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在開仗的前夜，帶著一匹小貓仔來到我家的門口，因為是夜靜的時候，那鞋底拍著樓廊的聲音非常響亮。

“誰呀！”

這聲音並沒有回答，我就看到是日本朋友池田，她的眼睛好象被水洗過的玻璃似的那麽閃耀。

“她怎麽這時候來的呢，她從北四川路來的……”這話在我的思想里邊繞了一周。

“請進來呀！”

一時看不到她的全身，因為她只把門開了一個小縫。

“日本和中國要打仗。”

“什麽時候？”

“今天夜里四點鐘。”

“真的嗎？”

“一定的。”

我看一看表，現在是十一點鐘。“一、二、三、四、五——”我說還有五個鐘頭。

那夜我們又講了些別的就睡了。軍睡在外室的小床上，我和池田就睡在內室的大床上，這一夜沒有睡好，好象很熱，小貓仔又那麽叫，從床上跳到地上，從地上又跳到椅子上，而後再去撕著窗簾。快到四點鐘的時候，我好象聽到了兩下槍響。

“池田，是槍聲吧！”

“大概是。”

“你想鹿地怎麽樣，若真的今開仗，明天他能跑出來不能？”

“大概能，那就不知道啦！”

夜里開槍並不是事實。第二天我們吃完飯，三個人坐在地板的涼席上乘涼。這時候鹿地來了，穿一條黃色的短褲，白襯衫，黑色的卷卷頭發，日本式的走法。走到席子旁邊，很習慣的就脫掉鞋子坐在席子上。看起來他很快活，日本話也說，中國字也有。他趕快地吸紙煙，池田給他作翻譯。他一著急就又加幾個中國字在里面。轉過臉來向我們說：

“是的，叭叭開槍啦……”

“是什麽地方開的？”我問他。

“在陸戰隊……邊上。”

“你看見了嗎？”

“看見的……”

他說話十分喜歡用手勢：“我，我，我看見啦……完全死啦！”而後他用手巾揩著汗。但是他非常快活，笑著，全身在輕松里邊打著轉。我看他象洗過羽毛的雀子似的振奮，因為他的眼光和嘴唇都象講著與他不相干的，同時非常感到興味的人一樣。

夜晚快要到來，第一發的炮聲過去了。而我們四個人——池田、鹿地、蕭軍和我——正在吃晚飯，池田的大眼睛對著我，蕭軍的耳向旁邊歪著，我則感到心臟似乎在移動。但是我們合起聲音來：

“哼！”彼此點了點頭。

鹿地有點象西洋人的嘴唇，扣得很緊。

第二發炮彈發過去了。

池田仍舊用日本女人的跪法跪在席子上，我們大概是用一種假象把自己平定下來，所以仍舊吃著飯。鹿地的臉色自然變得很不好看了。若是我，我一定想到這炮聲就使我脫離了祖國。但是他的感情一會就恢復了。他說：

“日本這回壞啦，一定壞啦……”這話的意思是日本要打敗的，日本的老百姓要倒楣的，他把這戰爭並不看得怎樣可怕，他說日本軍閥早一天破壞早一天好。

第二天他們到S家去住的。我們這里不大方便；鄰居都知道他們是日本人，還有一個白俄在法國捕房當巡捕。街上打間諜，日本警察到他們從前住過的地方找過他們。在兩國夾攻之下，他們開始被陷進去。

第二天我們到S家去看他們的時候，他們住在三層樓上，尤其是鹿地很開心，儼儼乎和主人一樣。兩張大寫字台靠著窗子，寫字台這邊坐著一個，那邊坐著一個，嘴上都叼著香煙，白金龍香煙四五罐，堆成個小塔型在桌子頭上。他請我吃煙的時候，我看到他已經開始工作。很講究的黑封面的大本子攤開在他的面前，他說他寫日記了，當然他寫的是日文，我看了一下也看不懂。一擡頭看到池田在那邊也張開了一個大本子。我想這真不得了，這種克制自己的力量，中國人很少能夠做到。無論怎樣說，這戰爭對於他們比對於我們，總是更痛苦的。又過了兩天，大概他們已經寫了一些日記了。他們開始勸我們，為什麽不參加團體工作呢？鹿地說：

“你們不認識救亡團體嗎？我給介紹！”這樣好的中國話是池田給修改的。

“應該工作了，要快工作，快工作，日本軍閥快完啦……”

他們說現在寫文章，以後翻成別國文字，有機會他們要到各國去宣傳。

我看他們好象變成了中國人一樣。

三二日之後去看他們，他們沒有了。說他們昨天下午一起出去就沒有回來。臨走時說吃飯不要等他們，至於哪里去了呢？S說她也不知道。又過了幾天，又問了好幾次，仍舊不知道他們在哪里。

