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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後的生活中，薩特與波伏娃本著自由的愛情精神，及他們訂立的契約，當真做到相互通報各自的情事。愛情故事與性愛經歷，在兩人之間已不是秘密，成為可以共同享用的公共資源，在享用的過程中感受互窺隱私的刺激與快樂，甚至起到增長知識，開拓見聞的作用。

更有意思的是交流的過程，可以激發文學的靈感與啟發深奧的哲思。這樣，男女雙方愛情故事的交流就成為他們每次見面的必有節目。情節最好曲折一點，要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奇遇，激情最好亢進一點，要有高潮叠起的情節。談話間男女兩人如棋逢對手，也如酒遇知已。說到興趣頭上，時而沈思不語而對視，時而酒酣耳熱而歡笑。假如湊巧悟出哲學的玄妙，則互吻不已，額手相慶。有一次波伏娃又與薩特圍繞男人與女人的事促膝談心，像開一次例行的通報會。

薩特說過，他只與美女與有特長的女子交友，交往的深度與頻率取決於對上述兩個要求的滿意程度。他雖是矮醜的小男人如巴黎聖母院的鐘樓怪人，但身邊從來不缺美女，如彩雲縈繞奇峰。

波伏娃問薩特，你說過你在柏林有一個戀愛事件。那個女人，你親密地稱她為月亮女人。你同月亮女人在一起。你喜歡她什麽？她不是很漂亮，也不很聰明。這不是她不完美的地方嗎？薩特回答說：是的，是不完美，但她有一種鄉下人談話的方式，一種奇特粗俗的談話方式。正是這一點，才深深地吸引我呢。

波伏娃有時弱弱地向她的“契約丈夫”詢問：“我想問你的是——我們認識後，你馬上就對我說，你是多伴侶化的，你不想把自己限制在一個女人身上或一個戀愛事件上。”每當這時，薩特都會做出類似的回答：是的，我想有更多的“妻子”和性伴。

在現實生活中，薩特像一個徜徉花園的賞花者，立志遍賞群花，醉在花叢。他永不寂寞，分分秒秒都有艷遇，驚喜就在轉角的地方。1956年薩特51歲的時候，向19歲的女學生阿萊特射出愛的箭矢，這位阿爾及利亞小姑娘，很快就成為薩特的情人，1965年又將她收養為女兒。

他明明白白地宣稱他在與一個女人相愛做愛的同時，也與多位其他女子纏綿。這顯然有悖於基督教義，因為基督宣告，一對一的婚姻才被上帝首肯，婚姻中無論男女必須向對方保持忠誠。這樣的教義成為成為婚禮上的誓言、生活的原理、道德的準則，乃至於法律的條文。

然而，基督教的原理怎樣呢?法律的條文又怎樣呢?薩特早就脫離了宗教。他自己成為自已的教主，基督管不了他。他恨不得創立自己的宗教，自封教主，頒布新教義，而這個教義將對他特別的女性觀大開綠燈。

“你總是希望女人首先去愛你，而一旦女人愛上了你，你的感覺又是怎樣的呢?”每當波伏娃提出類似問題，薩特總把煙鬥輕輕地放在桌上，仰頭張開嘴巴，就像接受牙科醫生的詢問。然後略為急促地回答：對!當某個女人決定把自己交付給我的時候，她仿佛就成了我身上的一樣東西。她們是不得不愛我，這種愛意已經迫不及待地流露到她們臉上。我從她們的表情中得到證實，收獲了這種愛意，也就等於占有了她。

薩特承認，到了一定的時刻同女人的性關系就發生了，因為那時這種接受和配合的關系是不言自明的。“但我不把重點放在這上面。嚴格說來，這不像愛撫那樣使我感興趣。換句話說，我更多地是一個對女人的手淫者，而不是性關系者。”

波伏娃又向：就像你說過的，在同女人打交道時，你是有支配性的。薩特回答：對的，這種支配性從我的童年就開始了。我的外祖父支配外祖母，我的繼父支配我母親。

薩特既是一個女性支配者，又是一個女性崇拜者。這一點對於女權主義者波伏娃而言，是滿意的。每當薩特回顧一生，都說女人給了他許多，沒有女人他不能獲得這些成就和地位。這時，薩特總把波伏娃擁入懷中，加重語氣地表白：在我所有愛過和愛著的女人中，“你是第一位的”。

7

人們至今還在百思不解，薩特與波伏娃的愛情契約的背後，是不是還埋藏著不見天日的隱情。按照正常人的思維，愛情總是自私的，愛情的林間小路，常常埋伏著“警覺”與猜忌。波伏娃既然深愛著薩特，難道她就沒有想到去獨占自己愛人的情感嗎?

