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文《自發而美好的行為》，試圖解釋為什麽有些體制內的人們，總是擺脫不掉用一種懷疑的眼光看待體制之外的其他人，即使是去做一件美好的事情，也被認為是別有用心。結論是這些人在體制內生活久了，已經喪失了任何自發的道德感和責任感，他們從自己身上體驗不到一點美好的思想感情，於是認為別人也與他本人一樣。我舉四川譚作人先生為例，這位被稱作“愛國愛得嚇死人”的義人，因替被埋在地震廢墟中的學生呼籲，涉嫌“墊付”罪被警方帶走迄今未歸。我的好友肖雪慧、艾曉明專門為譚先生著文呼籲，對譚作人先生的人品和行為有更具體的表彰。

因此有人不干了，在該博文下面不斷跟帖。先是說譚作人就一“流浪垃圾”，被我隨手刪去（我的博客我做主），繼而又說他“做生意失敗之後……落為……，流落至今，無正常生活來源，靠所謂策劃收取金錢，他的願望就是通過叼難政府使自己出名，這樣可擡高策劃費收取標準！”。（其中的“叼難”疑為“刁難”，這這麽幾個字還寫錯，文化水平要提高了。）。我的靈感就是這樣被激發出來的，這樣的表達驅使我再寫一篇博文，繼續挖掘這個問題的真相。

所謂“流浪”或者“流落”的說法，其一提供了這樣的事實，即譚先生多年不在體制之內工作，不拿體制發給的薪水；其二為價值判斷——既“流”便“落”，那些在體制之外、不吃皇糧的人，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淪落”，就是掉到某個“下方”，就是不能證明自己，因而就成了應該加以鄙視和唾棄的“垃圾”。換句話說，不在體制之內本身就成了一種“罪”，可以稱得上是“原罪”。而如果這種情況不是一天兩天，而是“流落至今”，則需要被歸劃到“賤民”一類了。這樣的說法，只能暴露一點，就是這個跟帖者，他本人肯定是吃官餉的，他因此而瞧不起那些自力更生的人們。

什麽叫做“無正常生活來源”？“正常生活來源”與“非正常生活來源”之間區別在哪里？“正常”與“反常”的衡量標準來自何處？是否靠近權力中心、在體制之內就是“正常”的，而脫離體制、遠離權力中心就是缺乏正常的？他是在譏笑譚先生沒有錢卻仍然要愛國愛同胞嗎？其實此人也已“掌握情況”，譚先生遠非不勞而獲之輩，起碼是從事某種腦力勞動（“靠所謂策劃收取金錢”），這不就是“正常的”生活來源嗎？“收取金錢”的說法也很搞怪，帶著那樣一種嫌棄、鄙夷的口吻，他這個人每月揣著的那不叫“金錢”？他要是嫌棄的話，將這些“金錢”捐給地震重建好啦。本來這樣的動機推測是不值一提的（“擡高策劃費收取標準”），但需要指出它目前看來最為紮眼：一個人正身陷囹圄，而且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的行動早已經向全天下人公布了自己的無私動機，還需要別的指認嗎？再問一句，如這位匿名跟帖者所說的“刁難政府”就能夠提高“收費標準”，難道這個不正是給政府抹黑嗎？你這不是教唆別人、煽動“墊付”嗎？

經這個跟帖者的啟發，令我進一步想到的是，為什麽體制內寄生著這麽多冷血動物，從來對於別人的善行不報信任，除了有人沒有同情心也沒有責任感之外，還在於這種體制與生俱來的壟斷性質，在於它本能的封閉眼光，某些人只是直接繼承了這種天然的排他慣性而已。不在體制之內本身竟然成了一樁惡名，這是一種怎樣的罪過？他不在體制之內可能在哪里呢？在“社會”上，因而也流行這樣一些說法，比如“社會盲流”、“社會上不三不四的人”，“社會閑雜人員”、“社會渣滓”、“社會上的不法分子”等等，總之，存在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和歧見，以體制為界，將一些人們貼上有害有危險的賤民標簽，最為典型的一種說法叫做“三無人員”。假如體制外的人們他們集體叫做“無”，那麽體制內的人們就叫做“有”了？

當然並不是所有體制內的人們只能擁有這樣的偏見，體制內也並非都只是冷血動物，這取決於個人的修為，但是享有這種來自體制偏見的人們，並不在少數。他們將體制當作唯一合法性的存在，其他地方則涉嫌非法和具有破壞性；將體制當作唯一真實和實在的區域，其他地方則是虛幻、虛弱和站不住腳的；他們將官餉當作百花齊放的春天，其他地方都只能是破敗的寒冬；將皇糧當作唯一的甘泉，其他地方都只能是無邊的荒漠。

