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裏有一個著名的“濠梁之辯”的故事，原文如下：“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雲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秋水》）二人的對話，有著非常深刻的哲學意蘊，後世論者言之甚多，見仁見智，不一而足。其實，簡單地說，莊子的感覺，不過是一種對客觀對象的主觀感發。從文學的觀點來看，當人們面對一篇作品時，情況也是類似的。

 一首詞的意思到底是什麽，有一個專指和能指的問題。在這方面，蘇軾的《卜算子》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定。時有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這是蘇軾在黃州所作的一首詞。盡管對“幽人”和“孤鴻”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有爭議，多數人還是認為，“幽人”就是“孤鴻”，因而全篇寫的就是，在月掛梧桐（應該是黎明時分）、漏斷（漏是古時計時的工具，有水漏和沙漏之分，漏斷就是指快要天亮了）人靜之際，只見一只孤鴻，來去不定，身影縹緲，似有無窮的不安，所以時時驚起，揀盡寒枝，不知何處可以棲身，心中幽怨無人能解，只能在淒冷的沙洲上，感到深重的寂寞。

 解讀這首詞的前提是對“鴻”的定位。鴻就是大雁。在中國古典文化傳統中，基本上可以認為，大雁是一種正面形象，所以蘇武的故事中就有雁足傳書的故事。漢代王逸的《離騷序》指出了古典闡釋學的一個思路：“《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虙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如果按照這個邏輯，則大雁無疑屬於“善鳥”。“善鳥”的背後當然是“善人”。蘇軾由於不滿新法擾民，以不同的方式發表意見，因而釀成“烏台詩案”，雖然僥幸逃得性命，仍然遭到貶謫。這首《卜算子》就是他被貶到黃州時所寫。到了南宋時期，蘇軾忠君愛國的形象已經確定無疑，所以，對這首本身也非常“縹緲”的詞作，也就有了富有深意的解讀，其中鲖陽居士的分析最具體，對後世影響也最大。他說：“‘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也；‘幽人’，不得志也；‘獨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偷安於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詞與《考槃》詩極相似。”這無疑是要把這首詞納入儒家的闡釋系統中去解讀。《詩經·衛風》中有《考槃》一篇，雲：“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以此來比喻賢人獨處，仍然有所堅持。以此比附蘇軾被貶黃州，也頗有其邏輯上的圓足性。

 鲖陽居士以比興寄托之法來解讀蘇軾的這首詞，在詞學闡釋史上具有很大的開創性，所以清代張惠言編纂《詞選》，就全文照錄，以見認同。張惠言是常州詞派的開山祖師，他的看法對其後學影響很大。如譚獻雖然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覆堂詞錄》）的解讀方法，表現出比較開放的闡釋學思路，但他在評蘇軾《卜算子》時仍然延續的是張惠言的看法，說“臯文《詞選》，以《考槃》為比，其言非河漢也”（《譚評詞辨》）。譚獻是周濟的學生，周濟是董晉卿的學生，而董晉卿則是張惠言的外甥及學生，由此可見這種闡釋方法的一脈相承。

 然而，我們再來看同為常州後學的陳廷焯，其《白雨齋詞話》卷8對以比興解詞有以下的說法：“宋德祐太學生《百字令》、《祝英台近》兩篇，字字譬喻，然不得謂之比也，以詞太淺露，未合風人之旨。如王沂孫詠螢、詠蟬諸篇，低回深婉，托諷於有意無意之間，可謂精於比意。若興則難言之矣。托喻不深，樹義不厚，不足以言興。深矣，厚矣，而喻可專指，義可強附，亦不足以言興。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極虛極活，極沈極郁，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覆纏綿，都歸忠厚。求之兩宋，如東坡《水調歌頭》、《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碧山《眉嫵》（新月）、《慶清朝》（榴花）、《高陽台》（殘雪庭除）等篇，亦庶乎近之矣。”在他看來，一首詞，如果字字譬喻，太實了，還不能稱之為比。即使有了深厚的托喻之意，如果托喻的指向太過具體，也還不能稱之為興。在他心目中，興的境界，即“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極虛極活，極沈極郁，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覆纏綿，都歸忠厚”，遠高於比，而他所舉出的能夠達到興的境界的例子，就有蘇軾的這首《卜算子》。

 就陳廷焯的思路來說，張、譚沿襲鲖陽居士的解讀方法，可能未免“喻可專指，義可強附”了，所以境界高出一等。但是，這裏有一個矛盾，似乎無可避免。雖然後來的王國維對張惠言深表不滿，曾經在其《人間詞話》中指出：“固哉，臯文之為詞也！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臯文深文羅織。”由此可以看出，盡管張惠言是直接使用鲖陽居士的觀點，但在古代文化傳統中，使用當然也就意味著讚同，也就可以視為其本人的觀點。研究詞學的學者也公認，張惠言之後的周濟和譚獻等都是為了使得張的學說更為圓融，才進一步開拓的闡釋空間。那麽，理論和實際能夠完全符合嗎陳廷焯寫《白雨齋詞話》可以批評“喻可專指，義可強附”，譚獻表達詞學觀念，也可以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但是，陳廷焯雖然也有類似詞選的著作，卻並沒有具體去討論詞的命意，而譚獻則同時面臨著要對周濟的《詞辨》具體作評，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說出具體的看法。人們無法要求他們在面對具體詞作時，要求每一篇解讀，都要說明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意蘊。事實上，不管一篇作品可能存在著多少種解讀，選家卻只可能選取其中的一種，這是否也意味著“喻可專指”呢

 冰山之所以有力量，是由於其八分之七都沈在水的下面。中國古代的批評家，由於選取的批評形式往往是詩話、詞話之類，具有非常顯著的印象式的特點，因此，他們的看法可能只是其整體學養的某一部分的體現，必須聯系很多個側面，才能得出全面的認識。所以，即使是張惠言，他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也只能選取一種說法，來說明自己的觀點。那麽，是不是就因此可以認為他完全沒有開放的闡釋觀念呢也許，只是由於他缺少一種普遍理論性的說明。從這個意義來看，也許，周濟和譚獻等人所補充的，不是他的理論的缺陷，而只是他的操作的不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