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北威爾士的短期地質考察旅行後回到家中時，見到了亨斯羅的來信，他告訴我：艦長費支羅伊樂意讓出自己房間的一部分給任何一位青年，只要他志願擔任貝格爾艦航行期間的自然科學家。我以為，在我的《旅行日記》手稿本中，已經詳細記述了當時所經歷的一切情形；在這裡只來談談，那時我立刻想去接受亨斯羅的建議，但是父親卻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不過他還附帶說一句：「要是你能夠找到任何一位有識見的人，他勸告你去，那麼我也將允許你去。」這句話，後來竟給了我好運氣。因此，在當天晚上，我給亨斯羅覆信，辭謝了他的建議。次日早晨，我就到美爾堂去，準備在9月1日去打獵。正在那天打獵的時候，舅父派人來召喚我，他建議要同我一起坐馬車趕回希魯茲伯裡去同父親商談，因為舅父認為，我要接受建議去航行這件事是明智的行為。父親時常肯定說，舅父是世界上有識見的人士之一，因此，他立刻就極其和藹地同意我去航海了。我以前在劍橋大學時，揮霍金錢較多，因此就安慰父親說：「上了貝格爾艦以後，我在花錢方面，一定要拿出神奇的本領來，決不超過您允許給我的定額。」可是，父親卻帶著笑容，反駁說：「可是他們大家都對我說過，你花錢的本領卻很大哩！」 

第二天，我離家前往劍橋，去見亨斯羅，此後又到倫敦去見費支羅伊；一切事情就很快辦妥了。後來，我同費支羅伊相交十分親密，那時他才告訴我，由於我的鼻型特殊，真是險乎遭到了他的拒絕！他是拉伐特爾的狂熱信徒，因此他相信，根據一個人的面容相貌，就可以判斷出他的性格。他懷疑一個具有像我這種鼻子的人，未必能夠有充分的精力和決心去航海。可是我想，他後來就很滿意地相信，我的鼻子證實了他的認識錯誤。 
費支羅伊的性格是奇特的；他具有很多非常高貴的特徵；他忠實於自己的職務，待人很寬大、勇敢，有決斷和不屈不撓的毅力，而且是一個對待他所有下屬的人都很熱情的朋友。他願意忍受種種困難，去幫助他認為值得幫助的人。他是一個美貌的男子，顯著地很像一位具有高度禮貌的紳士；一位駐在里約熱內盧的英國公使曾經對我說，他的待人態度很像是他的舅父，就是著名的卡斯爾利勳爵。可是，他外表上卻一定是遺傳到查理士二世的許多特徵，因為華裡奇醫生曾經給我看過他所收集的照片集，其中有一張照片很像費支羅伊，方才看出是查·伊·沙比斯基·斯圖阿特，即阿爾伯尼伯爵，也就是這位英王查理士二世的非婚生的後裔。 
費支羅伊的性情真是最不幸的。這不僅是表明在容易發怒方面，而且也表明在長期對於那些曾經使他發怒的人繼續不斷發脾氣方面。他的性情通常在清早時候最壞；他憑著自己像老鷹般敏銳的雙眼，總是能夠在軍艦上發覺到一些錯失的地方，於是就大聲申斥一番。當那些下級軍官在中午前彼此交班時，他們就時常詢問道：「今天早晨究竟喝到了多少杯咖啡呀？」這句話的意義是暗示說：「艦長的脾氣究竟怎樣呀？」除此以外，費支羅伊還帶有一些懷疑態度，偶爾也會顯得十分垂頭喪氣；有一次，簡直是近於發狂了。他對我好像時常失去確切的判斷和常識。他待我非常親切，但是也很難同我親密相近；這種親密關係，從我們在同一房艙內共坐同食的情形看來，是必然會隨著發生的。我們兩人曾經爭吵過幾次，因為他在不高興時，就會蠻橫無理。例如，在這次環球航行初期，在巴西的巴伊亞時，他曾經為我所痛恨的奴隸制度辯護，把它讚美了一番，並且對我說：他剛才去訪問過一個奴隸主，那個奴隸主當時把他家中的很多奴隸召喚來，詢問他們生活得是否快樂，他們是否願意恢復自由；而他們大家齊口同聲回答說：「不願意恢復自由。」我聽了這句話以後，就帶著一種大概是譏諷的口吻反問費支羅伊道：他有沒有想到，可以用什麼來保證奴隸們在他們的主人面前所作的回答是正確的呢？這個問題，就使他頓時怒氣衝天，因此他就聲明說，因為我懷疑了他的話，所以我們兩人再也不能夠相處在一起了。我以為，這一次我一定要被迫離開貝格爾艦了；可是，這個消息卻立刻到處傳佈開來了，因為艦長把海軍上尉召去，用咒罵我的辦法來消除自己的忿怒；而我則因為接受下級軍官的邀請，去同他們在一起吃飯，所以反而感到十分心滿意足。