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預言未來是要冒風險的。因為預測往往會出差錯，出了差錯難免出乖露醜。從前，關於航空發展前景的一些預言，就不止一次出過洋相。比如1903年傑出的西蒙·紐康教授宣稱，除非再發現一條新自然法則，否則，沒有氣囊根本不可能飛行。然而時隔不久，萊特兄弟就駕駛有翼飛機進行了歷史性飛行。 

這次失言對紐康教授來說是夠難堪的，而5年之後，這位無所畏懼的教授看到早期飛行發展緩慢，再次斷言說，任何人都能下這樣的結論：將來乘飛機要像今天乘火車一樣普及只是一種夢想。很顯然，到過現代化機場的人都會對這個說法感到忍俊不住。 
我憑經驗深知預言錯了是什麼滋味。話說回來，我也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為美國空軍制定的遠景規劃中，有些預測是相當成功的。由於這方面的鼓勵，我也想對不遠的將來發表一些看法。此外，我年已81歲，就這點來說，預測20年還是相當安全的。因為到了回頭驗看預測結果的時候，我早已遠離塵世，只好在另一個世界的科學殿堂裡進行回顧了。 
總的說來，目前的航天事業正面臨著類似於萊特兄弟初次飛行那樣的新時代。在研究了若干早期飛行前的文獻資料之後，我可以說，那時進行的研究工作，並不比我們現在航天學會會議上聽到的外行與科幻小說家提出來的東西更具有科學性。考慮到萊特兄弟成功之後的科學進展，我覺得上述情況也許是個好兆頭。 
我認為，今後10年，航天科學將是一塊造福人類的沃土。天文學、氣象學和通訊技術會有很多驚人的發展。在天文學方面，從地球軌道實驗室進行觀測，能更加精確地測定恆星和行星之間的距離以及外層空間的狀態。極稀薄氣體中超音速運動方面新知識的應用，將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康德、拉普拉斯和其他哲學家的太陽系起源學說。 
在氣象學上，由於星際氣體、太陽風和空間電磁場密度方面的知識逐漸增加，我們也許能夠精確洞察它們對地球氣候（颶風的形成）的影響。運用氣象衛星確實有可能發現大氣現象的規律；從而使氣象學真正成為一門符合邏輯的科學。 
一些樂觀主義者，包括我在內，一直相信控制天氣是可能的。不過，我認為這是遙遠的後事了。 
從航天技術最早得到好處的將是遠距離通訊。我認為，在今後數年內，遠距離通訊會不斷取得巨大進展。看來，運用現有技術就能發射一系列人造衛星，用於解決全世界電話和電報通訊問題；最佳方案是發射幾顆週期為24小時的人造衛星，跟地球同步運轉。其優點是，任何時候都有一顆人造衛星停留在天空中一個固定位置上。今後幾年肯定會湧現出許多人造衛星發射計劃，從中可以選擇一個切實可行的計劃付諸實施。 
不少性急的記者訪問我的時候，總要我對空間旅行作些猜測。我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我堅信它將會以某種方式實現的，而且比很多人設想的時間可能更早些。儘管我們已經熟知空間飛行的基本原理；然而，具體實現的時間，則要取決於航天技術的發展了。 
不言而喻，月球是空間旅行的第一站。眼下，蘇聯正考慮以載人繞月飛行作為向月面登陸的過渡。我們也在研究這個方案以及其他種種方案，比如，從地球上直接把宇航員發送到月面就是其中的一個方案。總而言之，人類急切需要探索，正如德國幽默作家莫裡茨·布赫所說的那樣，遠處總有好地方，這裡還是我家鄉。 
我和弗朗克·馬林納考慮到在月球著陸肯定能行，因此早在1960年8月23日，我們就開始探討在月球上建立第一個有人實驗室的步驟。 
毫無疑問，月球實驗室是一個工程浩大的國際性項目。據粗略估計，它的建造費用高達每工時8萬美元這樣一個令人瞠目的數字。那麼，月球上能搞哪種類型的實驗室呢？從月面極高和極低的溫度著眼，是搞移動式還是選擇一塊地方建固定實驗室恰當呢？在月球上搞什麼科學研究才值得花那麼大代價呢？ 
