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心中都有個最想說的人生故事，這幾年，初入老年的台灣四年級生，退休後也一個個振筆直書，例如今年的《戰爭之外》（張國立，印刻，2016）、《浮水錄》（李金蓮，聯經，2016），兩位作者都是出身中國時報的資深編輯，決定以最自由的小說形式，來剪輯、敘述他們父母輩的故事。

這類的小說，台灣出現過，例如蘇偉貞的《離開同方》、張啟疆的《消失的□□》、張大春《四喜憂國》等，然而，經歷過台灣兩黨政爭、統獨對立、族群困擾，《戰爭之外》、《浮水錄》似乎多了一分凝視小歷史的澄澈，兩位作者亦不約而同，心平氣和的，選擇最沒有藝術添加的單純筆法，來回憶自己的出身。或許小說中的細節，不見得是自傳，卻是四年級生社會史的正宗原味。

              1949年上海灘上的逃難人群。那年，台灣湧進一百多萬與台灣漢人同文同種的「難民」。

▋《戰爭之外》、《浮水錄》中的小歷史

無論是芋仔，或是芋仔蕃薯，或是純蕃薯，台灣的四年級有他們的篤定，因為他們誕生於台灣，沒人敢指斥他們不是台灣人。父母親無論是逃難來的，或是土生土長，在1950（民國40年左右）年代，都必須面對重大的時代變遷，簡言之，前者從「中國人」成為「台灣人」，後者從「日本人」變成「台灣人」，但是執政的國民黨卻不真正承認「台灣」，只承認所謂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好像台灣不只是蔣公來退休養老的所在，而真的是60萬大軍暫時撤退、準備反攻的基地。「毋忘在莒」是一場荒唐大夢，我們每個人卻必須陪這個鐵齒的政權，假裝繼續酣睡。

《戰爭之外》、《浮水錄》記錄另一種我們比較熟知的真實，也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台灣，外省、本省家戶屋簷底下的台灣，階級意識分明的台灣，筆墨所至，帶進一點點人類基本的愛、慾，而如何生存才是最重要。管他國旗、黨徽、國歌，管他國家、領袖、責任，家及家人，以及眼前短暫的未來，必須擺第一位。

《浮水錄》男主角是個蒐集駕駛兵汽油盜賣圖利，為同樣這麼做的長官同僚揹黑鍋入監服刑的陳明發，另一男主角韓敬學，慇勤的替陳明發照顧妻小，女主角黃茉莉，即陳的妻，久久困惑於韓對她的好，有一陣子竟起了以身相許的情愫，直到韓告訴她，盜賣汽油他也有份，陳明發沒有舉發他，他是為此才來陳家顧頭顧尾，茉莉的愛情憧憬霎時破滅，也長了智慧。這是全書的高潮，在170頁，對於一本300多頁的書而言，似乎太早了，讓讀者有些可惜，卻正好標示，人生的命運如此，大家都必須接受接下來更嚴苛或更平淡的現實。

陳秀代是作者本身，她以童稚的觀點，兼及母親茉莉的女性視角，在《浮水錄》中，交叉且絮叨的，綿綿密密鋪陳一個四年級生所認知的時代，以及所有那些掙扎著、想過一點較好日子的男男女女。李金蓮運用後設小說的筆法，添添改改如油畫般的技法，深化自己對人事的理解，同時讓時移境遷中，永遠含藏歷史細節的甜美與苦澀。在近年來以女性成長為主題的小說裡，絕對是數一數二的傑作。

《戰爭之外》的作者，則形容父親：「阿爸就是這種人，他人生的順序是我姐、我媽、晚飯、香菸、報紙、書法、象棋、國事、公事，要是不去喝酒，這才輪到我。」而且阿爸會說：「讀聖賢書，關心國事，於事無補吶。」于涇陽是作者給自己的名字，如同《浮水錄》裡的陳秀代，是個鬼靈精怪的孩子，也都有一雙熱切的冷眼，可以照見、捕捉周邊人物的虛妄。他們是活潑的老靈魂，勇敢拒絕去思考人生會有悲劇。

