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公共選擇理論與勞動經濟學的分析

【內容提要】 本文運用公共選擇理論和勞動經濟學對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困境進行分析，指出造成這一困境最根本的因素在於大集團下的完全勞動力市場以及企業職業培訓標準的缺失。而走出困境的辦法則在於，一方面在分解大集團、成立小集團的基礎上創造不完全勞動力市場機制，使企業能夠從職業教育中得到合理回報；另一方面，制訂開發受到企業和教育界共同認可的職業培訓標準。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了提高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水平的具體建議。

職業教育的跨界屬性決定了企業應當在職業教育中發揮重要作用。國務院2014年《關於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明確指出，發展現代職業教育需要健全促進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制度。然而我國職業教育中企業的參與卻存在明顯問題：一方面，整體而言，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程度有限，職校的學習與真實的職業工作脫節、理論與實踐脫節，學生在學習之後沒有掌握勞動力市場所需要的能力；另一方面，在許多參與校企合作的企業裏，學生被當做廉價勞動力使用的情況廣泛存在，學生在頂崗實習等環節僅僅是以簡單工人的身份進行工作，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教育、指導和學習。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對這一困境進行了研究和探討，且取得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成果。本文試圖在國內外研究的基礎上，運用公共選擇理論與勞動經濟學方法對我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困境進行分析，揭示其背後潛藏的問題邏輯，在此基礎上提出破解這一困境的可能出路和方向。

一、我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問題與困境

企業的積極參與對於職業教育的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2014年2月2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加快發展“產教深度融合的現代職業教育”，然而，目前我國職業教育中的企業參與還存在許多不足之處，產教融合的程度還比較有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動力不足。我國學者過去幾年在不同地區開展的多個實證研究清晰顯示，總體而言，目前我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動力不足，企業投入職業教育的整體意願仍有待提升。[1][2][3][4]這些實證研究反映，企業對於參與職業教育有著豐富的動機：將職業教育作為人員招聘選拔和人力資源開發的手段；將參與職業教育作為慈善行為和承擔社會責任的體現，可以提高企業的社會聲譽；將職業教育作為滿足短期用工需求的途徑，可以降低生產成本，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通過與學校的合作聯合攻關解決技術難題；委托學校進行員工培訓；把職業教育當做獲得崗位職業資格證書的工具，獲得政府給予的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

然而，實證研究也充分顯示，企業利益得不到保障是阻礙企業參與和投入職業教育的最重要因素。從企業的角度看，企業在與學校合作時，必然會產生額外的成本與開支，培養的人才卻無法保證留在自己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帶來的收益變得十分有限，從而影響企業本身的盈利。

其次，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程度有限。目前我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形式比較豐富，如企業參與職業學校課程教學的部分環節，體現形式有學生頂崗實習、學生見習參觀、企業派技術骨幹去學校指導等；也有部分校企之間在教師及員工培訓上展開合作，如教師到企業掛職鍛煉、企業將工人送到學校學習和進修等；部分企業以訂單班等形式對職業學校的招生及教學過程產生重要影響。

然而在豐富形式的外表之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程度卻很有限。很少有企業深度參與教育目標的確定、課程內容的選擇組織以及教育結果的考核，企業作為一個整體還沒有進入職業教育標準和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在宏觀政策層面，企業界對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影響有限，在很大程度上企業是職業教育決策的旁觀者。

此外，部分參與職業教育的企業有將實習學生當做廉價勞動力使用的傾向。一些企業對於職業學校送到企業參加頂崗實習的學生並沒有進行系統培訓，反而將他們當做廉價勞動力來使用，學生在頂崗實習期間受教育的權益沒有得到保護，沒有能夠學習和提升專業技能和知識，反而在專業並不對口的工作崗位上以低廉的工資為企業工作，淪為了企業創造效益的工具和手段。[5][6]企業以這樣的方式參與職業教育，已經與人才培養無關，與現代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

綜上所述，我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困境在於：一方面，企業參與的動力和積極性不足且參與程度有限；另一方面，那些參與的企業傾向於將實習學生當做廉價勞動力來使用。

二、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困境的原因分析

1.動力和參與程度不足的問題

正如上述實證研究所指出的，企業利益難以得到保障是制約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關鍵因素。筆者認為，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動力不足、程度不深，並不是因為其經濟能力或設備設施等方面的不足，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在企業投入職業教育和培訓的氛圍並不濃厚而員工又能夠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企業投入職業教育和培訓，其培訓出來的員工並不能保證留在本企業，反而有可能被其他企業“挖墻腳”；同時對職業學校學生進行教育與培訓的效果有限，未必能夠覆蓋其對職業教育和培訓的投入，企業的動力自然不足。