可是，在過了幾小時以後，費支羅伊又表現出自己通常的寬宏大量態度，派了一位軍官來代他向我道歉。並且要求我仍舊繼續同他一起生活下去。我還記得一個表明他態度誠實的事例。在普利茅斯，在我們開船離港以前，有一個陶瓷器商人，拒絕航長調換幾件上次向他店中購來的商品，因此艦長就對他怒氣大發。此後，艦長就向那個商人詢問店中一套貴重的瓷器的價錢，並且接著說：「要是你沒有剛才這種不肯通融調換的話，我就會購買你這套瓷器了。」因為我知道，在自己的船艙中已經裝滿了陶瓷器皿，所以我就懷疑他未必真心要購買這套瓷器；當時我一定是在自己臉上顯露出懷疑的神色，因為我沒有幫襯他說一句話。在我們離開了這家陶瓷店以後，費支羅伊就瞅著我說道：「您難道不相信我剛才說的話嗎？」於是我就不得不承認，我確實有了這種想法。他就沉默了幾分鐘，接著又說道：「您的想法是對的，而我在對這個混蛋東西發怒時，就幹出了這種錯誤舉動來。」 
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城，可憐的費支羅伊悲傷地幹著辛勞過度的工作，他的情緒非常低落；他痛心地向我訴苦說，他一定要派遣一大隊人去對付當地的居民。我就勸告他說，我以為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他的本份來說，是不必這樣去幹的。他接著就狂怒起來，宣佈說，我是一種只知受思不知報答的人。我聽了不發一言，站起身來，馬上就離開了軍艦，回到康塞普西翁去，當時我借宿在城中。過了幾天以後，我再回到貝格爾艦上去，又受到了艦長從前一樣熱誠的接待。雖然這樣，可是海軍上尉卻對我說道：「您這個哲學家，真是可惡透了！我希望您不要再同船老大吵架了！上次在您離開軍艦那天，我真是給他搞得累死了（這艘軍艦正在修理中）；可是，艦長卻拖住了我，在甲板上一同來回散步，直到半夜，而且還接連不斷地把您咒罵個不停哩！」 
這種同一艘軍艦的艦長難以和睦共處的情形，由於大家是對抗性地對待他，差不多把他看做是一個叛亂分子，好像是一個人在對付著任何其他的人一樣，還由於那種在軍艦上使他時常要經受的忍耐本領，至少是在我參加航行的期間內要有這種忍耐本領，因而更顯著地惡化起來了。我記得，有一位軍官告訴我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例：曾經有一個在阿德文丘艦上的軍需官，貝格爾艦第一次出航時，就是跟隨阿德文丘艦同行的。有一天，他奉艦長之命，到里約熱內盧的一家店舖中去，向店主購買糖酒，那時忽然走進來一個穿普通人服裝的小紳士。軍需官就對他說：「喂！先生，請您費神代勞，嘗嘗這種糖酒，告訴我它的滋味怎樣？」這位紳士遵從他的請求，嘗了糖酒，於是很快就離開這家店舖。那時店主便問這個軍需官道：「您知道嗎？您請求嘗酒味的那位剛才出店門到港口去的人，就是主力艦上的艦長嗎？」這個可憐的軍需官一聽到這句話，就駭得魂不附體，呆若木雞，他手裡握著的一杯糖酒也砰然掉落在地上了；他馬上跑回自己的艦上去。曾經在阿德文丘艦上的一個軍官向我肯定說，從此以後，無論怎樣去勸說這個軍需官，他再也不敢離艦上岸去了，因為他由於那次狎暱舉動而被駭壞了，一直就害怕再見到艦長。 
在回國以後，我只不過偶爾去會見費支羅伊，因為我恐怕會在無意之中得罪了他，使他激怒；此後有一次就發生過這種情形，以致幾乎不能夠相互諒解。後來因為我發表了一本像《物種起源》的非正教的書，所以他對我憤恨不滿（因為他已經成為十分虔誠的教徒）。他在晚年時，顯然完全是神經失常了：這顯然是由於他慷慨好施的本性而發生的。無論如何，在他去世以後，在整理他的遺物時，找出了他償付債款的收據。他晚年的生活是悲慘的——他用自殺來結束了一生，恰好也同他的舅父卡斯爾利勳爵的歸宿一樣；他們兩人的作風和外貌，真是多麼的相似。 
在很多方面，費支羅伊的性格是最高尚的；他是我很少見到的人物，但是那些嚴重的缺點，卻把他的性格搞壞了。 