不似秀代的母親茉莉來自本省的勞工階級，父親陳明發是低階軍人，于涇陽的媽媽單建萍出自江浙的書香門第，爸爸于歸讀過金陵大學。這四位父母，除了茉莉，跟著國民政府撤退，只為了逃避共產黨，1949年在兵慌馬亂中搭上輪船或飛機，是逃難到台灣的100多萬中國人中的3位「難民」。不錯，就是難民，就像是我們今天看到電視上那些逃離中東家園，從陸上、從海上，拚命湧向歐洲國家的難民，若加上非洲的、東南亞各地因戰亂與政爭而流離失所，逃奔其他國家保命的人，2015年有16,100,000人，是人類至今難民人數最多的一年。

由於UNHCR（聯合國難民署）成立於1950年，我們無從得知1949年全球的正確難民數字，可是第二次大戰結束沒多久，這個死亡人數高達5千萬人至8千5百萬人的殘酷戰爭，留下更多殘障人士，以及比他們肉體更支離破碎的家園。陳明發、于歸及單建萍都知道自己是難民，不是這幾年大家琅琅上口的「外來政權」，不是社運人士怒目以對的「既得利益份子」……不要說腳下無吋土了，他們來台時甚至身無細軟，下一頓飯在哪裡都不曉得。是的，他們很知道自己是難民。

這些難民，甚至不知道再接著的20年，他們所企望的國民政府，並無法真正照顧到他們。「太陽赤炎炎，隨人顧性命」，《浮水錄》中陳明發入獄那3年，黃茉莉必須日夜打毛衣等，向眷村高階軍官夫人招徠生意，才足以讓一家三口勉強渡日；《戰爭之外》中，即便于歸在公家機關做事，單建萍這位來自南京的嬌貴小姐，除了白天上班，晚上也必須學著開闢財源：「姆媽……剛學勾針，用根帶線的小勾子把很細的線拉來拉去，做出也蕾絲邊的杯墊、桌巾、枕頭套，每個月有人來付錢收貨，那時稱做家庭手工業。」

「客廳即工廠」是許多四年級生的共同記憶，雖然他們未必曉得，這也是國民政府從1960年代到80年代的經濟政策。當台灣人還沒有富起來，大人們都要卯起來幹活，才能有口飯吃。直到今天，台灣的偏鄉僻壤仍見得到這類「家庭代工」，不少家庭靠著它跟會、還房子貸款、繳小孩學費、帶老一輩看醫生等，雖說經歷過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並不是每個人最後都能夠真的富起來。


▋ 四年級生的微笑人生

同時，台灣的四年級生家庭，也是中華文化實施核心小家庭的第一代，尤其是外省籍家庭，沒有祖父母的拘束，父母親放肆的疼愛兒女，以致管教多半無方，因此兒女較願意以同樣的寬容與親情回報父母，無論他們是多麼卑微或怪異。《浮水錄》與《戰爭之外》也有世代衝突，卻絕無王文興《家變》中那種帶著血痕的淚跡，那種來自世代間溝通絕望的怨與恨。

對於四年級生而言，台灣該給他們的都給了。2016年，台灣甚至選出一個四年級生做總統。他們的特徵是樂觀，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從他們的年代開辦，象徵台灣已富到一定程度，可以讓15歲以下的孩子，都普受教育的甘霖。他們國中、高中或大學畢業後，就業率幾乎百分百，1978至1988年之間平均經濟成長率是8%，1990年代是4%～6%，沒聽說什麼「失業」，除非是生病、自願的或自甘墮落；他們安心的存錢買房子，出國旅遊，投資理財，養育子女，等21世紀初世界景氣停滯後，台灣已有較好退休制度，讓他們至少可以安度天年。

即使不是銜著金湯匙長大，四年級生沒有不樂觀的理由。這就是為什麼，雖然他們的父母輩仍需錙銖必計，做兒女的總能嘻笑過日，而《浮水錄》儘管充斥男性的言行暴力，即連女性也可以充耳不聞，兀自經營自己的小生命，找到自己認同與浪漫。《戰爭之外》花了巨大篇幅，勾勒于涇陽雙親在中日戰爭時的坎坷遭遇，以及涉入的政治糾葛，似乎亦不是出自作者的憂患意識，看到小說最後，讀者才發覺作者原來想寫一個小歷史背景下的偵探故事，他甚少或完全沒有來自舊時代的哀愁，只有小說家的野心，或調皮。

哈哈哈，是我看完兩本小說的結論。天下太平。

寫寫小歷史吧，寫寫人生的雞毛蒜皮、悲歡離合，所謂的人生意義總很難定義，但真誠做人是必須的，真誠寫作是必須的。向兩位新聞界的同輩致敬。（收藏自 “天下獨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