我倆認為，從長遠的觀點考慮，應該組織一個專門委員會來研究上述一系列問題。 
馬林納這人有時明顯地體現出得克薩斯人的性格。他答道，「說幹就幹，我們馬上動手擬定一份國際月球實驗室委員會成員名單。」 
我們兩人討論月球問題時，正在一家餐廳品嚐地球上的美味。干是，弗朗克就在菜單背面開了一張名單。第二天，國際航天協會就予以批准，並同意馬林納擔任主席，英國的焦德雷耳·班克天文臺射電望遠鏡的負責人伯納德·勒維爾為副主席。有幾位成員認為，現在就研究有人月球實驗室為時過早，這倒不是登月飛行在技術上有多大困難，而是在於宇宙射線和長期失重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性還沒有進行過深入試驗，其影響程度不大清楚。儘管如此，委員會還是受到鼓勵，把研究工作繼續搞下去。 
我們離開餐廳時僅僅提出了一些設想，而數月之後，到了1961年，國會通過了肯尼迪總統提出的議案：1970年年底前把一名美國宇航員送上月球。這樣，馬林納的研究計劃不再是一紙空文，而成了一項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研究計劃了。 
在月球上著陸並建立實驗室之後，我們還要不要飛向其他行星呢？我看是要去的，起碼也得飛到火星和金星上去。在最佳條件下，宇航員花1年左右時間就能飛個來回。至於能否飛到其他恆星上去，我看指望不大。因為最近的一顆恆星——半人馬星座的X星離地球4.3光年。這就是說，即使以目前技術上無法達到的光速飛行，宇航員也得費4年多時間才能到那裡。德國的尤金·桑格爾認為，利用光子火箭，有可能達到這個目的。不過，眼下只是一種假想而已。 
從理論上講，若搞得出一種熱核聚變的控制方法，桑格爾的光子火箭也許能行得通。不過，老實說，展望飛行速度達到光速的火箭，實非我力所能及。即使技術上到了這一步，飛到比鄰的恆星上去，也要5年到30年時間。從人類的角度看，一個人為了登上恆星而關閉在座艙裡耗費掉自己短暫的生命也是愚蠢的。聽說有人提議在漫長的旅途中可以把宇航員冷凍起來。說句笑話，這可是個冷冰冰的生活方式，在等待解凍期間，一路上，他可要失去不少進餐廳享受美味的良機呢。 
我也聽到這樣一種說法：根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推測，當一個人以光速運動時，生長速度會緩慢得多；因此，宇航員到達某個恆星時仍然是年輕人。我想，這是對物理學的一種誤解。因為人的生長過程並非單純按照數學規律。這個問題，我跟我的物理學家朋友們熱烈爭論過。我堅信，人的生長過程不光取決於時間，而且與另外許多因素有關係。 
目前，儘管人們在大談特談空間，但只要地球上還覆蓋著空氣，只要人們還得靠呼吸空氣活著，飛機就不會消失。軍用和民用航空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今後越來越嚴重。機場要佔用巨大面積，噪音公害不斷增加，這將迫使機場離居住區愈來愈遠。有人設想，在沿海城市，將機場建在水面上，採用兩棲飛機（格萊恩·馬丁預言，水上飛機將會復興）。
軍用航空方面，飛行速度仍然是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它要求起飛和著陸過程實現徹底變革。比如，成敗取決於飛機航速和靈活性的戰術飛機，要盡可能與跑道長短無關。做到這一點，勢必要創造出一些簡化起飛與著陸條件的新方法才行。採用滑行架、彈射器或噴氣助推起飛都是可能的解決方法。另一種辦法就是採用垂直升降系統。 
將來，在極高的空中飛行毫不足奇。我堅信，我們正處於一個新時代的起點。到時候，沖壓式噴氣飛機、火箭和各種組合式飛機都會發展到我們今天很難估計的程度。也許可以料想，這些飛機從地面起飛，穿越大氣層，達到一定速度和高度，進入地球軌道後靠慣性飛行，然後重返大氣層，像普通飛機一樣選擇著陸地點。這就是我心目中未來的飛機——人造衛星飛機。 
