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冬寒漸緊。一個星期天的上午，華盛頓公園路上我獨自驅車。路側林藪早已秋華盡減，枯條參破凜冽雲天。

我是應朋友時鐘雯的邀約，到她華府水門公寓的住所裏，去聽丁玲朗誦她自己著名的作品：《太陽照在桑幹河上》。

桑幹河究竟在那裏呢？真是遠在天邊！我實在連那條河的正確地理方位也弄不清楚，然而眼前公園路的左側，我可以看到繞流華府邊的玻多馬克河。冬日的陽光正映耀河上。我心裏思念著：渡河過橋後，由一個扛過半世紀苦難的作家朗誦聲中，我可以想像聽見；桑幹河的水聲，會自天邊流進一個異國層樓中的客寓。

去聽丁玲朗誦作品，會比昨晚去聽她演講更有意義，我不覺加速了車子的馬力。

車子冒著寒風隆隆作響，在單調的車聲中，我不免要去回想昨晚丁玲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演講，她在演講中勾畫的生平，她生平經歷過的寫作、左傾、囚獄，和放逐……，還有；那十分令人不解的，二十二年的災難痛苦後仍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我是共產黨員”。

在寬大的演講廳裏，坐滿了各色聽眾。有中國人，有美國人，年輕的，不年輕的，大家一定都聽說丁玲，都知道丁玲。但更重要的是，大家要看丁玲，聽她講她的“故事”。燈光照明下，大家靜候丁玲的出場。

丁玲出場了，華發、素衣、布鞋。七十七歲的丁玲；步態依然穩健。她帶著一個年輕的翻譯，緩步移向講台，一面頻向台下聽眾點頭微笑。台下的人看不出她身上曾披載的五四風雲，也看不出她二十二年消聲匿跡的傷痕和顛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時間浪潮，已淘去了她生命中的激昂慷慨，也磨褪了鑄錯在她身上的鞭撻和煎熬。她剩下的形象；是一個中國孩子都熟悉的老祖母──微顯臃腫的矮胖身材，一臉風霜皺紋裏透露著敦厚和慈祥。七十七歲的丁玲，第一次遠行異邦，踏入八○年代的“西潮”裏；顯出那樣濃郁的鄉土氣息。也許，就那樣，她給我一種奇異的親切感。

丁玲坐在講桌邊，面對廣大聽眾娓娓而談。

首先，她談她的寫作歷程。她說：“我原來不是一個喜歡舞文弄墨的人。”在那個五四年代裏，她年輕、有著一般年輕人的激進和苦悶。清末以來的列強侵略、國恥重重，經濟萎頓……使她像許多年輕人一樣擔負了時代賦予的憂惶，急於要見出社會的改革途徑。一九二四年她進入上海大學讀書時；原要攻讀經濟學。她讀馬克斯經濟論，讀不懂；“經濟之路”走不通，只好改讀文學。她也學過畫，學過音樂，想要提升超拔心情的苦悶，但是，不行。只好提筆抒發胸臆。於是便有文章發表，有文章發表了，就被認為作家。既被認為作家，就有人不斷邀稿。稿子寫得多了；就順理成章走上寫作之路。丁玲沒有提到她自己的作品。然而，在座的人大都知道；她那早期創作中大膽描寫女性生理心理的《莎菲女士日記》，後來得過史大林文學獎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還有她那《人民文學》八股的〈杜晚香〉。

聽說丁玲在前年曾應徐州師範學院教師所編《作家傳略》而寫成自傳一篇，她在自傳中稱：她從一九二七年發表寫作以來；除了那二十二年中北大荒放逐、文革囚禁的寫作空白外；她寫了兩百多長短小說文章。總共約有一百六十多萬字。可是沒有一篇理想的作品。她坦白承認；作為一個寫作者，數十年來，文章的量和質都不夠。七十七歲的丁玲，從二十二年“反右”“文革”的連串打擊苦難中活了過來，有人認為是奇跡，而她在寫作的終途上，將怎樣創造奇跡，寫出一本理想的作品呢？丁玲是個世界知名的人物，可是“知名度”並不能滿足一個創作者的藝術良心，丁玲在這方面至少透露了她性格中的真誠。

然後，丁玲談到她思想的左傾。三十年代裏中國的危機重重。日本野心侵華，奪取東三省，制造慘案和事件。早在巴黎和會後，中國人受辱，國際聯盟又無力主持公義。讓許多中國人對西方民族感到懷疑和失望，曾經高舉“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旗幟的陳獨秀，改而舉起了“共”先生的大旗。激進的年輕人因民族思想的高昂而紛紛投入了旗下。丁玲的朋友中有因偏激而下獄被殺。於是，她在憤慨之余也尋思中國應走何路。在“共”先生的號召下，思想便愈來愈左了。一九三三年，丁玲被檢舉入獄。