或者被日本警察捉去啦，送回國去啦！或者住在更安全的地方，大概不能有危險吧！

一個月以後的事：我拿刀子在桌子上切蔥花，準備午飯，這時候，有人打門，走進來的人是認識的，可是他一向沒有來過，這次的來不知有什麽事。但很快就得到結果了：鹿地昨夜又來到S家。聽到他們並沒有出危險，很高興。但他接著再說下去就是痛苦的了。他們躲在別人家里躲了一個月，那家非趕他們離開不可，因為住日本人，怕當漢奸看待。S家很不便，當時S做救亡工作，怕是日本探子注意到。

“那麽住到那里去呢？”我問。

“就是這個問題呀！他們要求你去送一封信，我來就是找你去送信，你立刻到S家去。”

我送信的地方是個德國醫生，池田一個月前在那里治過病，當上海戰事開始的時候，醫生太太向池田說過：假若在別的地方住不方便，可以搬到她家去暫住。有一次我陪池田去看醫生，池田問他：

“你喜歡希特勒嗎？”

醫生說：“唔……不喜歡。”並且說他不能夠回德國。

根據這點，池田以為醫生是很好的人，同時又受希特勒的壓迫。

我送完了信，又回到S家去，我上樓說：

“可以啦，大概是可以。”

回信，我並沒拆開讀，因為我的英文不好。他們兩個從地板上坐起來。打開這信：

“隨時可來，我等候著……”池田說信上寫著這樣的話。

“我說對麽！那醫生當我臨走的時候還說，把手伸給他，我知道他就了解了。”

這回鹿地並不怎樣神氣了，說話不敢大聲，不敢站起來走動。晚飯就坐在地板的席子上吃的，台燈放在地上，燈頭被蒙了一塊黑紗布，就在這微黑的帶著神秘的三層樓上，我也和他們一起吃的飯。我端碗來，再三的不能把飯咽下去，我看一看池田發亮的眼睛，好象她對她自己未知的命運還不如我對他們那樣關心。

“吃魚呀！”我記不得是他們誰把一段魚尾擺在我的碗上來。

當著一個人，在他去試驗他出險的道路前一刻，或者就正在出險之中，為什麽還能夠這樣安寧呢！我實在對這晚餐不能夠多吃。我為著我自己，我幾次說著多余的閑間話：

“我們好象山寨們在樹林里吃飯一樣……”按著我還是說：“不是嗎？看象不象？”

回答這話的沒有人，我擡頭看一看四壁，這是一間藏書房，四壁黑沈沈的站著書箱或書櫃。

八點鐘剛過，我就想去叫汽車，他們說，等一等，稍微晚一點更好。鹿地開始穿西裝，白褲子，黑上衣，這是一個西洋朋友給他的舊衣裳（他自己的衣裳從北四路逃出來時丟掉了）。多麽可笑啊！又象賈伯林又象日本人。

“這個不要緊！”指著他已經蔓延起來的胡子對我說：“象日本人不象？”

“不象。”但明明是象。

等汽車來了時，我告訴他：

“你絕對不能說話，中國話也不要說，不開口最好，若忘記了說出日本字來那是危險的。”

報紙上登載過法租和英租界交界的地方，常常有小汽車被驗查。假若沒有人陪著他們，他們兩個差不多就和啞子一樣了。鹿地干脆就不能開口。至於池田一聽就知道說的是日本的中國話。

那天晚上下著一點小雨，記得大概我是坐在他們兩個人之間，有兩小箱籠顛動在我們膝蓋的前邊。愛多亞路被指路燈所照，好象一條虹彩似的展開在我們的面前，柏油路被車輪所擦過的紋痕，在路警指管著的紅綠燈下，變成一條紅的，而後又變成一條綠的，我們都把眼睛看著這動亂交錯的前方。同時司機人前面那塊玻璃上有一根小棍來回地掃著那塊扇形的地盤。

車子到了同孚路口了，我告訴車子左轉，而後靠到馬路的右邊。

這座大樓本來是有電梯的，因為司機人不在，等不及了，就從扶梯跑上去。我們三個人都提著東西，而又都跑得快，好象這一路沒有出險，多半是因為這最末的一跑才做到的。

醫生在小客廳里接待著鹿地夫婦：

“弄錯了啦，嗯！”

我所聽到的，這是什麽話呢？我看看鹿地，我看看池田，再看看胖醫生。

“醫生弄錯啦，他以為是要來看病的人，所以隨時可來。”

“那麽房子呢？”

