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積極全面推進的“一帶一路”戰略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綢之路銀行，已經引發了中國是否正在試圖構建以中國為主的亞洲新秩序的疑慮。特別是最近剛剛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和二十國集團（G20）會議結束後，更是引發了亞洲是否日漸形成了“中國秩序”（The Chinese order）的爭論。

 針對亞洲可能正在形成的“中國秩序”，國外媒體和學者有兩種不同聲音的解讀。一種聲音是將之解讀為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歷史朝貢體系的恢覆。很顯然，將中國和周邊國家之間建立的國與國之間正常經貿和投資的“發展同盟”關系，解讀為過時的不可被恢覆的歷史意義上的朝貢關系，這是一種故意的扭曲，其意圖可能在於挑撥離間中國和周邊國家正在構建的“利益共同體”。

 另一種聲音是將之解讀為中國正在謀求構建一個“沒有西方的世界”。客觀事實是，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中國均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構建一個排除西方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的地域世界，相反，中國愈加清醒地認識到全球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對各國經濟發展的極端重要性。

 中國作為西方眾多發達國家最為主要的貿易和投資國之一，相互之間已經形成了緊密的經濟相互依賴關系，形成了對全球治理機制的共同需求，這就從根本上限制了中國試圖構建排他性的區域經濟體的動機。相反，某些西方國家正在嘗試構建一個排除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地區自由貿易和投資經濟體，試圖逆轉經濟全球化的既定趨勢，這對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戰和壓力。

 事實上，亞洲已經形成了以產品鏈的不同環節生產分工網絡為主的經濟相互依賴網絡，其包括了中國大陸、日本、韓國以及台灣地區等技術、資金和市場領先國，也包括了東南亞以及南亞地區等從事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的跟隨國。而中國的“一路一帶”戰略，就是努力把這種亞洲各國之間已經逐步形成乃至逐步擴大的分工秩序和經濟相互依賴網絡，以及其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和繁榮機會，向南進一步推進惠及到東南亞、南亞乃至環太平洋地區國家，向西進一步推進惠及到中亞地區乃至歐亞大陸地區的相關國家。

 毋庸置疑的是，中國作為全球第二的經濟體地位、自身擁有巨額外匯的投資能力、全球價值鏈的深入參與、貿易自由化開放態度以及自身的獨特地理區位特征，這“五位一體”的獨特優勢就決定了中國“恰好”能夠成為亞洲經濟相互依賴網絡和分工秩序的核心地位。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以及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一方面，隨著中國自身的市場需求規模將進一步擴張，對國外產品的進口容量會大幅度增加，從而導致中國對亞洲地區乃至全球價值鏈的驅動力和吸引力會加速提升。另一方面，中國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定位會逐步向產品鏈中上遊轉移，這就會使得中國將釋放出更大的全球價值鏈中下遊產業環節的轉移容量，導致中國日益成為亞洲區域價值鏈乃至全球價值鏈的新轉移和擴張的主要驅動力量。

 這種情形下，基於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在亞洲乃至全球的重新布局和擴張形成的內在驅動力，就必然會逐步催生和塑造出以分享經濟發展紅利的溢出效應和經濟發展機會的“搭便車”為內核的亞洲“中國秩序”新格局的形成。

 對於中國而言，作為當前對外戰略的關鍵，就是不要過度糾纏於南中國海領土領海糾紛、中日釣魚島沖突以及中印領土摩擦等事件，而是應該將全面推進亞洲區域價值鏈的擴張與深化，全面促進亞洲區域自由投資、生產和貿易一體化體系的形成，作為最為首要和核心的對外戰略。

 中國既定的要與亞洲各國實現“利益共同體”、“發展共同體”，構建區域的“命運共同體”的對外發展戰略，要將這個戰略落到實處，最為根本的抓手就是緊緊依靠“一體兩翼”的戰略實施，推進中國作為主導者之一的亞洲區域價值鏈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速形成和發展，充分發揮中國對亞洲區域各國經濟發展的引導效應和帶動作用。

