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的生活》與後極權社會趣味心理學報告

前東德，午餐時間，小夥子走進國家安全局餐廳坐下，他也沒看看左右都有什麼人就說起關於總書記昂納克的政治笑話。“早晨，昂納克進辦公室，他對太陽說，早晨好。太陽說：你早。中午，昂納克對太陽說中午好，太陽說：中午好。晚上，昂納克說晚上好。太陽不說話了。”這時，他註意到大家沒反應，他這才忽然註意到旁邊坐著庫爾威茨上校。小夥子一下就憋住了，他結巴著對上校說：“啊，我沒註意到，您……”上校嚴肅地問他“你叫什麼名字，哪個部門的？”小夥子老實地回答：“情報一處的阿道夫·史蒂樂”。庫爾威茨上校：“想到部長辦公室去談話嗎？”這裏的情景讓我一下想到2006年中國四川彭水的詩歌案。1985的東德還沒有手機短信這一類可以用來散步流言蜚語、侮辱上級的惹禍根苗，可小夥子不知道自己要為這公家餐廳裏的輕率說笑付出什麼代價。庫爾威茨上校看著嚇得結巴的小夥子，冷著臉。可是，他不經意地捂住自己的臉，再仔細看看，他是在憋不住地笑。原來，他是在欣賞小夥子的窘態——他不是認真地要教育小夥子必須尊敬領導人，他是在跟小夥子逗樂。上校臉都紅了，他終於憋不住笑起出來。他對小夥子說：“不要緊，接著說，還可以改進，昂納克講話是這樣的。”他學了一句昂納克的講話，大概是比小夥子學得還像，大家笑起來。我自己曾經有一次在中央電視台學周恩來先生的口音講話，當即就被朋友聽出來，很是得意了一陣。在今日中國，許多朋友圈子裏都有一兩個模仿各個時期最高領導人口音的天才，我們在聚會時經常看到這類表演是可以出節目的。電影裏，安全局餐廳裏的氣氛一下松快了。在這樣的鼓勵下，阿道夫·史蒂樂說完自己的笑話：“太陽說，我為什麼不說話，你知道嗎，我都忍了你一天了。”庫爾威茨上校不但跟著大家一起笑，他余興未盡，自己也說了一個：“知道昂納克和電話有什麼共同之處嗎？都是拿起來，撥出去。”看來，他自己也對這類笑話感興趣。

這是德國影片《別人的生活》中一個有趣的段落，它跟主線情節並無直接聯系。但從劇作上來講，這裏的戲劇情景設計輕巧，挖掘深入，寫得很有功力。編導把這麼一個小閑筆寫得峰回路轉而富有張力，這種十分有意味且與影片敘事隱隱勾連的“閑筆”在影片中還有好幾處。作家偷偷請鄰居大媽幫助系領帶和主人公奧普曼·威茨格爾在電梯裏遇到一個拿著足球的小孩都是這類看似對敘事沒有用而寫出重要轉折或者戲劇張力的筆觸。

這一筆對交代影片的政治氛圍，準確地定位主角行動於其中的境遇是非常重要的。根據這個場景，我可以清楚地認定：這故事開始時的1984年不是喬治·奧威爾的那個1984年。到這個故事開始時的1984年，人民互相監視、老大哥一言九鼎指引人們和國家的方向還跟《1984》年的準確預言一樣。但是，在很多領域老大哥已經管不了那麼多了。這是一個後極權社會，在這裏，恐怖余威還在維持，但政治禁忌已經松動，苦心建立起的文化觀念、反覆灌輸的意識形態已經接近坍塌。

這看似無用的笑話閑筆降低了主人公奧普曼·威茨格爾行動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色彩。他的勇敢行動不再是“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而只不過是少害點人，他就是有點“瀆職”行為，沒有為國家機器立功而受到懲罰也就是被發配去拆信。編劇和導演沒有隨便讓自己的主人公當張志新、林昭式的英雄。