如此說來，這樣的體制，不僅是權力壟斷、資源壟斷的，而且還是身份壟斷、意義壟斷的。也就是說，不在體制之內，不接近權力中心，那麽你不僅不享有資源，而且還是缺乏身份和缺少意義的。因為你的體制外身份，於是你做事便不被人信任，因而也不擁有自己生命和生活的意義，或者說別人有理由不承認你所追求的任何意義。

說到這里，令我想起當年馬克思所推崇的費爾巴哈宗教批判，費爾巴哈的立場是人本主義的，他會說“上帝若是一切(everything)，那麽人就什麽都不是(nothing)”、“上帝是富有的，人便是貧困的”（尤指意義的貧困）。放在我們這里，費爾巴哈當年的那些句式，稍稍變換一下便照樣適用：“假如體制是一切，那麽體制外便是虛無”、“假如體制是富有，體制外便是貧困”、“假如體制是榮耀，體制外便是恥辱”、“假如體制是光明，體制外便是黑暗” 、“假如體制是高尚，體制外便是卑賤”。當然也可以進一步發揮成：“假如體制是有力量的，那麽體制外便是喪失力量的”、 “假如體制是富有意義的，那麽體制外便是喪失意義的”、“假如體制是積極的，體制外則是消極的”、“假如體制是高高在上的，那麽體制外則是低低在下的”……。

天哪，我們這是處在什麽年代？看上去快要趕上費爾巴哈的年頭了。

我也不能說，這個體制它不做好事或不想做好事，它的確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經常發生的情況是這樣的——如果它不去做這件事情，你也不能去做，萬萬不能主動去做；而如果它做了這件事情或其他事情，就等於你沒有做任何一件事情；若是它多做了一件事情，就等於你少做一件事；若是它在這里做了一件好事，就等於你在別的地方把一件事做壞了。反正，它的存在，就是別人的虛無；它的功勞，就是別人的深淵。

問題還在於，它能說一件事情，你不能說；它能夠做一件事情，你同樣地去做，就不行。區別僅僅在於你是體制之外的，你不處在權力核心。比如這兩天發布了《國家人權行動計劃》，無論如何這應該說是一件好事，但實際上“人權”這種提法，目前只是官方能夠用，一般人不能用，誰用了誰倒黴。君不見《南方都市報》上昨日有社論《以人權的名義公開震亡者大名單》，網上大小論壇各路高手都在竊竊私語，“南都報”不要因此而發生人事變動吧？但願這回網友們的擔憂是多余的，“南都報”也只是與“體制”同舟共濟而已。

再比如前些天人們熱議的溫州施粥攤的收攤，也是同樣的問題。這個粥攤自今年正月初五開辦以來，已經堅持了六十五天，“每天要分掉1000碗粥，2000個饅頭”，顯然給那些十分需要的人們帶來幫助，而且其美名傳開，得到了來自“社會”的許多捐助，令這個粥攤“不差錢”，這個舉動也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和傳統社會的做法。然而4月1日，當地衛生部門造訪了這個粥攤，質疑其衛生標準，“反復商量的結果”是，開辦粥攤的林老板從5日起，不得不停掉了這個施粥攤。據《東方早報》記者報道說，“浙江省民政廳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負責人……認為，如果施粥攤要繼續辦下去，‘社會團體必須要有業務主管單位才能在民政部門注冊’，僅僅這一點就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門檻。”。這樣的門檻令人望而卻步、望而生畏，於是做好事的沖動，不得不被抑制下去，不得不令人重新過上一種無法證明自己是一個好人的生活。而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們，只得再次流落街頭饑腸轆轆。（這回是真正的“流落”了，因為無人過問）

衛生的問題，難道不是能夠在政府的指導下解決的嗎？或者授權他人幫助解決。就像地震震亡者的人名統計，尤其是在倒塌的校舍里死去的那些學生的名字統計，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正像《南方周末》評論員笑蜀先生所質問的：“學生遇難人數統計難於旅遊開發？”退一萬步講，即使因為政府工作太忙，顧不過來，或者存在這樣那樣的實際困難，那麽民眾正是可以集思廣益，幫助完成這項繁重的統計任務，給死者一個交代也給生者一個安慰，這對於政府來說，一點也沒有什麽不合適，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恰恰能夠起到安撫和安定的作用。包括調查是否存在人為開發在地震中所扮演的負面角色，總結經驗教訓，以利於今後該地區的生活和發展，有什麽不可以的？難道僅僅是因為不是政府親自所做的工作，而是由“無正常生活來源”的譚作人接替從事的，它的性質就改變了，就變成別有用心的涉嫌“墊付”？這個道理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

這樣說難道有什麽過分嗎——如果自己不做好事，那就留一點好事給別人做做。不要弄成了這一步——到頭來，體制變成了虛無和消極的，所有積極的力量恰恰產生在體制之外。說到底，是我們每一個人在提供或創造自己生命的意義，書寫自己的歷史，體制並不能確保什麽。

2009年4月16日（愛思想網站 2009-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