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餐廳笑話段落還引起我註視另一個問題。這時候並沒有部長在場，庫爾威茨上校表現的就是自己希望在同事中留下的印象。問題是他和下級為什麼不約而同地喜好逗樂，庫爾威茨上校為什麼要那樣一波兩折地“秀”自己的幽默感。從個體官員來說，他們為什麼要冒著依然還存在的不大不小的危險說這些政治笑話，他為什麼要嘲笑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嘲笑自己本來應該效忠的最高領導？從《別人的生活》這部影片中我們看到，這些大小官員是在大家一起說，上下一起說。我們也看到，這並不妨礙庫爾威茨上校在電話裏向總書記保證找出撰寫暴露陰暗面文章的作者。這種餐桌上的政治風波對我們中國觀眾一點不陌生，因其參與者位極人臣者和販夫走卒屆有、思想解放先鋒、論題關乎大體曾被一位著名學者稱為“餐桌上的政改風暴”。我們看到高級官員用笑話、短信和公開發言中的個性話語表現自我（例如前總理“面臨萬丈深淵、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之類的表述），但這種話語經常是以向他們所效忠的那個體制和話語規矩顯示異己之心為新奇點和差異點。為什麼出現這種矛盾的情況，我的解讀是：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在有意地對這個體制、這一套僵硬的政治話語表示一種異己態度、間離態度。為了表示自己不那麼逆來順受、不是那麼混沌無知，為了表示他們自己的生存狀態有那麼一點牛氣，為了使自己的存在稍微多一點點自覺，他們犧牲了自己所服務的那個體制的尊嚴來表現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但是，就庫爾威茨上校在影片裏的其它動作來看，他這裏的幽默感是對犬儒主義的公然肯定而不是象奧普曼·威茨格爾那樣準備做出自己的行動來改變自己的生存本質，來完成自己對自己的救贖。他說些政治笑話只是為了表示自己對那個體制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權力話語有所認識，他要明確地表明自己與那一套思想和話語的間離和自覺。

影片的整個敘事和對庫爾威茨上校的性格塑造都具有“典型性”的準確。這些敘事文本也很符合我們非常熟悉的社會現實情況，在後極權社會，支撐和維系官僚、知識分子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甚至也不是民族主義這類意識形態或者硬性灌輸的信條而是犬儒主義。我們所有的社會成員對現實和意識形態運作的一切都“心知肚明”，雖然“犬儒性主體對於意識形態面具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距離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堅守面具。”（ [斯洛文尼亞]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40頁,季廣茂譯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2年1月 ）

今天的中國社會也是一個後極權社會，雖然還是靠恐懼來維持，但我們畢竟不經歷過1984還有過1989，學生和市民鮮血為我們把鋼筋水泥混凝土泡軟了一點。今天的中國總體上比那個1984年的東德要松軟得多、和諧得多，我們看到各種政治、情色笑話滿天飛，有相當一部分先富了起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先自由了起來。今天在有了手機短信這個技術之後，這種笑話、段子更象野火一樣如火如荼四處飛散，就我所知，如果按照報紙公布的治安處罰條例，接近半數的手機使用者都要因為政治笑話和色情短信蹲拘留。當然，另一方面說，今天的政治笑話和當年東德的政治笑話一樣，不過是我們維持和調節自己犬儒主義生活的調料，是我們編造出來欺騙自己已經得到精神自由的迷幻劑。

幽默感和剛硬的極權主義話語的確是格格不入的，這一點大家都知道。早在上個世紀初的前蘇聯，巴赫金就論述過這一點：“權力、鎮壓和權威永遠無法以笑的語言發話”。（巴赫金《拉伯雷和他的世界》轉引自《米哈依爾·巴赫金》399頁[美] 卡特琳娜·克拉克 邁克爾·霍奎斯特 語冰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0年）所以在新聞報道中我們經常會看到記者們十分有意識地強調領袖高官的“幽默”、“風趣”，以至於我們經常看到許多只是有點輕松或者故作輕松的對話被冠以“一席幽默的應答引得在場的群眾都笑起來。”這時候，群眾往往是被媒體無禮加工以配合營造領袖的幽默。也正是由於極權主義或者後極權主義剛性話語的限制，在這種環境中經常出現向“春晚”那樣的硬性胳肢人式的假幽默話語，仔細讀解可以看出，這種假幽默話語往往不是建立在生活邏輯和人之常情之內，而是以強力加工社會現實、強力改變普通人情為胳肢出笑聲的基本技法。這種剛性幽默話語還有一個重要標志，那就是其中必須鑲嵌進當下的、有用、自上而下灌輸的政治信條。

聯系我們周圍的社會現實進行觀察，這種用幽默表示出態度的行為方式和心態很有研究價值。 這種犬儒主義指導下的自覺會導引出什麼生存選擇因人而異，千差萬別。庫爾威茨上校多次提醒奧普曼·威茨格爾，對作家的監視對他們兩人的地位、升遷影響巨大。我們看到，庫爾威茨上校還在向博士銜上校進軍，他花200馬克買來一篇論文，《論對藝術界各種性格類型意識形態異己分子的監控標準》。不僅如此，他還非常具有“歷史感”地勸告奧普曼·威茨格爾：對這種人不能多接觸，因為你會被他們紀錄下來。我們看到，犬儒主義的心知肚明和看破紅塵對於一個人的生存選擇和權力感、金錢的取舍來說影響怎樣是多向的，很多時候是靠不住的。後極權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在信念坍塌之後絲毫不妨礙清醒而瘋狂地奪取金錢或享受權力。在監視作家的行動失敗後，庫爾威茨上校在現實利益目前失去了他的幽默感，他把奧普曼·威茨格爾派發去拆卸公民的信件：“今後20年，你都將在那裏拆信。”他非常怕自己被作家們記錄，但是歷史還是被紀錄下來了。他發出讓奧普曼·威茨格終生拆信的命令是1985年3月11日下午3點過後不久，4年零5個月之後，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墻被人們踩塌了。聽到這消息，奧普曼·威茨格和幾個國家安全局工作人員平靜地起身，走出了那間灰暗的拆信辦公室。（收藏自2007-03-24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