三年後，她出獄轉赴陜北，加入延安共黨。丁玲在演講中沒有提到她在延安的種種作為。然而，台下的聽眾在記憶表翻翻有關丁玲的閱讀資料，便知道她在延安時，曾因寫〈三八節有感〉為婦女作不平鳴而受到批判，於是“下放”接受思想改造。她編寫《解放日報》副刊，主張文藝的獨立性和藝術性。終於促使毛澤東殺出了那有名的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的“鋼鐵教條”：文藝附屬於政治。

丁玲自稱思想左傾，卻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她自認是個忠心黨員，卻被判為反黨而開除黨籍。她的信仰和現實有著那樣尖銳的矛盾和對立。但她執著於自己的“選擇”。她在北大荒餵雞也餵得誠誠懇懇兢兢業業。她自稱：做一個共產黨員便要把任何事情都做好。寫作也好，餵雞也好……一樣都是工作。然而，“共產黨員”這個頭銜是不能長到她性格中去的。丁玲一生出死入生，命途多艱，但她執著於生活，真誠踏實，樂觀不渝，那原是中國的民族文化在她身上陶鑄成的性格，不是“共先生”帶給她的舶來品質。她說她讀馬克斯經濟論讀不通，她也未必讀通了“共產主義”。追根究底，她所信仰的怕只是她的一個“執著”、一個“選擇”。她不是不承認她所經歷的痛苦。她在一九七九年平反後，曾寫過一篇〈七一有感〉，發表於《北京日報》上，她說：“為了今天；我度過了艱難險阻，為了今天，我熬盡了血淚辛愁。”文革期間，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五年，丁玲和她丈夫陳明同時被捕下獄，關在北京附近的高級監牢裏，分別幽囚於兩個不同的牢室。據她說，那五年最難受，最是嘗透了孤寂淒苦。

她是怎樣熬過那五年囚獄的呢？她在一篇訪問中解說：“……，我暗暗告誡自己，不管怎樣，都不能讓自己的精神垮下來，不管怎樣，也不能對未來失去希望……。我總覺得，一定會有那麼一天，一個好心的看守員，會替陳明遞一張條子來給我……，我就是懷著這個希望度過了這漫漫長夜的五年。”然而文革期間，那種夫妻互鬥，朋友成仇，子女叛親的殘酷現實中，她憑著什麼相信人有好心？憑著什麼認定夫妻專情不渝？憑著什麼執著對未來的希望？她的牢獄自述聽起來就像個中國歷史文化中的小典故。而她憑借由黑暗中活過來的力量；也就是由歷史文化陶冶而成。決不是“共產黨員”所依附的“黨訓”。

有人要問，文革期間任走卒橫行淩辱，知識份子的良知風骨呢？還用問嗎？兒童故事中老出現“白雪公主”“無敵金剛”，已足令有識之士擔憂了，又何況在國家首府的廣場上；盡豎著史、列、馬、恩的巨頭畫像？“全盤西化”，“全盤俄化”的論調久了，中國人賴以成“身家性命”的文化遺產歷史精神；都漸漸化為垃圾，丟進毛坑。傳統中的道德價值便都成了腐朽，到那裏去找憑借而成風骨操守呢？索忍尼辛敢於寫出《古拉格島》的血淚真理，也憑著他肯定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肯定固有的宗教精神和信仰。丁玲幽囚牢獄，固執地肯定人心，才能超越苦難。她和陳明終於出了獄，團了圓，至今相扶相攜。

最後，丁玲在演講中談到她對文藝寫作的看法。她認為寫作者寫完了就不該負責，就像女工將布織完了一樣。布入了市場，銷售如何，女工管不了。作家的作品完成後，會隨時代、人們的好惡、批評而存亡，作家管不了，作家要管那麼多便無法創作了。

丁玲於此率直地批判了“官方文藝政策”存在的不當，也暗暗提示了作者受作品株連的不公平。她當然可以回想當年“反右”時對她作品的種種批判，她曾努力抗辯，但代價是二十二年的封筆和書禁。二十二年的沈默，丁玲於此吐出了心中耿介。