 事實上，沒有亞洲的和平與發展，就沒有全球的和平與發展，因此，維持亞洲和平與發展這根本大局，是中國全面崛起的基礎所在。而亞洲多數國家政府均以發展經濟和改善老百姓生活作為首要任務，從這層意義上來看，亞洲“中國秩序”的形成，本質上就是由亞洲多數國家的這個作為基礎的現實需求來容許和驅動的。

 一方面，亞洲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越來越轉向中國這架發動機，而傳輸動力的路線就是中國國內市場和對外投資兩個軸線；另一方面，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推動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可以推動亞洲區域價值鏈和全球價值鏈的加速布局，而且，亞洲區域價值鏈的布局必然需要得到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的緊密配合，二者互為支撐、相輔相成。所以，中國的互聯互通戰略，將打通亞洲內部乃至亞洲和全球之間經濟發展的傳輸通道，提供亞洲各國實現經濟起飛和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公共產品與基礎條件。

 具有包容性的“中國秩序”

 作為推進亞洲“中國秩序”的主要參與者之一，中國應遵循“一體兩翼”的基本實施策略。一體是全面打造和推進亞洲經濟發展和繁榮機會的經濟一體化，兩翼是依靠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來構建亞洲地區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依靠絲路基金來促進中國和亞洲各國的生產轉移、貿易和投資經濟相互依賴關系的提升或深化。

 這個發展思路與以往某些發達國家通過掌控的世界或地區開發銀行來謀取自身地緣政治利益，甚至借之來進行意識形式和價值觀幹預的思路完全不同。這個“一體兩翼”實施策略，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現階段的關鍵戰略資源，成為中國維護亞洲乃至全球和平發展這個大局、謀取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外部環境的根本所在，也成為應對美日制衡中國戰略的核心所在。

 中國作為主要參與者和推動者的亞洲“中國秩序”和“全球秩序”並不矛盾，也不存在任何沖突，相反，“中國秩序”是對全球自由貿易與投資體系，以及謀求共同發展機會根本大局的積極推進。“中國秩序”不是構建以中國為中心的亞州新政治與貿易治理秩序，而是全力打造具有包容性的全球新政治與貿易治理秩序。

 從二者的具體關系來看。首先，“中國秩序”不是對“全球秩序”的挑戰，是對“全球秩序”的補充和發展，這是由中國所推進的亞洲範圍區域價值鏈的“中國秩序”，本質上全球範圍的全球價值鏈大系統的子系統之一。中國的經濟增長是與美國、歐盟等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的相互融合與依賴緊密相關的，這就決定了中國布局的亞洲區域價值鏈，必然是對全球價值鏈的補充而非替代。

 其次，“中國秩序”是促進現有“全球秩序”改革的激勵和倒逼機制。事實上，現有的全球政治與貿易治理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不適應全球各國謀求全面發展的多樣化、覆雜性需求，特別是與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需求背離程度較大。中國倡導的亞洲“中國秩序”就是對現有“全球秩序”進行改革的組成部分。

 中國需要以客觀冷靜的心態來看待現階段亞洲逐步形成的“中國秩序”，不可妄自菲薄，也不可無所作為；既要起到必要的促進與主導作用，又要以平等合作包容的態度來對待各國。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中國不應該也不會偏離以謀求經濟共同發展與繁榮機會為主線的亞洲“中國秩序”的基本主旨。

 雖然當前的亞洲正面臨“美國玩燒火杖、中國做搟面杖”的覆雜格局，但是，毫不隱瞞地說，如果哪個國家只是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來攪亂亞洲地區的和平與發展這個根本大局，破壞亞洲各國謀取經濟發展的這個基本格局，必將遭到亞洲各國的反對和拋棄。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愛思想網站 2014-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