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乘地鐵，從名古屋火車站動身去名古屋大學開會。在本山站轉車排隊的時候，看到了2008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益川敏英的身影。身材矮小的他步履蹣跚，在人群中特別好認。他提著黑色的文件包，戴著眼鏡，目不斜視，找了一隊排在後面，與我排的隊相距10米左右。

我馬上想起背包裏面的相機，取出來卻發現，電池沒電了。真寸，在這關鍵時刻相機卻不爭氣。地鐵來了，我們從不同的門上車，在人山人海中已經看不到益川教授的身影。但是我確信他會和我在同一站下車，就是名古屋大學站，因為著名的小林-益川研究所就坐落在名古屋大學校園，那是他們二人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名古屋大學為了紀念這兩位自己培養的好學生，專門建立的研究所，益川教授任所長。

果然，到了名古屋大學站，我又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見了益川教授的身影。他老人家今年75歲了，家在京都，平時上班就自己坐公交。因為這是在大學裏面，相信很多學生都認識益川教授，但是沒有人打招呼，甚至沒有人多看他一眼。反倒是我這個外國佬，把他老人家當作稀有動物，尾隨其後，一同乘電梯上到地面。

在熾熱的陽光下，我趕上前去與益川教授並肩，並打招呼，給他看我參加會議的名字卡片。他很有風度地和我握手，很有力，顯示了他的真誠。我們兩人慢慢地走，他告訴我他的辦公室在那邊，今天是從京都坐火車和地鐵過來的。我說我知道，你的辦公室就在小林-益川研究所。他笑了，說對對。

地球人都知道，益川教授平時不說英語，去斯德哥爾摩領獎是第一次出國，在做諾貝爾演講時的第一句話就是I am sorry I cannot speak English，然後就用日語開講，引來一片笑聲。但是這次他跟我說了幾句簡單的英文，盡管不自覺地就改成了日文，然後意識到了就停下來。

我告訴他，我曾是三田教授的博士後，在這裏工作過兩年，他說知道三田，已經不在這裏了。又走了幾十米，他指著一棟新建的高樓說，我的辦公室就在上面。我笑了，再次與他握手，互道再見，然後他慢慢地朝自己的辦公樓走去，而我繼續上山，去開會地點（上圖右：益川；左：名大校長）。

今天雖然來得晚，卻意外地碰上了一位物理學大咖，真是驚喜中的驚喜！可惜沒有留下任何影像，只能把這一段流在記憶深處了。所以現在坐在會場，我開始動手寫下這篇作文，獻給三千裏之外的科學網MM們。

其實日本科學界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除非你得了諾貝爾獎，否則一到退休你就得走人，沒有商量的余地。我的日本博士後老板三田一郎，因為找到了驗證小林-益川CP破壞機制的實驗黃金道，而榮獲美國物理學會的櫻花獎，那是理論物理學家的榮譽，國際大獎之一。但是到了退休年齡，三田教授這樣的大牌也不得不離開名古屋大學，到了一所私立大學專心教書，從此在學術江湖逐漸銷聲匿跡。

這就是日本，不相信資歷，只相信實力；尊重前輩，但更願意給後生提供機會。這就是日本的力量，在這種力量面前，中國學術界顯得很難堪。

在中國，無法想象一個諾獎得主每天擠地鐵，偶爾還要從一個城市自費坐公交去上班的情景。即使本人想這樣，領導和群眾也不會容許。專車、保鏢、公費等等，一定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諾獎不僅是學術地位的象征，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也是社會地位的象征，一定要顯得與眾不同才行。

所以像名古屋大學這樣的在日本排名總是落在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名牌之後的大學，這些年卻不聲不響地得了好幾個諾貝爾獎。名古屋大學算世界一流大學嗎？清華、北大算世界一流大學嗎？

世界一流大學的學者，內心一定要有強大的力量，就像益川敏英一樣。中國目前根本沒有這種力量，國家沒有，個人更沒有。

說到日本的力量，我老人家不能不順便提到昨天早上在名古屋火車站擠地鐵的情形。當時正是上班高峰時間，地鐵站內人山人海。我選了一個人相對較少的方隊，在後面等候。不久，車來了，人群方隊緩慢有序地向前移動。我有幸也上了車，但是我前面和左右的乘客卻冷漠地暗地裏施力，生生地把我這個老年人擠下了車廂。我苦笑著站在車廂外，準備等待下一趟車。就在這時，維持秩序的協管人員指著車廂的一行字讓我看，口中說著我不懂的語言。我定睛一眼，上面寫著：

女性專用車廂。

我老人家羞愧地笑了，連說對不起，去找另外一個方隊排隊去了。根據我去年講授力學的經驗，利用矢量分析方法初步估算，剛才在車廂門口被幾個年輕女性暗中施加的力的合力，起碼250牛頓。

這就是日本女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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