那麼創作的泉源是什麼呢？她說：是生活。創作者要深入生活，不能關起門來憑感覺寫作。老把自己的感覺擴大，作品便成真空。靈感須從生活裏來，生活使人激動，使人有啟發，使人有創作的動力。離開生活，抽去現實，作品便只是形式而已。但丁玲沒有涉及中共三十年來的文學狀況。三十年來，中共文學豈止只是形式而已，連個人感覺也談不到。作家不能忠於生活，只能套著條框，在“文藝政策”下，文藝沒有了生命個性，只成了附屬於政治的行屍走肉。聽說丁玲在紐約演講時，曾否認中共對作家的控制。從二十二年的“嚴寒的日子”走出來後；丁玲進入醫院療病，忙於整頓居家，還要抓緊時間寫一部理想的作品。自顧尚且不暇，況論縱觀三十年“政策”下的文藝概況？她恐怕連趙丹（中共名演員）去年臨終前批評文藝管制的短文也不曾讀到。趙丹臨終；政治魑魅對她已“沒什麼可怕了”。在沒有恐懼的心情下，他理直氣壯地斥責：“如果黨管文藝管得太具體，文藝就沒有希望，就完蛋了……，非要管得那麼具體就是禍害文藝。……，為什麼要死死拽住那麼多非藝術幹部來管住藝術家們呢？……，層層把關審查；審不出好作品。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審查出來的！”，七十七歲的丁玲，走在自己的人生終途上；已無法真正投入生活，敏銳審查現實。也無力吶喊疾呼了。雖然她已從二十二年的災難活過來，但她今後的創作泉源；只能回溯到那《嚴寒的日子裏》（丁玲正從事的長篇）。想到她無可奈何的自我封鎖，我的心不免為她悲矜起來。

懷著那份悲矜，我驅車越過波多瑪克河。在水門公寓的停車場中，我將車子停妥後逕往時鐘雯寓所而去。去聽丁玲朗誦她的作品。

進入客廳；落地玻璃大窗外，波多瑪克河遠遠地在日光下橫流而過。太陽亮亮地照進室內，將一個寬敞的客廳更添幾筆光華。客廳裏兩個美國青年正忙著安排錄影和錄音。時鐘雯遞給我那本《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的小說，要我先選幾段我認為好的章節；再由丁玲自己從中選誦。我坐在桌邊慢慢地翻閱起來。我從來沒有看過那本書，那本書；不大，也不厚，紙張粗糙陳舊。那本書；在丁玲被“反右”後，封禁了二十多年。丁玲在重讀這本書時，該也會覺得，隨著她逝去的年光，那本書也“老”了。

我低頭匆匆翻閱時；丁玲和陳明相攜進入客廳。丁玲衣著和前晚演講時一樣，只是頭發被風吹亂了，更顯得斑白蓬松。時鐘雯介紹我們握手時，覺得她的手溫暖厚實。她比起穿高跟鞋的我要矮得多。她擡頭看我，眼光喜悅而慈和。我低頭看她，看她滿臉風霜坎坷。

時鐘雯領引大家入座後，端上糕點瓜果。丁玲選了一個背窗的座位，陳明在旁說：“你真不會選，選個對窗的位子；還可以看風景啊！”

丁玲回答說：“我就是不要對著窗，太陽太亮，我眼睛不行”。我坐在她對面，靜靜地聽大家聊天。丁玲提到她平反後的際遇和感觸。她說，平反了，住所寬大舒適了，北平的環境還是不大習慣。在北大荒時，尤其是冬天，一望無際的冰雪，真是浩闊空朗，心情會有一種俯仰宇宙的無礙。北風吹得緊時，行走時都得側著身軀，一步一步奮鬥前行，真是要扛得住呀！在北平，到處都是房子、街道、車輛，相形之下，局促多了，在北方農村裏，走到那裏，大家都會噓寒問暖。在北平到處都是人，誰也不認得誰，招呼也不必打，自己成了大城的陌路人。生活呢？當然好多了，平反前，丁玲沒有黨籍也沒有職分，所以平反後並不能拿到二十二年的職位工資。陳明有工作名位，平反後，工資也總結了，為數也不少。但陳明將兩人以後的生活費盤算留下後，剩下的捐給了“作家協會”去培育新進。

丁玲說：“我們就兩個人，年紀大了，用不了什麼錢。”好像說；捐給“作協”，也是應當。

我忽然想起對她的一篇訪問寫作裏曾記載；她認為她求生意志中，一部分力量來自她的責任感，對歷史的責任感，對後代的責任感。那種將一己身心連接於古往今來的千秋萬代；明明是傳統文化中的固有心態。她又何必老執著自稱“共產黨員”？