她怎麽能夠做到，能容忍他在自己知曉的情況下去向別的女人求歡，而不生妒意?同樣，按照正常人的思維，正真的愛情總是與“忠誠”這樣的概念相伴，當愛情有另外的女人插足，而“擁擠”不堪，而波伏娃怎麽還能繼續維持這樣在普通人眼裏名存實亡的愛情？

人們只好作以下的猜測:在薩特與波伏娃之間並不存在什麽真正的愛情，他們的“相愛”，是一個存在主義者與一個女權主義者所做的社會試驗。他們要以自身的“愛情傳奇”，陳述陳舊的一夫一妻制度因抑殺性愛的激情與自由，理當拋棄，一個新穎的雜婚、雜交時代即將開啟。

人們還在繼續猜測，在從事這場性事實驗的過程中，波伏娃是心甘情願的“同謀者”，還是說這場實驗的策劃者只有薩特一人，而波伏娃僅是無奈的參與者。因為對薩特的深情摯愛，唯恐失去薩特，不得已在那荒唐古怪的愛情契約上簽字畫押，並被卷入薩特領頭的愛情遊戲。

種種的猜測如檢測色盲的雜色畫板，也如色彩變幻的萬花筒令人目眩。然而最後一種猜測是可能的。波伏娃畢竟是女人，她因為不能“獨占”薩特而受到傷害，為了薩特她深夜哭泣，醉酒不醒。“我和所有人一樣，一半是同謀，一半是受害者。”她最終是一個受害者。也許是為了報覆，也許是為了宣泄，她又成了同謀者，並在淫亂荒唐的道路上絕塵而去，一點也不遜色於薩特。

波伏娃從薩特那裏裏接受了薩特存在主義的全部精髓，並學著薩特將這樣的“主義”輸入到自己的性愛生活中去。波伏娃是一個雙性戀者，既向男人尋歡，也與女人做愛。1938年的夏天，波伏娃寫信告訴薩特：“發生了一些我出發時完全沒有料到的快事―――我和小波斯特已經同床共枕整整三天……我們一起度過田園牧歌式的白天和激情似火的夜晚。

小波斯特長得英俊，一頭褐色的頭發，眼晴呈綠色。他是薩特的學生。比安卡當年十六歲。1938年波伏娃在莫裏哀中學做老師，與比安卡發生同性戀關系。在給薩特的信中波伏娃這樣描述比安卡“充滿激情，但如脂肪過多的肥鵝肝一樣令人沮喪。”奇異的是比安卡又上了薩特的床。

此後比安卡終於厭倦了這種不明不白的性生活，她不能接受這樣的“三重奏”關系。她看穿了兩位長者是在玩弄她的身體，並在這種玩弄中達到某種目的。“說到底，他們倆就是窺淫癖，把我當作文學素材。”在她的自傳《迷途少女回憶錄》中，做了這樣的真情揭示：“我發現波伏娃把她班裏的姑娘當成一塊鮮肉，總是自己先嘗一嘗，然後獻給薩特。或者粗魯地說，是處理給薩特。”

波伏娃在她的自傳性小說《女賓》中，描寫了兩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共享性愛自由的幸福。“三重奏”這個概念就是出自該書。自然，比安卡被寫進書中，成為“三重奏”中關鍵的旋律。薩特則為這位姑娘量身定做，寫了一部名叫《蒼蠅》的劇本，由她擔任劇中主角。這位女生也因為這次演出一炮而紅，成了明星。不僅比安卡，另外一個天真的少女娜達麗，也遭到同樣的遭遇。事情敗露，她的母親向維希政府起訴波伏娃。1943年，波伏娃被開除出國民教育系統。

薩特去美國訪問時，乘機染情於風騷的多洛蕾，這成為薩特喜愛美國，有空總往那邊跑的原因。波伏娃不甘示弱，也在赴美國訪學時，火速與英俊的翻譯奧爾格倫輾轉床第，作雲雨之歡。回國之後，兩人鴻雁傳書，既美麗哀怨，又大膽露骨，成為當代男女的情書範本。

其實波伏娃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或為朗茲曼。美麗的花園，花開蝶舞，見證了一對熟女少年的初見初心。當時波伏娃44歲，朗茲曼剛過20歲生日。1952年一次雜志研討會給了波伏娃機會，也許芳齡如許，還能得到俊少歡愛，也許河渠既涸，欣逢喜雨，也許金鉤挽帳，再續良宵，總之這個晚上波伏娃震顫之余，流下熱淚兩行。朗茲曼喜歡看電影，每當他倆走進電影館，人們總祝福這對“母子”，而當黑暗中看到波伏娃被熱烈抱吻的倩影，浪漫的巴黎人也禁不住發出唏噓之聲。