至於說到技術革命對個人及個人生活的影響，毫無疑問，這種影響將不斷擴大。比方說，我們不難預見，嶄新的工種將層出不窮，有些熟知的舊工種將會逐漸消失。從航天工業和電子計算機行業的發展過程來看，這點已經是一清二楚了，例如，電子計算機行業中的程序設計員和「軟件」專家，這是一種前幾年還無法料到的新職業。 
技術發展的勢頭雖然很猛，而且將繼續下去，然而，我卻認為，要是把它對人們生活的影響看得大絕對了也是不明智的。可以肯定，它不可能使以前的技術工作和經驗教訓都作廢。比方說，航空界現在有一種說法：在空間時代，空氣動力學過時了。我根本就不信這種說法（前幾年我在康奈爾大學講學時談過這個問題）。很多飛機設計的基本問題，在導彈和其他飛行器設計中照舊存在。要是這些問題消失了，那才真怪呢。我看，一個人應該通達些，如果從廣闊的角度來觀察技術發展，他就能懂得過去和將來對人們思考問題和作出決定是同等重要的。科學的發展是永恆的；幾千年前就開始起步的科學將繼續不斷前進。那些根基深厚的科學原則，根本不可能變為轉瞬即逝的過眼煙雲。 
此外，有人常問我，科學家對自己的同胞應該肩負什麼責任，在社會上又應該發揮什麼作用？ 
從整體來說，我認為科學家無需促使或勸說政府按自己的意圖行事，只要把運用某種科學方法可能導致的實際情況提供給政府就行了。科學家不必去制訂計劃，而應該分析做一件事可能產生的後果。照我看來，一個科學家對待公共事務，既不要像泰勒那樣不聞不問，也不要像愛因斯坦那樣管得太寬。 
有些科學家非常害怕與軍事部門合作。愛好和平的馬克斯·玻思過去常指責我「加入」了美國空軍。我的好友尼爾斯·玻爾在第一顆原子彈試爆之前就離開了洛斯·阿拉莫斯試驗場，拒絕與軍方再發生任何瓜葛。而我卻一直認為，我與軍事部門結合是很自然的事情。作為科學家，我感到軍事部門是很好共事的團體。眼下我還發覺，在這個有缺陷的世界上，軍事部門是有資金、有幹勁的機構，能迅速而有效地推動科學向前發展。 
我無意為軍事與科學合作做一番粉飾，也不妄想從中得出什麼永恆的哲理。然而，有一點可以充分肯定：恐懼戰爭和為科學而科學的單純科學觀點相比，前者對促進導彈研究的作用要大得多。在某些科學家看來，這個動機不純，但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科學都包含著這樣的矛盾：自古以來，科學和科學家一直是在為戰爭搞創造發明與解開宇宙之謎和揭示物質微觀結構之間進行抉擇和艱難前進的。我認為，軍事與科學合作的基礎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鑒於當今世界越來越依賴武裝力量，科學家有必要充分利用軍事部門的支持來發展科學。 
此外，科學與軍事合作還有一層理由。我始終認為，處於軟弱地位去侈談國際合作與裁減軍備用是無濟於事的。聖經的舊約全書告誡說，要達到目的，最好有一根大棒；你不一定非用它不可，有它你就能隨意商談，不受干擾。 
我非常尊敬玻恩和玻爾，但始終不理解他們的理想主義立場。毫無疑問，我當然願意與他們看法一致，不過，那只有當戰爭從地球上消失以後才成。在我看來，一個理想主義者對他無法控制的局面談得再起勁，充其量不過是畫餅充飢而已。 
當代科學家的基本信念是什麼？這個問題恐怕只能概括地談談。我是一位哲學家的後人，我始終篤信那些穩定的、超越當代緊張形勢和種種困難的哲理。當我進入一生中第9個10年的時候，更加相信上帝對人類是公正的。我們將在毀滅的幽靈手下存活；創造戰爭武器的科學也能建設和平事業，這一點往往容易被人們忽視。發射防空導彈的工具也能把人造衛星送上軌道預報天氣；製造原子彈的科學規律已經成為向疾病鬥爭的有力武器；致命的毒氣也可以用於救死扶傷。有朝一日，絕大部分科學力量將會造福於人類。 
簡而言之，我是個樂觀主義者，堅信未來是美好的。要是我做的一點微不足道的工作對此有所促進，那我就心滿意足了。 　（曹開成　譯）