隔著桌面，丁玲忽然問我是不是美國出生長大的？我簡短地告訴她：我出生法國，回過大陸，隨父母逃難到香港，然後到台灣，大部分算是台灣成長。她聽我那樣說並沒有顯出意外。只一面吃著糕點，一面說：“聽說台灣建設得很好。不過，台灣的人大概把我們共產黨都想成像妖魔鬼怪青面獠牙？”我朝她笑笑：“你不像。”她像我的白發外祖母，也像帶我們長大的“老幹幹”。我們原是同文同種，源於同一的歷史文化，來自同一的神州江山。不同的是，我可以平平安安地成長；順順利利地立業成家。而她；在她信奉的“主義”下，卻遭受苦難和鬥爭，封作蛇鬼和牛神。

隔著桌面，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她臉上刻劃的皺紋。她的臉因背著光更顯黯淡，她蓬松的頭發也因背著光而更顯蕭蕭。我突然覺得她那“共產黨員”的“口頭禪”已成了一個抽象的宗教概念。二十二年的生命荒寒，我不知道是否已將她心智磨損。她盡可以從歷史上去作衡量。清末以來，中國人在時代浪潮的沖激下，一直在尋思摸索一個正確方針，去挽回國勢艱危，去建設民主、民生，去解除思想枷鎖，去重新整頓局面……在這個大方針下推演著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共產主義也只是這個大方針下分歧的一個途徑，這個途徑不是已由她自己的災難和冤獄證明了它的險阻？

說著吃著，陳明透露下午還要去甘乃迪中心看戲，時間不多。於是時鐘雯臨時留他們吃午飯，趕忙拉著我到廚房打點午餐。問他們愛吃什麼？他們說什麼都可以，青菜豆腐最好。我們便在廚房裏張羅起來。青菜豆腐有了，還有原汁雞湯，現成煮好的有梅幹菜燒肉，還有一包冰凍蝦仁。我們拿起菜刀切蔥切姜，時鐘雯趕著淘米煮飯，另外煮一鍋面條備用。為了節省時間；就趁準備午飯之際同時開始朗誦錄音錄影。

丁玲坐在一張中國式的紅木沙發椅上，低頭將藏青毛衣扣好，笑說：“誰知道要當明星，該穿件好看點的衣服來。”時鐘雯走到她身後替她梳理被風吹亂的頭發。陳明將丁玲的老花眼鏡遞上，打趣說：“要上鏡頭了，還得梳個妝。”

我將那本舊書送到丁玲手中，她帶上老花眼鏡後，開始翻開那本書，翻了幾頁，跳過我所選的作了記號的章段，停了下來，開始讀一篇短章。她讀了幾句；決定就繼續讀下去。於是錄影機就對準了她，她低著頭，雙手捧著書，雙腳交叉著；露出打著針底的粗布鞋。她徐徐而誦；帶著她不改的鄉音。再一次；我打量著她；布鞋、素衣、華發，沈浸在書中的境界裏，不看室外的陽光，也不管我們屏息的凝註。她朗誦篇章中描寫的桑幹河上；沒有陽光。只有在黑夜的月光下，蜿蜒於遠處的林邊。想像中；桑幹河的水聲便在她吐露的音節中成了一種嗚咽。隱隱迢迢地送走了一個浩劫的年代。送走了她二十二載寶貴年華。

朗誦結束，我趕入廚房。陳明走進來幫忙，看到燉在火上的梅幹菜燒肉，便說：“梅幹菜燒肉呀！我在愛荷華時請白先勇吃飯就燒了這麼一道菜！”白先勇，台灣來美的小說家，陳明，大陸訪美的劇作家，相逢歡聚於異邦的愛荷華，真是知音要覓於天涯麼？陳明和丁玲是應愛荷華國際作家寫作會的邀請來美訪問的，離開華府後不久，他們便“打道回府”了。

正忙著時鐘雯叫了起來：“哎呀！怎麼米還泡在水裏呀！”原來電鍋插頭插錯了，於是，她卷起衣袖，撈起面條，炒一鍋即席面。“午飯”就只好成了“午面”。我將菜一道一道端出去，熱騰騰的。端一道，便說一個山珍海味的名號：“這是翡翠白玉鳳膏湯。”“這是鮮炒水晶玻璃蝦”，說得大家笑起來。丁玲對我誇讚：“這個姑娘真是能幹。”我擡頭觸及她笑咪咪的眼光，那一刻，我好像看到了我的外祖母，我的“老幹幹”，我的心一下子揉合了悲涼和溫暖。我對她，一個慣稱自己“共產黨員”的老婦人，只有默默衷心祝福。

飯後，陳明丁玲匆匆收拾告辭而去。我送他們到門口，目送他們相扶相攜地漸漸消失於長廊。我退回屋內，一轉身，玻璃窗外；波多瑪克河在陽光下正橫流而過。

後記：丁玲已於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逝世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