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給大家講的題目是《沈從文筆下的北京上海文化》。

為什麼選擇了沈從文

這個題目是怎麼來的？在我看來，沈從文是這樣的作家，也許他沒有魯迅那樣的分量，但是他確實是一個可以不斷讓我們去開掘的重要的可以稱為大家的作家。而且，沈從文還有特殊的意義，就是在20世紀的中國，沈從文顯然是有更強烈的本土意識，也可以說，在他的身上更集中地體現了某些20世紀中國的文學經驗以及整個社會經驗。在他身上有比較豐富的本土經驗。從我自己重視本土經驗的角度說，當然也就對像沈從文這樣的作家予以更多的關註。

因此，我希望我的學生也能夠對沈從文有更多的關註，恰好我的一個韓國學生告訴我他喜歡的幾個作家中有沈從文，我就說：“好，你給我做沈從文。”這樣就確定要做沈從文。我讓他摸一下沈從文研究到今為止達到什麼樣的一個水平，從中找到自己的新發現。我要求他對沈從文研究一定要有新東西。

這個學生很緊張，他在考慮有沒有新的東西，沒有發現新的東西他就不敢來見我。後來我逼他近期要有所發現。然後他就戰戰兢兢地跟我談了一些，都被我否定了，這時他偶爾說了一句引起了我的興趣，他說：“大家都說沈從文是鄉土作家，這恐怕是研究沈從文的一個定論，他給我們文學的貢獻就是提供了一個湘西世界，這是文學界研究的一個定論。但是我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他寫的是湘西，但他是在北京、上海寫的，是在昆明、青島寫的，他不是在湘西寫的，他是在北京、上海、昆明和青島寫的。而且我發現，同樣是他寫的，在北京寫的和在上海寫的不一樣。”

我一聽，當時真跳了起來，我說：“好！你抓住一個問題了。”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沈從文的鄉土小說不是產生在鄉土、本土，而是產生在都市。我當時對他說：這不僅是沈從文一個人的問題，整個鄉土文學都有這個特點。這時我就和他兩個人討論，產生了思想的一個跳躍，就是說是不是可以這麼說，沈從文的鄉土小說是他的都市體驗和他的鄉土回憶的一個融合產物。這個想法使我們兩個當時非常激動。但開始定的題目比較大，是談沈從文和四個城市（北京、上海、青島、昆明）的關系。後來覺得實在太大了，我們決定把另外兩個丟掉，就做沈從文和北京、上海城市文化的關系。這實際上是一個鄉下人和兩個城市的相遇和相撞——湘西的鄉土文化和北京、上海的城市文化的相遇和相撞，這才產生了鄉土文學。也就是說沈從文的鄉土文學是他的都市體驗和鄉土記憶相融合的產物。

然後我們討論了3個問題：一個是沈從文和北京、上海這兩個城市到底發生什麼樣的關系；第二個是討論沈從文對北京、上海這兩個城市以及這兩個城市的人和文化，他作為一個湘西的鄉下人，在他的觀察中有一些什麼新的發現，他怎麼看待北京、上海的城市文化、北京和上海這兩個城市及城市中的人；第三個就是，在這樣一種在北京、上海的都市體驗怎麼樣反過來激發了他的鄉土記憶和想象，這樣才能呈現出今天所看到的這樣一種沈從文筆下的鄉土文學形態。在大體界定了他的研究和寫作要回答和討論這樣3個問題後，我說：“你的論文就是講一個故事，講一個鄉下人和兩個城市的故事。”

講一個鄉下人與兩個城市的故事

為什麼是講故事？這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這就是說，文學史的研究是對研究對象的歷史重現，是今人講當年的故事，這是我這些年來學術上、文學史研究和文藝史寫作上的一個追求。就是把文學史的寫作、文學研究的敘述變成講故事，今人講當年的故事。這樣意味著什麼呢？這首先意味著研究者身份的認定。

過去，我們的歷史敘述者、歷史研究者，常常把自己看成一個歷史審判者，對作家、作品進行我們的歷史判定，判定他的價值等等，或者我們稱為歷史規律的闡發者。我想改變一下自己的身份，我不是歷史的審判者，我也不是歷史規律的闡發者，我把自己認定為一個歷史敘述者。強調講故事，這是認定方面的變化。

強調講故事，就比較強調回到歷史現場，強調回到歷史的情景中去。講故事是回到當時的歷史情景中來敘述那一段歷史，而且這一敘述要特別註意一些歷史細節的呈現。講故事是以描述為主的，所以要特別註意歷史細節的呈現，這樣才能造成歷史的現場感。

但是也要有分析。大家知道，魯迅曾經有過一個寫文學史的計劃，你看他寫魏晉，是藥酒文人。寫六朝文學，就是佛女。他就是抓住那個時代一些典型的文學史現象形態，像藥、酒、佛某種文學現象的東西，但他這種文學現象又不是一般的文學現象，這什麼意思，就是他的這種文學現象背後反映了一些基本的東西。這是我們文學史寫作所面臨的一個矛盾，某種程度上說是文學研究所面臨的矛盾。

什麼矛盾呢？就是文學是具有感性形態的，是具有模糊性的，是具有多異性的，是混沌的，這是文學的特征；而我寫論文，論文比較抽象，必須概括。因此就產生一個矛盾：要麼全是感性的東西，你沒有概括；要麼你有概括，但這些豐富的、多異的東西全沒了。這是現在我們文學史研究、文學研究的一個基本難題。王瑤先生提出一個處理矛盾的辦法，就是典型現象，就是它是現實形態，它保持現實形態所應該有的一些感性特征，但同時是典型的，就是它背後隱藏著一些本質性、普遍性的東西。這樣，你就可以既保持現象本身的形象性，同時又說一些普遍性的東西。所謂講故事就是講這些典型現象。所以，我對這個學生要求：你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你必須對歷史細節、一些現象要有一種高度的敏感；另外，你要有思想穿透力，你能從現象背後看到一些普遍性的東西。而你的論文就是要從歷史細節出發，又帶有普遍性的東西。

現在就看看這個學生是怎麼講這個故事的。他說：“本人實際上是講述了一個鄉下人與兩個城市的故事。而這個鄉下人和兩個城市以及故事本身在現代中國和中國文學史中都有很大的典型性。典型性在哪裏呢？這個鄉下人來自湘西，湘西是中國的邊地，因此相對比較完整地保留了鄉土中國的文化。

北京是個什麼城市呢？第一，那裏有作為中國文化起源之一的北京山頂洞人文化，明清以來它作為皇城而成為中國文化的中心，在近代它艱難而慢慢地經歷向現代城市的過渡過程。傳統的本質文化在衰落的同時又頑強地存在著，因此使得變化中的北京保留了某種鄉土性。但它不同於湘西文化，它是皇城文化，它是處於皇城鄉土文化向現代文化轉換過程中，所以它有某種皇城的鄉土性，這是北京的特點。而上海卻是一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來的現代都市，它幾乎是十分自然、毫不困難地就和國際接軌，成為“東方巴黎”，一個現代國際大都會，典型的現代大都市，幾乎成為現代中國的一個象征。

這樣就構成三個區域空間，一個湘西是代表了邊地的真正的中國鄉土文化，北京是代表了皇城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轉換過程中但是保留了很多鄉土性的半現代城市，而上海是最和國際接軌的現代大都市。這三個空間幾乎概括了轉型期的中國的幾種主要文化形態，現在都凝結於沈從文一身，這是歷史對沈從文的特殊照顧並選擇他來做中國轉型期的觀察者與了解者。”這樣就確定了研究對象的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