“挖墻腳”現象之所以存在，有兩個因素不可忽視：一是完全的勞動力市場，其中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二是有大量企業對人才的需求相同或相近，某個企業培養出的人才可以為其他企業所用。第一個因素容易理解，在完全勞動力市場情境下，人才流動自由，獲得一定職業能力的勞動者容易流向收入更高、條件更好的企業，這樣一來企業就很難有動力投入資源進行職業培訓。第二個因素非常符合美國學者曼瑟爾•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描述的大型集團以及其中成員的行為模式。

在奧爾森看來，集團的根本特點在於，集團由具有共同利益的個體組成，盡管集團的成員擁有共同利益，但成員卻擁有不同於集體利益的個體利益。[7]從人力資源的視角來看，所有的企業都需要符合其需求的勞動力，他們有著從勞動力市場尋找具備一定能力素養的勞動者的共同訴求，這樣，所有企業共同構成了一個數量龐大的“勞動力需求集團”。根據奧爾森的理論，這種數量龐大的集團在提供職業教育和培訓這一公共物品上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有幾個獨立但累計的因素阻礙著集團實現其利益：(1)集團越大，成員增進集團利益的行為所帶來的總收益的份額就越小，其報酬也越少，這樣即使集團能夠獲得一定數量的集體物品，其數量也遠遠低於最優水平；(2)集團越大，越不可能出現可以幫助獲得集體物品的寡頭賣方壟斷的相互作用；(3)集團數量越大，組織成本越高，這樣獲得集體物品前獲得的障礙越大。[8]

對於“勞動力需求集團”而言，上述三個因素中的前兩個明顯存在。在公共物品沒有內容和質量差異的情況下，由於企業數量眾多，單個或少數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和培訓，使獲得職業能力的勞動者很容易自由流動，被其他企業所雇用，投入資源的企業所能獲得的收益很小。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企業之所以不願意投入，就是為了避免出現其他企業成員的“搭便車”行為，如此一來，企業提供的職業教育和培訓必然不足以滿足集團整體利益的需要。

中國目前的經濟技術發展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業投入職業教育和培訓的積極性，強化了上述大集團不願意投入公共物品的傾向。大量企業仍然屬於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對於勞動者數量的需求很大，然而對於其技術技能水平的要求則有限，企業無需投入大量資源參與職業教育和培訓，就可以從勞動力市場上得到所需要的大部分勞動力，只要進行簡單的技能傳授即可使之上崗工作；至於技術技能水平要求較高的崗位工人，則可以通過提供較高的薪水從其他企業“挖墻腳”獲得。

概括來說，中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動力不足的根本原因在於，在企業投入職業教育的氛圍並不濃厚而員工又能夠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企業投入職業教育和培訓的效果一般，其收益很可能低於企業的投入。


2.廉價使用勞動力的問題

當前各地也有不少企業接收職校學生成為頂崗實習的實習生，對於其中的許多企業而言，在缺少相應外部監管的情況下，學生很容易被當做廉價勞動力使用，而對學生的體系化培訓又常常缺位。對這些企業而言，將這些學生當做廉價勞動力使用，很大程度上是縮減開支、創造效益這一天然傾向所導致的結果。從表面上看，這一現象得以大範圍出現與監管的缺失緊密相關，然而究其根源，又不只是一個監管的問題，而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首先還是企業的投入和回報問題。企業畢竟是追逐利益的，如果不能從培訓中獲得收益，那麼它們不太願意投入大量精力與資源到培訓中。在企業間“挖墻腳”難以避免的情況下，多數企業很難期望其所培訓的職校學生能留在本企業，而為了降低成本並從培訓中獲得收益，他們幾乎只能嘗試挖掘參與頂崗實習的職校學生的生產力，將學生當做廉價勞動力使用。

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企業培訓標準和責權利分配問題。學校將學生送到企業實習，既是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一個部分，也是學校教育活動的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國已有的對於頂崗實習的要求和規定，主要限於對頂崗實習的組織計劃和評價等管理環節的約定。[9]現實情況是，頂崗實習一方面缺少落實到專業層面上的、對頂崗實習的知識能力目標及學習內容的具體要求；另一方面，實習過程中企業和學校應當分別承擔的責任、相互之間的權力邊界、學校、企業及實習生三方各自具有怎樣的權利都不清晰；在目前校企合作中職業學校普遍處於弱勢的情況下，頂崗實習又缺乏教育目標與內容上的明晰標準，企業內定實習的質量自然難以得到保障，企業更加傾向於將學生當做廉價勞動力使用。

綜合上述兩方面來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兩難窘境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企業投入資源參與職業教育和培訓，但獲得技能的學生卻很可能轉投其他企業，教育和培訓的成效有限；另一方面，在缺乏針對職校學生企業實習的教育培訓標準、對實習過程中各參與方權責利的清晰規定缺位的情況下，願意投入職業教育的企業為了規避風險，盡可能減少培訓內容，而將培訓過程轉化成生產性勞動的過程，將實習學生當做廉價勞動力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