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戴著鋼絲邊眼鏡、衣服上盡是塵土的老人坐在路旁。河上搭著一座浮橋，大車、卡車、男人、女人和孩子們正湧過橋去。騾車從橋邊蹣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幫著推動輪軸。卡車嘎嘎地駛上斜坡就開遠了，把一切拋在後面，而農夫們還在齊到腳踝的塵土中沈重地走著。但那個老人卻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他太累，走不動了。我的任務是過橋去偵察對岸的橋頭堡，查明敵人究竟推進到了什麽地點。完成任務後，我又從橋上回到原處。這時車輛已經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個老人還在那裏。
　
“你從哪兒來？”我問他。
　
“從聖卡洛斯來，”他說著，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鄉，所以提到它，老人便高興起來，微笑了。
　
“那時我在看管動物。”
　
他對我解釋。
　
“喔。”
　
我說，並沒有完全聽懂。
　
“唔，”他又說，“你知道，我待在那兒照顧動物；我是最後一個離開聖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牧人，我瞧著他滿是灰塵的黑衣服，盡是塵土的灰色面孔和那副鋼絲邊眼鏡，於是我問他，“什麽動物？”
　
“各式各樣，”他搖著頭說，“唉，只得把它們撇下了。”
　
我凝視著浮橋，眺望著充滿非洲色彩的埃布羅河三角洲地區，尋思著究竟要過多久才能看到敵人，同時一直傾聽著，期待著第一陣響聲，它將是一個信號，表示那神秘莫測的遭遇戰的爆發，而老人始終坐在那裏。
　
“什麽動物？”我又問道。
　
“一共三種，”他說，“兩只山羊，一只貓，還有四對鴿子。”
　
“你只得撇下它們了？”我問？“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個上尉叫我走，他說炮火不饒人哪。”
　
“你沒家？”我一邊問，一邊註視著浮橋的另一頭，那兒最後幾輛大車在匆忙地駛下河邊的斜坡。
　
“沒家，”老人說，“只有剛才提過的那些動物。貓當然不要緊。貓會照顧自己的，可是，另外幾只東西怎麽辦呢？我簡直不敢想。”
　
“你對政治有什麽看法？”我問？“政治跟我不相幹，”他說，“我七十六歲了。我已經走了十二公裏，再也走不動了。”
　
“這裏可不是停留的好地方，”我說，“如果你勉強還走得動，那邊通向托爾托薩的岔路上有卡車。”
　
“我要待一會，然後再走，”他說，“卡車往哪裏開？”
　
“巴塞隆那。”
　
我告訴他。
　
“那邊我沒有熟人，”他說，“不過我還是非常感謝你。”
　
他疲憊不堪地茫然瞅著我，過了一會又開口，為了要別人分擔他的憂慮，“貓是不要緊的，我拿得穩。不用為它擔心。可是，另外幾只呢，你說它們會怎麽樣？”
　
“喔，它們大概捱得過的。”
　
“你這樣想嗎？”
　
“當然。”
　
我邊說邊註視著遠處的河岸，那裏已經看不見大車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們怎麽辦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為要開炮了。”
　
“鴿籠沒鎖上吧？”我問道。
　
“沒有。”
　
“那它們會飛出去的。”
　
“嗯，當然會飛。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罷。”
　
他說。
　
“要是你歇夠了，我得走了。”
　
我催他，“站起來，走走看。”
　
“謝謝你。”
　
他說著撐起來，搖晃了幾步，向後一仰，終於又在路旁的塵土中坐了下去。
　
“那時我在照管動物，”他木然地說，可不再是對著我講了，“我只是在看動物。”
　
對他毫無辦法。那天是復活節的禮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羅挺進。可是天色陰沈，烏雲密布，法西斯飛機沒能起飛。這一點，再加上貓會照看自己，大概就是這位老人僅有的幸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