仍然戴著舊意識形態的頭套，念叨著舊意識形態的絮語，那就是對於貧富距離的不滿與仇恨。富人是他們下手的對象。應該說，這樣的強盜，誕生於上世紀後半葉中國的課本和課桌上。

不管是約翰·福特，還是姜文最為推崇的西部片導演瑟吉歐·萊昂內，他們的影片，從來沒有建立在窮人與富人的對立上面。以窮人的名義，替天行道，如此這般，就將他們的行為合理化。強盜於是被命名為“新天地的開創者”，他們就是“法”。他們身體的強壯、身上的力氣、手上的武器，以及他們的橫沖直撞、他們的叫囂，他們有時綻放的天真無邪的笑容，都可以成為“法”的來源，奠定新秩序的基礎。他們不願意接受任何約束，不管是法律還是他人，只想為所欲為，暢快淋漓，同時不斷地喊著“我牛，我牛”。

一般人們（觀眾）已經容忍原先的惡人，於是很容易接受一個新的惡人。他們本以為這可以幫助他們除掉舊惡人，因為他們自己做不到。然而最有可能，正是他們姑息和慫恿了新的惡人。兩個惡人相爭，一般民眾並不能從中獲益。假如不是擁有新的起點和方式，新惡人與舊惡人相比並無什麽不同，新的惡人盡管此刻看起來面善，但是終有一天他會露出貪婪猙獰的面目，如果他自命享有逾越一切的特權。

從這個角度去想問題，那麽可以問問——“讓子彈飛”的張麻子給這個鵝城留下了什麽？他是否帶來了一些新的思路、另外的藍圖，可以幫助人們在這些基礎之上，建立真正牢不可破的自己的家園？他本人是否願意接受來自身外的某些約束？不是以身試法、以身立法，而是以身尊法和服法？

實際上這部影片的想象力有限得很，姜文是在以另一種方式，復制出曾經灌輸給他的那些東西。

比較起姜文來，陳凱歌的方案並不顯得更加可取。面對強人強權，陳凱歌的想象力止於當他的門客，與他朝朝暮暮相處，拿這個人當做兒子的干爹，建立起某種感情來更好，這樣可以讓惡人的人性得到復蘇。所有這些加起來，美其名曰：“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面對當下的中國式叢林社會，馮小剛這回的《非誠勿擾2》，也許提供了另外一個方案，那就是——不管在什麽年代，“攬鏡自照”才是最重要的。這是一部多麽“奇特”的影片。（愛思想網站 2011-0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