在納粹時期、斯大林統治的前蘇聯時期、毛澤東統治的文革時期，人們所處的是極權主義社會。在這種制度下，國家的一切資源徹底被最高統治者所掌握，統治者的統治範圍不僅僅局限為政治、軍事等傳統領域，而且對經濟、思想、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都要嚴密控制；全體社會成員不但被剝奪一切最基本的權利，而且還必須無條件地參與到統治者的意志中去。在那種社會，我們必須根據統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生活、結婚、做愛甚至死亡，沒有任何個人選擇的余地；如果拒絕參與或者僅僅是不積極參與（有時甚至是僅僅被懷疑不積極參與）那個意志，就必然要受到迫害甚至鎮壓。而影片《別人的生活》描繪了一個後極權社會，在這種統治下，雖然人民的權利也常常遭到踐踏，但是，統治者的統治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後極權社會的統治者通常只求掌握政權、軍權，以及一部分財產權，卻掌握不了人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後極權社會，人民有一定的自主權利和選擇權利，統治者也管不了人民的意志是否與自己的意志有差別。這時候，行動和思想的空間大了，自己的話語也隨處可見，包括在許多官員的言談中。這時候，你自己要遵循那無人看守的規矩是你自己的愛好；地上那個圈子已經不是孫悟空用金箍棒劃的，而是小孩在沙土地上塗抹的，如果你自己跟自己說不能出圈子跳舞那只能說是你自己願意。這種情況下，人們大多不是由於被迫、避險而是由於思維的懶惰、逃避自由的天性，由於我們行為的慣性造成的“路徑依賴”。

1985年，我來到北京開始讀研究生，那時節，各種思潮混亂而活潑，充滿禁錮而又沸騰喧囂。我們雖然還無緣捧讀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但是我們每日在瘋狂地掃視著印刷粗糙的世界名著、搜尋著文革時期高幹享用的灰皮書、白皮書。藉此，我們認識了布萊希特、卡夫卡、小庫特馮尼格、雷蒙·阿隆、薩特、卡繆、尼采、海德格爾、托馬斯·庫恩、費耶阿奔得，爭論著《1844年政治經濟學手稿》時期的馬克思。我們設法觸摸西方經濟學那《看不見的手》，我們在崇拜科學和理性，但是又在警惕《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而所有這些又都是歸於一個焦點：探尋中國社會《在歷史的表象背後》的線索，那時候我們秉持著一種受虐的恐懼和臣服認同了對中國歷史那“超穩定結構”的闡釋話語。

《別人的生活中》描寫的是1984年的東德，對這種社會氛圍，我感到一種浸透身心的熟悉和富有質感的肌理觸覺。從中，我們看到恐懼、權力和無情的幹涉都還在有力而富有生命力地持續，但是從這個國家機關餐廳裏的政治笑話，從大家對待這些大不恭的政治笑話的態度，我們看到長城已經坍塌了。準確地描繪這個社會氛圍對這樣一部現實主義風格的電影十分重要，它給定了主人公們活動和選擇的富有質感的環境，也給定了他們做出選擇的境遇。這個境遇決定了奧普曼·威茨格爾行動的自由和責任都比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要大大增加。這也是給他後來能夠稍微冒些許危險去按照自己意願做事提供一個可信的、具體的社會現實關系。

影片描寫的是後極權主義困境下的艱難和自由。這框定了主人公行動的危險和可能性也決定了他們的自由和責任。這個餐廳裏大家一起說的笑話具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意義，有了它，我們知道那已經不是一個不跟著走就要掉腦袋的斯大林或者毛澤東時代，而是一個大家心知肚明，彼此賄賂、彼此糊弄和蒙騙、只管錢袋不管腦袋的時代。這時候，有些公家人即使有點“瀆職”行為，有點自我的覺醒和行動也不會像經典極權主義時代的張志新、林昭那樣付出生命的代價。在這個笑話事件的過程中，主人公奧普曼·威茨格爾一直在場，他無言地看著這一切。後來，他由同情作家和同居女友到自己出手去替作家轉移打字機是冒險的。因為任務沒有完成，他受到的處罰是被派去拆卸百姓的信件。我們看到，在這個後極權主義社會個體的危險是大大降低的。但是，經常被人們忽視的是：在這種社會中，我們行動的責任、對我們過一種更道德的生活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因為，我們行動的責任與我們生存的自由空間是成正比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