（參加在）貝格爾艦上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決定了我此後全部事業的道路；可是，這卻取決於舅父的建議，要我乘車趕回到30英里外的希魯茲伯裡去，這樣微小的情況；而且也取決於我的鼻型這類瑣小事情哩。像這樣肯干的舅父，是稀有的。我始終認為，應該把我初次受到的真正的思想訓練，即教育，歸功於這次環球航行。當時我接受任命，必須去仔細研究自然史的幾門學科，因而改進了我的觀察能力，不過在航行以前，我的觀察能力已經有相當好的發展了。 
我對於自己旅行所到的各地的地質考察，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因為在這方面要發揮所有的推斷能力。起初在考察一個新地區時，只見到雜亂無章的一大堆岩石，比任何其他情形都難以處理，以致大感絕望。可是，如果把很多地點的岩石的層理和性質以及其中的化石記錄下來，經常對這些記錄進行思考，並且努力推測其他各處將會發現的情形，那麼很快就會搞清楚這個地區的雜亂情況，因而也就多少可以理解到它整個的地質構造了。那時我隨身攜帶了賴爾所著的《地質學原理》第一卷，經常仔細地研讀它；我在很多方面，從這本書中獲得了極大的益處。我開頭考察的第一個地區，就是佛得角群島中的聖地亞哥島；它使我清楚地看出，賴爾所舉出的地質研究方法，有驚人的優點；在我當時帶去的或後來閱讀到的所有其他地質學書籍中，其著者所提出的方法都不能及到他。 
我的另一項工作，就是採集所有各類動物，對很多海生動物作簡略的記述和初步解剖。可是，因為我沒有繪圖本領，也沒有相當的解剖知識，所以我在航行期內所記寫的一大堆原稿，都已經證明是無用的。因此，我浪費了很多時間，但是只有在甲殼綱方面獲得了一些知識，總算沒有白費，因為後來我在著寫蔓足類動物專集時，這方面的知識就對我有用處了。 
我時常在每天某一時間內，記寫自己的《旅行日記》，把我當時所見所聞都仔細而且生動地描寫出來；在這方面耗費了很多的精力；這是一種有益的訓練。我把自己這本日記充當家信的一部分，在遇到適當的機會時就把它分批寄回英國去。 
可是，上述的各種專門的研究工作，在同我當時養成的一種習慣相比時，就顯得不重要了；這種習慣就是：勤奮的勞動和對自己所研究的任何事物的專心注意。凡是我思考過的或閱讀到的一切，都同我已經看到的或者有可能看到的事物有直接的關係；這種運用腦力的工作方法的習慣，在整個5年的環球旅行期內一直繼續著。我確信，正因為有了這種習慣，才使我能夠在科學方面作出自己的一切成績來。 
現在我在回顧往事時可以看出，我對科學的愛好怎樣會逐步增強起來，而超過了對其他一切的興趣。在環球旅行最初兩年內，我仍舊保持著原來的打獵嗜好，幾乎是竭盡全力地去幹著；為了要採集標本，我親自去獵取一切鳥獸；但是此後，我就越來越經常地把獵槍交給自己的僕人，最後終於完全由他一人去獵取鳥獸了，因為狩獵工作會打擾我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妨礙了我對某一地區的地質構造的勘察研究。我曾經發現，不過是無意識地和不知不覺地發現：觀察和推斷工作的樂趣，確實是遠勝於任何的手藝和打獵工作的樂趣。在我身上，野蠻人的原始的本能，逐漸給文明人的後天習得的愛好所替代了。在這次環球旅行期內，我的思想，由於受到自己這些工作的影響而發展起來了；這種情況，大概可以用我父親所講的一句話來表達；父親是我生平所見到過的最敏銳的觀察家；他的性情，有懷疑主義的傾向，而且完全不同於顱相學的信徒；當我在完成環球旅行後回家時，他一見到我，就轉身向著我的姐妹們，並且高聲呼道：「啊！原來他的頭型完全變樣了！」 
現在回頭再來談談環球旅行方面。9月11日（1831年），我隨同費支羅伊出發到普利茅斯去，短期探望貝格爾艦。後來又回到希魯茲伯裡，同父親和姐妹們正式作長期的告別。10月24日，我到普利茅斯旅居，一直逗留到12月27日那天：貝格爾艦終於離開英格蘭海岸而開始環球航行了。在這以前，我們曾經試航過兩次，但是每次都給強烈的暴風驅回港內。在普利茅斯逗留的這兩個月內，我雖然用種種方法來克制自己，仍舊感到這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時期。當時我一想到要這樣長期遠離所有自己家中親戚和朋友時，就顯得沒精打采；而且當地的天氣，又使我覺得好像是陰霾重重，難以言表。除此以外，我還受到心悸和心痛的折磨，真好像很多無知的青年，尤其是像一個醫學知識膚淺的人那樣，就自信息上了心臟病。我沒有去就醫求診，因為恐怕醫生一定會對我下判斷說，我不適宜去航行；可是，我卻堅定不移，甘冒一切危險，決心要去航行。 