朗茲曼當時是一名無名的記者，而波伏娃已是知名的作家，直至1950年代末，他們共同生活在一起。畢榭西路、維克多舒樂赫大道及蒙巴納斯公墓附近，至今留有他們座座愛巢的遺跡。許多“後現代”信徒和女權主義分子，常在此留連瞻仰或舉行集會。手裏捧著波伏娃的《第二性》，尤如聖徒的《聖經》。

據說朗茲曼提出過婚姻的問題，但被波伏娃拒絕了。原因很簡單，波伏娃雖與朗茲曼同窗共寢，心裏還是薩特為大，每當薩特暫時離開某個女子，或結束一段“偶然的愛情”，而向波伏娃需索的時候，她是必須向著召喚的聲音疾奔入懷的。再說波伏娃也不願讓婚姻鎖住她“愛的無限自由”。

朗茲曼後來與波伏娃分居，但還是每周2次前去看望。如此忠誠，直到波伏娃1986年與薩特同樣因肺部感染去世。在波伏娃的葬禮上，朗茲曼泣不成聲。他感謝波伏娃給了他“快活”，因為她是“女人中最不刻板的一個，有趣，快活。一個真正的女人，完全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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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對於薩特的感情是真實的。他們具有大體一致的哲學信仰，在存在主義的共同平台上作平等的對話。人們把薩特視為法國存在主義的創始者，同時也將波伏娃稱為“薩特第二”，承認她在存在主義創建及宣傳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她是世界女權主義的“教主”，而其代表作《第二性》的理論基礎則為存在主義。

薩特生命的最後10年，是在病痛的困難中渡過的。1971年薩特中風，1973年舊病覆發，處於半癡呆的狀態，已不認得身邊的人。這時，波伏娃不棄不離，日夕陪伴在側，悉心料理病人。

1980年4月15日晚，薩特進入彌留狀態，他緊握波伏娃的手，斷斷續續地吐出最後的話語：“我非常愛你，我親愛的海貍（波伏娃的綽號）。”當薩特的手在波伏娃的手上輕撫的時候，無意中觸摸到波伏娃手指上的一枚戒指。這枚戒指很冰涼，薩特知道，這是另一個男人給予海貍的定情信物。

薩特逝世後波伏娃陷於深深的痛苦中，他思念親人，忍痛握筆撰寫《永別的儀式》，回顧薩特生命中最後十年與她相處的日日夜夜。同時又出版薩特書信集《致海貍和其他人》，其中包含薩特給她的大量情書。可惜的是“海貍”(波伏娃)致薩特的信箋沒有收錄其中。

“他的死將我們分開，我的死也不會使我們重聚。就是如此。我們能在一起生活那麽長時間，已經很好。”在《告別儀式》中波伏娃這樣寫道。她和薩特一樣，是個唯物論者。他們兩人在生前都有意把上帝和天堂的神話忘卻了。

而當此時，死神將暖熱的黑色鬥篷籠罩下來，又合攏起來，要抱著她飛去的時候，她也許感悟了，也許反悔了。人不可無宗教，尤其走到人生的末路，教堂頂樓輕搖的鐘聲，能把生命中最後的搖籃曲吟唱。也許宗教是一個謊言，但卻是善意的謊言，既給孤寂的靈魂以體貼的慰藉。

也許宗教是一個夢境，但卻是七彩的夢境，能給臨終的人們忘記畏死的恐懼。也許宗教是一個杜撰，編造了彼岸的世界，但去到美麗的彼岸，卻可以找見心愛的人兒。這時的波伏娃是否會想，毋寧要神，要天堂，要一座雲霞裏的伊甸園。她要神來接引，渡她去天堂。

薩特在天堂的台階上迎她，帶她去伊甸園，滿園都是玫瑰的芬芬。她也許會問薩特，在這個天上的世界，你還要不要堅持人間的主張，依然不肯結婚，再做一世的“情人”。她在薩特逝後的第6年去世。她留下遺言，要與薩特合葬。她追隨薩特一生，願死後依然與他相伴。

成千上萬的人為她送行，前面是靈柩，載在車上，緩緩駛向蒙巴納斯墓地。她安臥其中，輕合雙目，身穿紅色晨衣。那一年她也是穿著紅衣，穿過樹林，跨過小溪，像輕風掠過帶露的草地。她奔跑著要去見他。看到了，她的情郎，正在前方不遠的麥田裏，向著她來的方向，使勁地張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