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慶傑，英國巴斯（Bath）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二十世紀7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浪潮和新自由主義在美國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對美國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是資本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美國資本為追逐利潤到成本低的國家去投資和生產，再把生產出來的產品銷售到美國。在美國資本和精英獲得豐厚利潤的同時也導致了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的美國制造業空心化的不斷加劇，其結果是數以千萬計的美國產業工人失去了制造業的工作而被迫轉入低工資的服務業。二是新自由主義主導了美國金融監管部門，開始了對金融監管的不斷放松，克林頓政府甚至在1999年廢除了旨在禁止用大眾存款去金融投機的格拉斯－斯蒂戈爾法。從此開始了美國華爾街的狂歡，最終釀成了07-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並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和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在此次危機中美國政府用天文數字的納稅人款項成功救市，使美國躲過了1929-33年式的金融體系崩潰，但是也引發了美國人民對華爾街的不信任和憤怒。美國中產階級的貧困化和塌陷導致了它們對美國政界學界精英以及華爾街的不信任和逆反，並最終的2016年美國大選中成功逆襲，即把反映美國底層大眾意願的特朗普選進白宮。

特朗普現象對中國的核心警示是什麽呢？最核心的警示是：在制定和貫徹國家經濟社會政策過程中，要讓中下收入群體有充分的機會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在保證義務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外，還需要讓中下層收入群體有穩定的工作和有序增長的收入。特朗普現象產生的主要根源是美國的制造業空心化。就中國目前而言，由於工資的不斷上升，有些制造業企業已經不得不轉移到其它亞洲發展中國家或非洲。北大林毅夫教授預測中國將有八千五百萬個低端制造業職位轉移出去。

經濟發達的結果也不一定是制造業出走，高度發達國家如德國、日本、瑞士依然有大量的高端制造業企業群，如數控機床、精密儀器、飛機、飛機發動機、軍工、高端汽車生產，甚至有大量高端鞋帽、服裝、文具等日常消費品的生產。這種高端產品的生產企業之所以沒有出走，筆者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其它國家沒有這些企業所需要的數以百萬計的各種技藝精湛的制造業工匠隊伍。德國的工匠主要是從它所特有的學徒制培養出來的。德國的中學生在上大學外還可以選擇職業學習，畢業後進入企業當學徒，在師傅的帶領下成長為具有特殊才能的工匠。德國制造業的學徒制保證了工匠的批量生產，這可能是德國高端制造業不衰的秘訣。日本、瑞士也有類似的技工培訓制度。

從長期來看，為避免制造業出走，中國可能需要走德國、日本的精工細作高品質路線。為此，中國也需要恢覆和建立與德國類似的學徒制度和勞資共同管理企業的制度。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國有企業就有完整的學徒制，中國完全可以恢覆和健全學徒制度，批量培訓高級技工。另外中國也有對高品質產品的巨大需求。近年來一到中國節假日，歐美、日本、韓國、中國的台灣和香港等旅遊購物勝地到處是成群結隊的中國大陸遊客。在旅遊之外，中國大陸遊客還在境外大包小包地購買消費品帶回國內。中國大陸遊客在境外大筆消費的原因不過是境外同類產品質量高、價格便宜。改革開放到現在，中國已經培育了1億2千萬大學畢業生，在加上其它富裕起來的人群，現在中國約有3億中產階級。按照目前每年招收700萬大學生的速度，到2025年中國將有2億大學畢業生，到時中國的中產群體將達5億。因而中國有對高品質商品的海量需求，而且這種需求在未來20年裏將不斷增長。問題是中國的高端制造業能否滿足這種高品質的需求。

德國制造業企業依然留在德國的另一個原因是德國房地產業價格穩定，而且沒有泡沫。其結果是工人工資上漲的壓力較小，工業投資設廠的土地成本較少且可預期。在房地產價格問題上，中國可能需要反思。中國地方政府依然依靠高價出售住宅建設用地的辦法增加財政收入，因而土地財政制度推動著房價不斷上漲。房價不斷上漲和房價泡沫有以下幾個後果：首先，中下收入階層無力購房，加劇它們的失落感和被剝奪感，進而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其次，加劇工資上漲的壓力，導致制造業企業出走；再次，導致大規模信貸資本投入房地產市場，而不是實業；第四，如果炒房就能致富，誰還去做實業呢？最後，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可能導致金融體系的不穩定。從長期來看，消除房地產市場價格虛高的主要手段是靠房地產稅。如果把房地產稅劃歸地方政府所有，房地產稅收入完全可以替代現行的土地財政。

特朗普現象發生的導火索是07-08年美國金融危機。1929-33年大危機後，為避免此類危機的再次發生，美國國會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戈爾法，其核心是金融機構或者選擇從事存貸業務，或者選擇從事投資銀行業務（即承銷各類證劵），但是不能兼營，商業銀行不得使用存款人的存款用於購買股票及其他證券。格拉斯－斯蒂戈爾法保證了美國約60年的金融穩定。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逐漸主導了美國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從而開始了對金融監管的不斷放松，1999年克林頓政府甚至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戈爾法。從此，美國開始了華爾街的狂歡，最終釀成了07-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和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在某種程度上，07-08年美國金融危機是華爾街銀行和金融公司不負責任瘋狂追求短期利潤而導致的危機。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是：不能讓金融脫離實體經濟成為投機者的盛宴和狂歡。為達到這個目標，必須要求銀行金融機構不得混業經營，要麽從事存貸業務，要麽從事投資業務；不允許用大眾存款去搞證券和其它高風險投資業務。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說，美國過去三十多年的制度設計就是讓極少數人發財致富，而80%的人貧窮（Stiglitz, 2016）。斯蒂格利茨道出了特朗普現象出現的根本原因。早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說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4年6月30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不同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23頁）；“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9頁）。因而，特朗普現象給中國的核心警示是：在保持經濟持續健康增長的同時，要讓中下收入群體不斷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果實。具體措施應該有：避免制造業企業出走和產業空心化，從長期來看用房地產稅手段穩定房地產價格，避免金融業脫離實體經濟成為投機者的樂園。特朗普現象的警示和中國先哲的論斷不謀而合。

參考文獻：
Stiglitz, J. E. (2016). What America’s Economy Needs from Trump. Project Syndicate, Nov. 13th of 2016.（愛思想網站 2016-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