“房子他沒有。”池田擺一擺手。

我想這回可成問題了，我知道S家絕對不能再回去。找房子立刻是可能的嗎？而後我說到我家去可以嗎？

池田說：“你們家那白俄呀！”

醫生還不錯，穿了雨衣去替他們找房子去了。在這中間，非常恐慌。他說房子就在旁邊，可是他去了好多時候沒有回來。

“箱子里邊有寫的文章啊！老醫生不是去通知捕房？”池田的眼睛好象梟鳥的眼睛那麽大。

過了半點鐘的樣子，醫生回來了，醫生又把我們送到那新房子。

走進去一看，就象個旅館，茶房非常多，說中國話的，說法國話的，說俄國話的，說英國話的。

剛一開戰，鹿地就說過要到國際上去宣傳，我看那時候，他可差不多去到國際上了。

這地方危險是危險的，怎麽辦呢？只得住下了。

中國茶房問：“先生住幾天呢？”

我說住一兩天，但是鹿地說：“不！不！”只說了半截就回去了，大概是日本話又來到嘴邊上。

池田有時說中國話，有時說英國話，茶房來了一個，去了，又來了一個。

鹿地靜靜地站在一邊。

大床、大桌子、大沙發，棚頂垂著沈重的帶著鎖的大燈頭。並且還有一個外室，好象陽台一樣。

茶房都去了，鹿地仍舊站著，地心有一塊花地毯，他就站在地毯的邊上。

我告訴他不要說日本話，因為隔壁的房子說不定住的是中國人。

“好好的休息吧！把被子攤在床上，衣箱就不要動了，三兩天就要搬的。我把這情況通知別的朋友……”往下我還有話要說，中國茶房進來了，手里端著一個大白銅盤子，上面站著兩個汽水瓶。我想這個五塊錢一天的旅館還給汽水喝！問那茶房，那茶房說是白開水，這開水怎樣衛生，怎樣經過過濾，怎樣多喝了不會生病。正在這時候，他卻來講衛生了。

向中國政府辦理證明書的人說，再有三五天大概就替他們領到，可是到第七天還沒有消息。他們在那房子里邊，簡直和小鼠似的，地板或什麽東西有時格格地作響，至於講話的聲音，外邊絕對聽不到。

每次我去的時候，鹿地好象還是照舊的樣子，不然就是變了點，也究竟沒變了多少，喜歡講笑話。不知怎麽想起來的，他又說他怕女人：

“女人我害怕，別的我不怕……女人我最怕。”

“帝國主義你不怕？”我說。

“我不怕，我打死他。”

“日本警察捉你也不怕？”我和池田是站在一面的。

池田聽了也笑，我也笑，池田在這幾天的不安中也破例了。

“那麽你就不用這里逃到那里，讓日本警察捉去好啦！其實不對的，你還是最怕日本警察。我看女人並不絕頂的厲害，還是日本警察絕頂的厲害。”

我們都笑了，但是都沒有高聲。

最顯現在我面前的是他們兩個有點憔悴的顏面。

有一天下午，我陪著他們談了兩個多鐘頭，對於這一點點時間，他們是怎樣的感激呀！我臨走時說：

“明天有工夫，我早點來看你們，或者是上午。”

尤其是池田立刻說謝謝，並且立刻和我握握手。

第二天我又來遲了，池田不在房里。鹿地一看到我，就從桌上摸到一塊白紙條。他搖一搖手而後他在紙條上寫著：

今天下午有巡捕在門外偷聽了，一下午英國巡捕（即印度巡捕）、中國巡捕，從一點鐘起停到五點鐘才走。

但最感動我的是他在紙條上出現著這樣的字：——今天我決心被捕。

“這被捕不被捕，怎能是你決心不決心的呢？”這話我不能對他說，因為我知道他用的是日本文法。

我又問他打算怎樣呢？他說沒有辦法，池田去到S家里。

那個時候經濟也沒有了，證明書還沒有消息。租界上日本有追捕日本或韓國人的自由。想要脫離租界，而又一步不能脫離。到中國地去，要被中國人誤認作間諜。

他們的生命，就象系在一根線上麽脆弱。

那天晚上，我把他們的日記、文章和詩，包集起來帶著離開他們。我說：

“假使日本人把你們捉回去，說你們幫助中國，總是沒有證據的呀！”

我想我還是趕快走的好，把這些致命的東西快些帶開。

臨走時我和他握握手，我說不怕。至於怕不怕，下一秒鐘誰都沒有把握。但我是說了，就象說給站在狼洞里邊的孩子一樣。

以後再去看他們，他們就搬了，我們也就離開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