在這裡，不必再來談到這次環球旅行時所經歷的事件，就是我們到了哪些地方，干了哪些工作，因為在我那本已出版的《考察日記》一書中，已經作了十分詳細的敘述。直到現在，熱帶地區的植物界的壯麗景象，依舊比任何事物更加栩栩如生，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可是，巴塔哥尼亞高原的浩浩無邊的大荒漠，還有火地島的森林密佈的崇山峻嶺，當時卻使我心頭激起了宏偉的景象，因而也始終在我腦海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當地未開化土人的赤身裸體的形象，也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我曾經騎馬或者乘坐小船，穿過荒無人煙的偏僻地區，作了多次的考察旅行；其中有幾次，歷時達幾星期之久；這些旅行是很有趣的；當時行路艱難，有相當的危險，但是我卻不因此感到膽怯，以致中途折回，而且後來就習以為常，根本不顧這一切了。我異常滿意地回想到自己的幾項科研工作，例如我解決了珊瑚島的形成問題，闡明瞭一些島嶼（例如，聖海倫娜島）的地質構造。還必須指出，我發現了加拉帕戈斯群島中幾個島上的動物與植物之間的奇異關係，還發現了這個群島和南美洲大陸上的生物之間的奇異關係。 
在談到我自己方面時，據我所能作的判斷，在環球旅行期內，我由於對研究工作感到異常高興，殷切希望要把自己所發現的一些事實，增添到自然科學的偉大的知識寶庫中去，所以總是竭盡全力地不斷工作著。可是，我還有一種雄心壯志，很想在科學家中間取得相當的地位：我這種雄心壯志，究竟比我的大多數研究科學的朋友，是大些還是小些呢？在此不再來作出斷定了。 
聖地亞哥島的地質情況，使人很感驚奇，但也是簡單的，就是：從前有一股熔岩流，覆蓋著那裡的海底，把海底表面的近代貝殼和珊瑚碎屑層燒結成一種堅硬的白色岩層。此後，由於地殼變動，整個島就上升到海面上來了。可是，這一道白色的岩層，卻給我看出了一個重要的新事實，就是：這些曾經活動過的和噴發過熔岩的火山口，其周圍的地面後來又沉降到過海面下。那時候，我初次發生了一種想法，也許我可以把自己考察過的各地區的地質情況寫成一本書；這個想法當時竟使我高興得全身發抖起來。這真是我一生難忘的時刻啊！我能夠多麼清晰地回想到：當時我正坐在這個島的低矮的熔岩峭壁下面的海灘上休息著，炎熱而眩目的陽光照射在我身上；附近生長著幾種奇異的荒漠植物；而在我的腳邊，還有活的珊瑚體；它們生長在退潮後留下的水潭內。在環球旅行的後期，費支羅伊請我念幾段我自己的《旅行日記》；他聽了就宣告說，這是有出版價值的；因此，我又有了出版第二本書的希望啦！ 
在我們的航行將要結束時，我在阿森松島上收到了家信；姐妹們在信中告訴我：塞治威克已經訪問過我的父親，他對父親說，我將列名在卓越的科學家中間。那時，我還不知道他怎樣會打聽到我的任何工作成績，但是我聽說（我以為是在以後的來信中知道），亨斯羅在劍橋大學哲學會上，把我寫給他的幾封信宣讀過，並且把它們刊印出來，作為私人散發品。我已經把自己發掘到的化石哺乳類動物骨骼托運給亨斯羅；這些採集品也引起了古生物學家們重大的注意。我在閱讀了這封信以後，就用跳躍的步調，攀登到阿森松島的山頂上去，舉起自己的地質錘，用盡全力，去敲擊火成岩的巖壁，砰砰砰！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我的雄心壯志有多麼的大；可是，我認為，我可以真心實意地說，後來我雖然十分重視我的朋友賴爾和霍克等的讚揚，但是對一般大眾的意見卻不關心。我並不是想說，我著的幾本書獲得了好評或者是銷數很大，這還沒有使我感到滿意。但這種滿意只不過是暫時性的，因此我確信，我決不應該為了爭取名譽而越出自己應該走的道路。 
（畢黎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